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台派歷經扁家帶來的政治土石流後，國民黨不但復辟成功，整個社會也面臨台派被集體清算（精神與物質）的慘況。我猜台裔日本文豪黃文雄，大概是因為這樣，就把他往昔回台找幾個好友吃尾牙的聚會活動，擴大為文化界的尾牙聚餐，由他作東的此項尾牙宴，每次邀約近百人，已經持續舉辦了幾年。每次獲邀參加這項聚餐，私底下我都會說「很像台北橋下的尾牙」（指為遊民辦的寒冬送暖公益尾牙宴）；這樣說是有點自我解嘲的意味，但想想，黃文雄並不是一個企業家，他是一個七十多歲、純粹用手寫筆耕，靠賣書版稅收入生活的文人，拜日本讀書風氣鼎盛之賜，他還能有些收入來關切台灣這些苦哈哈的文人。像今年我就向他表達了過意不去的感覺，他笑哈哈跟我說：放心啦，去年度我的書賣得不錯，將近四十萬本呢……。
大文豪黃文雄在日本是批中顯學的泰斗，去年因爆發了釣魚台事件，日中處於一種劍拔弩張的狀態，非理性的中國社會，更對在中國經商的日本人，展開瘋狂攻擊抵制，在本國的日本人，內心之悲憤乃可想而知。黃文雄的書因而大暢銷，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的過意不去也不是在講這個，在後來的餐後致詞，我有稍稍補充提到一些看法──這將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
那一天的餐會，出席者資深、年輕的都有，像是作家鄭清文、鄭欽仁教授、莊萬壽教授、李敏勇、廖宜恩、薛化元、謝志偉……，幾家台派出版人、作者、紀錄片、社運工作者、台教會學者、媒體人等等，我在主桌和黃文雄、鄭欽仁、莊萬壽等大老共坐，鄭欽仁教授一看到我就說：啊！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在策動報紙橫排左到右改革，我和梅廣（他們兩人都是台大名教授）都幫了忙……。那一瞬間我楞住了──對啊，多麼奇妙；人家說「成功不必在我」，我心想，有時我們的「境界」還超過這一層呢，因為我們根本就忘記了，曾經做過這麼一件，相當有文化意義的重要事。我在內心不禁為「我們這一群人」，鼓起掌來。
黃文雄在一家本土味十足的台菜餐廳請客，菜色非常豐富，按照往例，最後一道菜端上桌以後，就請各桌推派代表上來拿麥克風講話。那一天新生代、中生代和部分媒體人發言很踴躍，主要就是圍繞在國共聯手侵蝕台灣生命力的話題，也有人慷慨激昂表示「溫水煮青蛙」，已經煮到「八十度了」……等等；一年輕人則說不能坐視台灣被侵犯，真的有那麼一天，「那就踩著我們的屍體前進吧！」……這樣的場景頗像昔日黨外時代的抗爭喊話，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最後到了主桌，主持人當然就請大老級鄭教授與莊教授發言，但他們都很客氣，說推派我先講，麥克風隨即塞到我手上。我站起來說了很簡短的話，主要是兩件事：第一，我說連續幾年，黃文雄都要搭乘飛機千里迢迢來請客，但他畢竟也只是一個「手工業」的文人（他勤於筆耕，一年寫三十本書，所以總數能銷售到四十萬冊），年紀也不小了（七十五歲），這讓我很感慨──「試問，今天這一場，為什麼不是本土報老闆花錢請客呢？」第二，我說剛剛聽了一些心聲，我的感想是：「台灣人別再有勇無謀了」，「危機意識」固然很重要，然而如果我們只是「販賣這一味」，那就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那人家還要理我們做什麼？有勇，也要「有謀」吧？
我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譬如一見到鄭教授時，他提到改革報紙橫排左至右的事，現實上在場已經沒有幾個人知道那件事，因為那已經是理所當然，大家都在做的事。然而在二十五年前，那仍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程，原因是「兩大報」（中時、聯合）像一座山擋在我們門口，那就成為一種生活律法，旁人是不能違背或更動它的。我們因此從我在服務的本土報做起（那時本土報是簽約委託經營，報老闆幾乎不插手管事，不像現在不但管事，還成為雖有量卻只見其小的「蘇報」），我就先用我在文化界累積的一些聲望，去拜託有學養的大學者（如鄭欽仁是古中國史泰斗、梅廣是中國語文大師，而莊萬壽則是保守的師大，少見的台籍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出面寫文章、座談會支持我們的改革，這樣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把理論基礎打好──你看，為了推翻那種「中文橫排必定右至左」的莫名其妙傳統，我們還是要那麼有耐心、有方法去舖陳，遑論其他？而縱使我們做對了、也堅持下去，「兩大報」中時與聯合，也還是又僵持了三年，才心不甘情不願改成橫排左至右，這樣看來，我們在推行的台灣主體運動超級工程，又怎能有勇無謀呢？
以上大約是我的談話內容。關於第一點，其實我是在點出台派困境：本土報已成台派的文化霸權，但它同時卻是文化的陌生客，甚至是鄙視文化人的金錢至上主義者──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本土報老闆和旺中老闆，其實像是孿生雙胞胎，人文素養淺薄，更談不上什麼台灣人文化使命感。他們和昔日的報老闆，如吳三連、吳基福、余紀忠相比，除了鈔票很多以外，文化質素多顯貧乏與輕浮。然而我又認為旺中老闆較之本土報老闆，更有改進可能，因為他受到了較多社會輿論關注與監督，本土報則比較可能繼續被寵壞，如同有些被溺愛的獨生子，因特異人格為家庭帶來悲劇，大家也無可奈何。餐會那天就有學者與文化人跑來向我抱怨，看到本土報的文化表現如此糟糕，大家都很憂心。
而談到了台灣人的「有勇無謀」，我認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有勇無謀烏龍事件，乃一八九五年唐景崧與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歷史，唐是總統，丘逢甲副總統，日軍還未出現，兩人已捲走台灣士紳大筆建國捐款潛逃──這個故事聽來很像是一百多年後的扁家事件，令人怵目驚心（阿扁第二任竟忘記台派是在叢林作戰的危機意識，在新潮流的掩護之下，大搞內鬥又坐令家人搞錢，彷彿在過拉斯維加好日子）。然而這就是人生教訓：原來歷史是會重演的，而悲劇重演的「上帝懲罰公式」裡面，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台灣人從來不去正視這些；從來不承認自己就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民族──你看這個文化霸權本土報，它在扁家事件發生後，可曾認真面對檢討過？不但沒有，它甚至還棒打那些純真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那些真誠為了台派生存而批判扁家的良心人。
最近國際級大導演李安回到台灣，曾有返故居台南之行。台南市長藉機接待李安，也帶李安去巡禮八田與一在南方的足跡，試圖說服李安拍一部紀念八田的電影。這個企圖心是好的，但李安也表示，他雖有心共襄盛舉，問題在目前已有的八田故事，「實在太簡單、太單調」，比重不足，要拍成國際級好片，仍有很長的差距。
我想李安的這一小段話，已足以顯出台灣人的集體困境──當我們的社會只存在兩種路線，一種是統派文化霸權，雖較有深度與厚度，卻從來只有對中國經驗的懷舊，而無血濃於水的台灣元素；另一種是台派文化霸權，既無深度與厚度，又對本土人文無感，只有淺薄短暫的人際關係考量，這樣的「文化窮困」──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李安之嘆也就可以想見了。
總之，讓我們別再當一個「有勇無謀」的台灣人，徹底擺脫有勇無謀魔咒吧，這一條路還很漫長艱辛，也不是那些趨炎赴勢派所能撑得起；我們須要培養更多「真正的」勇氣與智慧。
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