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文出版社在一九七○年代曾出版一系列「新潮叢書」，這套書為戒嚴時代的台灣年輕學子開啟一扇世界之窗，編輯者正是醫師林衡哲與一九四○年出生於花蓮，左手寫現代詩、右手寫散文的本土作家楊牧。

公理與正義猶疑也憤怒

面對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惡鬥、變相荒謬的媒體治國亂象，甚至還有媒體為了收視率竟然製作假新聞，台灣人民在忍無可忍之際，不禁要問：社會還有公理？人間有沒有正義？

楊牧回想一九八三年時，他二度回台大外文系任客座教授一年，隔年，台灣經歷一場規模很大的立法委員選舉，一位台北市選出的立委，當選後竟爆發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醜聞。競選期間，曾有學生問他：到底什麼是公理？人間有沒有正義？

當時楊牧吞吞吐吐回答：「也許有罷│我想。」那種心情就像魯迅被祥林嫂問到靈魂和地獄的問題時，很吃驚地支吾著：「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為此，楊牧提筆寫下長達一百二十九行〈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詩作：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簷下倒掛著一隻

詭異的蜘蛛，在虛假的陽光裡

翻轉反覆，結網。

如今重讀這篇二十幾年前的詩作，楊牧表示：「我向來很少以這個方式創作，因為我不相信詩是強烈刺激下的反應，現在重讀這首詩，留下的，似乎是主觀地為一個平凡的年輕人勾畫時代的形象，畢竟，我們都曾經那樣猶疑而熱情地年輕過。」

十六歲就開始發表詩作的楊牧，三十二歲前以「葉珊」作筆名，東海大學畢業後赴美求學，取得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並接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聘書的楊牧，一九七五年曾返台在台大外文系任客座教授一年，重返西雅圖後，即使身處海外，仍透過報端持續關心台灣。

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台灣平面媒體全文登載審判過程，並發送到海外，當時客居美國普林斯頓的楊牧表示：「幾天來報紙正在大篇幅刊登高雄事件的審判消息和辯論，我曾經對著微茫的北極光，不能自制地為一個事件的發生而放聲痛哭。」

隔年，再度透過報端得知「林宅血案」，他震撼且憤怒地寫下〈悲歌為林義雄作〉後，一改過去對政治刻意保持距離的態度，感覺自己再也無法擺出漠不關心的樣子：

逝去的不祇是母親和女兒

大地祥和，歲月的承諾

眼淚深深湧溢三代不冷的血

在一個猜疑暗淡的中午......

苦難與記憶散文說從頭

創作半世紀，出版的著作包括：詩集、劇詩、散文，又有翻譯及批評論文行世。在他的著作中，從一九八七年始，以十年時光，完成一系列早期文學自傳式散文集《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我往矣》三書，架構集結成《奇萊前書》。

對出生於日治末期的楊牧來說，《奇萊前書》也正記錄了花蓮，甚至是整個台灣社會族群，在那樣慌亂的時代中，所共同經歷過的苦難與記憶：日人殖民統治、二次大戰，中國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百萬軍民播遷來台，以及隨即而來肅殺與失蹤的白色恐怖。

爭戰末期，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人，所被限制使用的語言就是日文，楊牧記得小時候，隔壁住了一對幾乎完全講日本話的夫婦；起先以為他們是日本人，後來母親說他們也是台灣人，只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開口講的都是日本話。

「日本話我也會，不但會聽而且大概也會講，但除了玩遊戲唱童謠以外，我們盡可能不用它。」有一次他在門口的榕樹下拿蜻蜓餵螞蟻，隔壁的男主人出來用日本話罵他骯髒，楊牧也用一連串的日本話回罵他。這時一名穿制服的日本警察正好走來，嚴肅地說：「這個『子供』很會講話啊？」說完，竟笑了出來。

二二八事件無奈的記憶

在《奇萊前書》中，楊牧嘗試著將他所經歷與觀察的事件，主觀地透過文字記述還原當時情境，對於二二八事件，他記得：「地方上許多有名望的人都捲進了政治糾紛?堙A我們聽聞了許多槍殺和失蹤的事，有人露宿香蕉林中、番社裡、山坳谷底，親人為他們行賄贖死，再出現的時候都變得很沉默，空洞，變得憂鬱，但他們往往是醫生、教師、或者聖樂隊的指揮，小城知識界的精英。」

在他的記憶?堙A所有的大人都是不快樂的，警戒而小心，凡事不喜歡出頭，惟恐被人盤問。雖然如此，有時夜半驚醒，是里長會同軍人和警察在敲門查戶口，昏黃黯淡的燈光裡，楊牧閉著眼睛裝睡，忽然手電筒的光透過蚊帳直射他的臉頰：「我眼皮跳動，繼續裝睡。我想我怕他們的成份，還不如我鄙視他們。」

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下，當時的台灣人普遍都會使用簡單的日語作日常交談，但是國府接收後，嚴禁使用、書寫日語，而且被積極重新教育另一套主要來自中國北方的語言。

首先音樂教材產生了變化，有時中文歌不夠用，中國籍教師會從舊檔案?塈銗X日本軍歌來教唱，但那些譜雖然是日本歌的原譜，詞都換了新的。小小年紀的楊牧坐在榕樹蔭?堙A唱配了新詞的日本軍歌，「感覺像在日本皇軍耀武揚威的歌聲中，評論中國煙硝滾滾的另一場戰事：姦淫，燒殺，饑饉，仇恨，各種奇怪詭異的字眼印在阿拉伯字簡譜下，一群稚齡學童猜疑、不解地唱著。」

詭譎的時代迷惘少年心

然而寫在歌詞中的戰事，終於在遠方的大麥田爆發了，「國共內戰」驟變成令所謂執政者難堪的結果，一九四九年國府百萬軍民撤退來台，風聲鶴唳的整肅氣氛在社會中流動；除影響經濟造成通貨嚴重膨脹的「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的幣值政策外，為了安置百萬大軍，許多學校被軍隊進駐，楊牧和同學們被分配到城隍廟上課，其他班級則在註生娘娘殿裡朗讀。

國府來台後，嚴格施行「華語政策」，日本語早就被禁用了，台灣話也逐漸遭受威脅。楊牧中學時，「教官」職稱的人物開始在校園中出沒，他們代表了一些監視、禁忌、權威與限制，不久，台灣方言也遭到禁止，校方宣布不准講台語。

年少時的楊牧感覺自己生長在一個詭譎變幻的時代，倫理價值和生命意識不斷遭遇外界的衝擊和干擾，不斷被外力所修改；是非善惡的游移如此巨大快速，有時甚至使人無法把持，迷惘再三。

「我一直到上了高中，還無法分辨當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對在台灣躲警報的人來說，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班上外省籍同學，他們在四川躲警報時，投彈的日本人毫無疑問是『壞人』，但是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是要認同自稱保護台灣的日本人？還是認同前來轟炸自己家園的美國人？」

在那樣的年代中，現實社會充滿了禁忌與猜疑，不容許任何人輕易碰觸，更不用說要追問。有一天，楊牧家來了幾個人，問他們櫃子裡有沒有武士刀，家人把日人離台前相贈的武士刀捧出來，交給他們，幾天後通知領回時，武士刀已被攔腰鋸斷，只剩半截斷刀。

監視與規範學子受驚嚇

在那樣的年代中，學生所被教育的，就是極其嚴厲的監視與規範，小到行走坐姿，大至考試不利，都會遭到無端的責罵與處罰。而面對著威權高張的威脅，在那個時代中驚惶長大的孩子，也只能選擇懦弱地屈服，學著去迎合人世間種種強加的限制與壓迫。

高中快畢業前，他們聽到一個新名詞「警備總部」；帶著強烈的威嚇性，卻又不許你隨便談到它，雖然大家都知道它存在。「有一次校長發怒，就對我們一班大孩子厲聲說：報到警備總部有你們好看的！我覺得又害怕，又生氣，又可笑。這是什麼世界？」然而在那樣的年代裡，「警備總部」的確標誌了一個威權的恐嚇。

除了依循自己成長經驗的脈絡，對自己感知台灣社會曾經歷的種種現實與壓迫，進行側寫與記述，楊牧表示，現在想起來，那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從騷動正要轉入平靜的時代│也許不是平靜，是一個羼和了憤怒和恐懼的，一個因為嚴厲，肅殺，猜忌到了某種程度遂化為沉默的，相當空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