上揚唱片行事件 壓不扁的台灣之歌
陳宗逸
2008/11/13 第660期
一首由前文化總會策劃發行的「台灣之歌」-戀戀北迴線,意外引爆馬政府暴力警察的查禁,而這種「禁歌恐懼」的荒謬劇情也讓學生自發性發起靜坐抗議的「野草莓學運」。

一首歡樂的「戀戀北迴線」,用福佬語輕快唱著「世外的桃源,美麗的台灣,自由自在,幸福台灣人」,竟然掀起了近年來台灣民主運動不可思議的衝撞高潮。一間小小的非主流唱片行,三十年來默默經營著進步、非主流音樂市場,也藉著這一片「台灣之歌」專輯CD,成為台灣最新爆紅的「民主聖地」,這一切來得突然,讓人始料未及。


重演  上揚宛如天馬茶房


陳雲林來台灣引起持續一周的強烈抗爭活動,最引人入勝的高潮,竟不是民進黨中央費心設計的「守夜、圍城」,反而是由民眾自發起而抗暴的「上揚唱片行事件」。許多人說,十一月四日晚上的上揚唱片行事件,激發了來自全台灣各處的激憤民意,帶動了後續幾天對馬政府賣台親中政策的抗議高潮,上揚唱片行就如同六十一年前的天馬茶房一樣,一樁偶然的突發事件,引爆了全台灣風起雲湧的抗暴高潮。


被北投分局局長李漢卿,率眾警員硬闖上揚唱片行關機的音樂,事實上是一張由前民進黨政府文化總會策劃發行的第二屆「台灣之歌」活動所製作的唱片,這首輕快的歌曲叫做「戀戀北迴線」,是專輯裡面倒數第二軌曲目,本土派音樂家黃麒嘉先生作詞作曲,由台大合唱團娓娓以福佬話唱著。上揚唱片行老闆娘張碧女士,特別在群眾包圍晶華酒店、劍拔弩張的抗議現場旁,藉著唱片行播放這首歌曲,吸引了零星幾位民眾在唱片行門口輕快共舞,只是短短不到幾分鐘時間,即遭遇到警察蠻橫暴力闖入關機的命運。


就如同二二八事件當年,位在菸販取締事件中心的天馬茶房,是個匯聚各路前衛文人、進步青年和落魄藝術家、音樂家的聚會場所一樣。成立三十多年的上揚唱片,也一直是台灣獨立音樂、另類爵士和稀少品牌進口的重要支持者。天馬茶房內,常坐滿了心懷各種思想、理想和創作的年輕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中國緝煙官員壓迫台灣小販的那一幕。而今上揚唱片行外,也有一批不滿中國官方代表囂張行徑的民眾,藉著「台灣之歌」表達內心如同六十一年前的那股怒火。


禁歌  凸顯仇視台語傲慢


上百位音樂界學者、廠商和藝術家、樂迷們公開聯署支持上揚唱片行,認為「只因為播放的是台語歌,警察竟然衝進店裡禁止播放」,這是「禁歌時代重起、警察擴權、威權政治重返的前奏,令人不寒而慄。」年輕員警在抗議現場聽到以福佬話演唱的台灣歌曲,直覺產生「禁播」想法和暴力舉動,久經黨國體制訓練出身的北投分局長李漢卿,事後歡迎店家「要告來告」,對於台語歌曲的仇視和理所當然的鎮壓態度,猶如六十一年前緝煙官員傅學通等人的嘴臉,讓人訝異的驚覺,二十年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竟然因一首台語歌的播放問題幾近崩解。


「禁歌恐懼」在台灣民主化二十年、本土化十二年之後突然竄起,伴隨著「戒嚴壓制、中國併吞」的恐懼感一起發酵,更讓這張「台灣之歌」專輯CD成為一片難求的熱門商品。這個「禁歌恐懼」,伴隨著一種執政者「仇視台語」、「仇視多元文化」的傲慢,特別是在馬政府強硬配合中國政策,準備力推「漢語拼音」,甚至教育部配合語言反動學者,將來大幅增加「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並且加重文言文教學,強制台灣下一代接受已經消失近二十年的激進中國文化教育,更讓享受了民主化、本土化的這一代年輕人,加深心中對這股突然迎面襲來的災難充滿無奈的恐懼感。


突圍  台語歌藉電影復活


語言查禁政策過程中,那種失落的恐懼感,數十年來徘徊在中、老年台灣人階層的心中,久久無法消散。資深影劇記者黃仁在《悲情台語片》一書中描述台語電影史,認為「台語片的歷史,正好和台灣民族史一樣,是一頁孤苦的歲月,誕生於五○年代的台語片,……政府所有對電影的輔導和獎勵,都特別標明限於國語片。」而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一九五五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從此國民黨政府擁有正式法源,可以從電台開始下手禁播台語歌曲,當時「唱片需要電台播放才能推銷,電台不能播放的歌曲就賣不出去,達到了國民黨當局壓抑台語歌曲的目的。」


當年能夠突破國民黨當局的禁制,並且得到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人熱烈支持與歡迎的,就是被稱為「寶島歌王」的文夏。在壓抑台語歌、台語電影的一九五七年,文夏推出第一張唱片,包括「男性的復仇」等歌,都造成轟動,一九六二年,文夏開始主演電影,當時台語電影是在廣電政策壓迫下,台語歌唯一能夠廣為暢銷的管道,文夏的台語電影從【台北之夜】開始,一連串「阿文哥流浪」系列故事,一直不間斷拍到一九六九年的【再見台北】才結束,因為台語歌受歡迎,電影伴隨賣座,台灣人在當年,用電影賣座的成績,對抗國民黨的無線電廣播管制法。文夏當年的台語歌、台語片熱潮,宛如今天【海角七號】電影賣座奇蹟的前奏曲。


拒唱  台語歌星只好出國


要壓抑這股來自民間自發性的支持台語影視歌文化的力量,國民黨還有多種花樣。例如對演藝工作人員採取證照限制,當時有所謂「演員證」和「歌唱證」的制度。一九七○年前後,警總頒布每位擁有歌唱證的歌星一本《愛國歌曲集》手冊,如果歌星不配合演唱這些愛國歌曲,主管機關就不續發歌唱證,沒有歌唱證的歌星就沒有辦法公開演出,這個制度讓許多依靠台語歌曲維生的歌星失去表演舞台。當時,公開站出來反抗這個政策的,就是文夏。因為反抗,文夏拒絕公開演唱,也失去了表演舞台,最後只能出國發展,許多台語歌星如洪一峰、郭大成等人,也都有類似遭遇。


同樣的,在台語電影受到一般觀眾瘋狂歡迎的一九六○年代,國民黨也採取種種壓抑手段限制台語電影,但是最終都面臨失敗。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電視開始取代電影、廣播成為民眾休閒生活的重點。根據黃仁的描述,「台灣電視誕生,整個影業都受到打擊,台語片突然減產了,不少影史家竟肯定台語片在電視免費送到家的情勢下已經完蛋了。這種台語片的『死亡論』,居然刊登在好幾本中國影史中,影響後來不少記者跟進。不料到一九七○年代,台語片由原來最盛期的年產四十部,增加到一百多部,……台語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根』,台語片的新生,正是台語文化的『根』再發新芽。只要『根』在,台語片就不會死亡。」


壓制  國民黨政府很鴨霸


對於本土語言的壓制,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手段。不僅在台灣進行,香港人也曾經深受其害。香港浸信會大學歷史系教授鍾寶賢,在她的《香港影視業百年》論文中研究指出,「早在一九一○年代,國民黨便在中國推行『語言統一運動』,把從前北京地區說的『官話』(Mandarin)易名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並把它提升為全國唯一的法定語言。一九一八年引入法例,禁止民間的教科書以『地方語言』(Dialect)書寫,規定『國語』是教科書唯一可用的書寫媒介。」


「三○年代,香港已經成為亞洲粵語電影的生產中心……為了進一步抹殺方言的生存空間,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頒布新命令,禁止拍攝粵語電影,粵語影壇嘩然,失去內陸市場,粵語片前景堪虞……至一九三七年,因為中日戰爭爆發,粵語片的命運突然扭轉,香港自此反而成為粵語片製作的避難所。」


中國人政權一向用壓抑地方語言文化的態度,來維繫政權與文化詮釋權的權威性。而當年香港人因為歷史偶然而留得一片天,台灣人則是想盡方法要突破法規的牢籠。當年文夏選擇抵抗,而黃俊雄主導的電視布袋戲,則鑽法規漏洞,因為出版法與戒嚴法都沒有規定布袋戲的主題曲如何發聲,也因此一九七○年代之後,電視布袋戲取代台語歌、台語片,成為台灣人主流文化的發聲管道。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廣電法頒布,嚴格管制廣電媒體內容,其中為了推行國語政策,納入了語言限制規定,明文規定電視台方言節目每天不可超過一小時,並且規定「……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訂之。」當年新聞局長宋楚瑜壓抑布袋戲,即因此法頒布而來。


殘暴  第一線軍警殺紅眼


由於長時間的壓抑本土語言政策,以及主流媒體、教育制度的全面「中國化」,讓台灣警察對台語文化、創作產生「仇視」心態,甚至直覺認為台語歌會「引起衝突」,也是上揚唱片行事件爆發的關鍵因素。此次馬政府動員來自台灣各地的基層警員,鎮壓抗議陳雲林的大批群眾,這批人數高達七千人以上的基層警員,年齡大約二十歲出頭,皆為剛剛畢業和受完訓的基層警察,加上站第一線對抗議民眾暴力相向的替代役男,皆是台灣民主化二十年以來產生出的新一代員警,這批完全與以往戒嚴時代台灣歷史無關的新生代,對於本土文化的仇視與不耐,讓人非常訝異。


一位十一月四日、五日皆在抗爭現場、曾任國安會、國防部的民進黨籍前官員低調認為,「這批員警、特別是替代役男,對付和平抗議的民眾,手法非常殘暴,看那些被推到第一線的替代役男,用棍棒與盾牌瘋狂毒打弱小女性抗議民眾,簡直是『殺紅了眼』。這批警察和美麗島時代的憲兵不同,當年的憲兵是清一色『忠貞愛國』的領袖鐵衛隊,帶隊的、領頭的都是外省人,而現在站在第一線毒打民眾的,則是享受二十年民主政治環境的年輕人,對台灣歷史完全無知,但是在媒體、教育和主流文化的洗禮下,成為殘暴警察。而帶隊硬幹的分局長,也是不折不扣的台灣人,甚至還是獨派大老的親戚,馬英九的手段非常漂亮,讓台灣人打台灣人,他們外省權貴集團則在旁邊看笑話,甚至當和事佬,這是和美麗島時代完全不同的情況。」


「這個跟現在緬甸軍政府訓練殘暴軍人,專門用來屠殺民運分子一樣,也和當年韓國光州事件,全斗煥政府派嫡系的空降特戰部隊,服毒藥喝烈酒殘殺光州市民的方法一樣,獨裁政府培養出身背景和抗議人士一樣的軍警人員,卻用教育、訓練洗腦,讓軍警分子產生一種『文化優越感』,認為自己優越,抗議民眾則低賤。當年光州事件發生,光州地區也一直被韓國中央政府壓抑發展,成為邊陲、落後的象徵。而緬甸軍政府的軍警,都來自貧窮基層家庭,受的教育很少,一看養尊處優的大學生要求民主自由,都會從心裡面產生蔑視感和不平衡,很多鎮壓事實上是階級仇視屠殺的結果。』


學運  清新力量反動執政


上揚唱片行事件的效應非常深遠,包括事件當天晚上,激憤民眾在晶華酒店外徹夜包圍陳雲林一行人長達八小時,第二天發生的台北美術館暴力衝突,以及更重要的「野草莓學運」靜坐。尤其學生集體靜坐的抗議,更是針對馬政府「禁歌」的舉動而來。「禁歌恐懼」是白色恐怖時代的特徵,在台灣消失已久,尤其年輕一輩學生根本沒有經歷過這段時代。而今馬政府警察硬闖唱片行禁播歌曲,行徑猶如中國公安在北京戒嚴時打擊各種多元文化的表現,在今年北京奧運前後,中國內部多起違反人權、壓制表現自由和打擊少數民族的事件,更讓這批青年學生印象深刻。如今同樣荒謬的劇情在號稱民主的台灣上演,也讓學生產生了無法壓抑的恐懼感。


尤其,閃靈樂團的Freddy,因為一件T恤上的口號,竟然被警察蠻橫拉扯禁制行動,更讓整個「禁歌恐懼」,迅速延展成為一種「表現自由」遭受迫害的社會氣氛。猶如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灣警察在街頭任意檢查青年服裝、髮型的社會再現,這對於接受民主制度二十年文化洗禮的年輕學生,是種遭深刻打擊的震撼。也因此,學生的「野草莓學運」,短短幾天如野火燎原一般,不分藍綠陣營的大學生,因為言論、表現自由而聚在一起,高達五百位大學教師站出來力挺,這批教師的進步色彩濃厚,多為理想主義者,沒有清楚的黨派傾向,塑造了這一代學生的新面貌。這股清新力量,是連當年野百合學運時代,都看不到的例子,給馬政府的反動執政,衝擊尤其強大。


由一個小小的唱片行偶發事件,衍生成為壯大且自發性的學生運動,就有如當年天馬茶房前的一場緝私鬧劇,二天之內透過電台號召,演變成全台灣對國民黨政府的抗暴運動,並且接續著對中國人政府的暴虐、欺騙、貪瀆提出強烈抗議,還衍伸出近代台灣第一個向中央政府要求高度自治的政治綱領(民間處理委員會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四十二項要求),甚至還有近代第一支台灣人自發性組合的武裝起義隊伍(二七部隊)。這些不斷創下紀錄的訴求,都是由一樁小小的天馬茶房衝突而連動出的歷史效應。


契機 善用民怨浴火重生


據說,此次在陳雲林來台之前,國民黨馬政府透過國共平台,和北京之間已經達成「陳雲林眼睛所見之處,絕對沒有象徵台灣主權的物體」的協議。也因此,台灣基層警員、主管「揣摩上意」,「競相表功」向馬英九輸誠的動作頻頻,不僅警察、特勤人員查禁象徵台灣主權的物品(如國旗標誌、播放台語歌),絲毫不手軟,卻對於中國五星國旗給予禮遇,甚至馬英九還說「對國旗的熱愛,超過每一個民進黨人」,以主權標的物來反面嘲諷抗議民眾。雖然如此,抗議民眾、包括為數驚人的年輕族群,依舊以表現自由和人權,持續與國民黨抗爭而不悔,這股強大的人民力量,民進黨是否也感受到了?


前黨中央幕僚認為,「民怨的癥結點在哪??真的只是中國黑心商品和經濟不好嗎?台灣人產生的危機感,來自於國家被消滅、文化被壓制和民主制度毀滅的危機,十一月五日晚間會失控成暴力對峙,馬政府有意無意地塑造輿論、現場特務黑道的參加和挑釁,民進黨在浴火重生之際參與行動,這個過程中是否感受到了真正的民意?找到方法與這股力量共存,才是民進黨重生的契機。」


一首簡單、輕快的台語歌,竟引爆馬政府上台以來,台灣民意對國共和談、出賣台灣的恐懼和不滿的所有能量,對於親中賣台、國共和談,台灣前途不確定感,以及經濟生活轉差、生活安全環境急轉直下的失落感,讓「台灣之歌」意外成為台灣歷史轉捩點上的偶然。上揚唱片行會是二十一世紀的天馬茶房嗎?這可能是當時上揚唱片行老闆娘,順手打開音響時所沒想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