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去世的柏楊，在一九九九年人權日落成的「綠島人權紀念碑」（原名垂淚碑）上，題了一段碑文：「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其實哭泣的女性不只母親，還有許多受刑人的妻子。但她們極少人有機會，或有足夠的文學功力，像季季那樣把內心的傷痕寫下來。

白恐扭曲人性  寧為沉淪的人

比較不同的是，季季的傷痕來自受刑人的家暴。一九六四年五月，卅七歲的楊蔚在出獄五年後，與小他十七歲的季季結婚，由朱西甯證婚。當時楊蔚是知名記者，來自雲林永定鄉下的季季（本名李瑞月），涉世未深，但立志文學，憑其早熟的文才，已開始專業寫作。夫妻都愛文學，後來都享有文名，這應是一段文壇佳話。

然而四十年後，季季回顧這段她形容為「漫長的懲罰」的婚姻：「從小被父親教導做人要誠實的我，婚後不久就開始面對謊言、賭博、偷竊、謾罵、暴力，以及睡夢中的尖叫......為了可憐的自尊，我隱忍一切......一個沉淪的人，繼續沉淪。一個無告的我，瀕臨崩潰。」

所謂「沉淪的人」，自然是指楊蔚。在季季眼中，他的情緒一向陰沉起伏，而且是她所遇過最不誠實的人。就《行走的樹》所描述的種種情節來看，楊蔚的欺騙手段令人吃驚，幾乎可用「職業化」來形容。季季說：「這個曾經受過中共地下訓練的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就編製了一套任何人在那個時代都無法查證其真假的劇本......一切的虛假偽造都被合理化，說謊則是他們存活下去的本能手段。」

這句話入木三分。確實，說謊是白色恐怖時代最大的特色之一。國共雙方不管怎樣勢同水火，都以謊言作為共通語言，也以「義正辭嚴」的謊言，包裝赤裸裸的政治鬥爭。作為被鬥爭的對象，無論在中國或台灣，無論是匪諜或國特，無論是有影或無辜，為了保命，只能說謊。楊蔚在偵訊階段如果不說謊，否認涉案，早就去馬場町報到；在服刑期間如果不說謊，積極「交心」，也必然出獄無期。事實上，整個台灣謊言瀰漫，有些尤其道破不得，戳破「反攻大陸」神話的雷震、彭明敏；乃至不小心犯了「世界偉人」神話禁忌的柏楊，都要獄中見。

紅色死亡遊戲  學到出賣本領

但白色恐怖最可怕的地方，是在許多情況下，說謊也不能保命，必須「徹底坦白」，出賣別人；尤其當被出賣者不是歹徒，而是理想主義者時，「誠實」變成了最壞示範。楊蔚用「誠實」陷害同志，和高晞生用「謊言」犧牲自己、拯救同志，恰成強烈對比。然而楊蔚的出賣罪是體制造成的，是那個把人權侵犯已經運作得熟極而流的體制，滔天犯行的大海一滴。

在那個體制下，當你被捕，成為特務的俎上肉時，誠實或說謊都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以生命做賭注。特務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羅織，無辜的人往往被整得死去活來而「承認」犯行，一旦承認下場更慘。在這種情況下，你要說真話？還是說假話？而像楊蔚這樣具有紅色背景的人，情形更為複雜，他必須全神貫注和特務鬥智，那是一種死亡遊戲，真話假話都要講，就是不能講錯話。

楊蔚顯然在這場鬥智遊戲敗下陣來（事實上，幾乎沒有人是贏家，不管講什麼話，不是賠上自己就是賠上別人），至少「民主台灣聯盟案」已經成為他生命的污點。然而當我們了解這個體制的邪惡，對他的污點會有比較同情與理解。事實上，他周遭的人一直給他溫暖，即使他出賣同志後，社會依然對他開放，關愛依然不絕。如果他真有懺悔，絕對可以為自己做一點「救贖」的工作。

然而，他選擇沉淪，選擇頹廢，選擇傷害別人，讓白色恐怖贏得終極的勝利。這是閱畢本書最令人長嘆的地方。謊言不再為了自衛，而是騙財；鬥智不再針對特務，而是賭友。騙來的錢不斷投入賭坑，他的前妻阿薌和季季，以及他前後兩個岳家，都被他的揮霍拖累。季季除了不斷被他偷錢、騙錢，還遭受家暴甚至生命威脅，她向林海音訴苦：「這些年來，我也很同情他，能為他做的，都盡力做了......但是現在，我已一無所有，連同情他的能力也沒有了。」她付出最多關愛的人，恰恰是她的冤親債主。甚至一九七一年她公證離婚（由林海音協助作證）後，她仍然為他負債，被他糾纏，直到一九七四年初他因票據法再度入獄，服刑一年八個月，她才能過著沒有恐懼的生活。

為文醜化愛人  作品集集暢銷

楊蔚出獄後，一九七五年底復出文壇，在聯合副刊開始以「何索」為筆名發表一系列「幽默文章」，冷冽的文字，玩世虛無的風格，很快造成旋風。這些文章常影射他（何索）與季季（艾梅）的婚姻生活，「把何索描述成一個顧家負責愛搞笑的丈夫，而把艾梅醜化為虛榮無知兼無趣的妻子。我知道，那是他的另一種報復；他必須以那樣的嘲諷和醜化，發洩二度離婚對他的創傷。」楊蔚不久成為台灣最紅的幽默作家，作品集集暢銷。被醜化和丑化的季季，則抱著寬容的心看待：「我應該高興何索的誕生......至少他重新找到了以文字立命的窗口，我應該可以平靜的過日子了。」

何索熱之後，楊蔚繼續以「哈潑」的筆名寫作，也曾在一家八卦週刊任總編輯。此後他似乎在文壇沉寂了。二○○○年，他領了坐牢十年的國家賠償金一千萬元，季季要求他歸還欠她父親的債務，被他拒絕。他移居印尼，過著闊佬的退休生活，又以七十七歲高齡，娶了一位小他五十六歲的印尼女子，育有一女。然而，這位在季季筆下「背叛的左派，奢靡的右派，虛無的頹廢派」的楊蔚福報已盡，二○○四年九月，因腦瘤腫大破裂，陷入昏迷，不久客死異鄉，留下一個年幼的寡婦，和一個一歲多的小女兒。

曾是熱血青年  無法解開心囚

楊蔚的故事是一齣悲劇，對季季而言更是如此。我們固然不能把他的沉淪都算在白色恐怖的帳上，事實上，他必須為自己加諸別人的恐懼與傷害，負起最大的責任。然而，白色恐怖確實重創他的心，讓他從充滿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變成虛無頹廢的浪子。虛無頹廢讓人無情無義，無情無義則是白色恐怖的真精神。楊蔚走出了監牢，卻一輩子做了白色恐怖的囚犯。

白色恐怖是時代的「黑暗之心」，把人性所有的黑暗面，都藉「國家安全」之類的堂皇名義，赤裸裸的逞遂、發揮，形成群魔亂舞的局面。當時代的黑暗面內化為心靈的黑暗面時，就是「人人心中有一個小警總」了。非政治犯的心中尚有一個小警總，何況是政治犯！今天，我們常把「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掛在嘴邊，對受刑人亦復如是說。這句話完全正確，問題是，不知道白色恐怖的陰影，如何走得出去？

季季撰寫這些「向傷痕告別」的系列文章時，「往事紛擾糾結，身心備受煎熬，常常在電腦之前俯案痛哭」。佛家說：「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政治迫害的機制一旦啟動，最後必然惡果糾纏株連、遍地不可收拾。那一整個時代的惡業，那無數痛哭的傷心人，我們看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