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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傲慢
政黨輪替之後，當政者較少見到權力的傲慢，倒是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媒體霸權，天天可見權力的傲慢，最後將導致知識沉淪的悲劇。
台灣的新聞媒體絕大多數長期與國民黨舊政權掛鉤，昔日自己沒有新聞自由，不但不覺羞恥，甚至反過來配合強權當局，無情打壓在黨外爭取新聞自由的民主鬥士。政黨輪替之後，現在這些新聞媒體，卻常打著新聞自由的旗幟，為他們的小丑言行掩飾辯護，令人不敢領教。
最近這些新聞媒體，除了利用特務單位若干不服政權和平轉移，亟思叛國的宵小心態，與敵人隔海唱和，大掀國防與外交機密之外，也利用各種媒體事件，將自己美化成耀眼亮麗的新聞天使。舉例而言，一家統派媒體的創辦人高齡去世，這一家媒體利用公器，以龐大篇幅歌功頌德，儼然世紀偉人，本來只是國民黨強人統治者的附庸（曾任蔣家國民黨中常委），李登輝時代阻撓本土化演進，陳水扁時代趁新手之虛弱，落井下石不遺餘力，凡此種種，皆不曾扮演台灣文明進步的正義者角色，卻可以利用媒體公器的詮釋權掌控，棄事實真相於不顧。
而在同一天，呂秀蓮副總統控告某周刊的「緋聞事件傳播」案宣判，副總統雖獲得勝訴，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多數新聞媒體存在一種媒體霸權者「權力的傲慢」，整天將「新聞自由」掛在嘴邊，卻從不曾反躬自省，在台灣的新聞自由之路上，自己奉獻了什麼心力？何不照照鏡子，二十年來，民主鬥士在拋頭顱灑熱血、流汗流淚時，這些媒體經營者與工作者，正在從事什麼勾當？這些人在大談新聞自由時，根本就是褻瀆神明，實在很沒天理。
呂秀蓮副總統自始就對陳總統有怨言，此乃政壇人盡皆知的事實，這一方面既牽涉到制度的設計，也牽涉首次政黨輪替的生澀與摸索，新聞媒體除了嚴肅監督國政之外，對於新時代價值觀也應有所體會鼓舞，未料卻未見公器精神的發揮，只顧見縫插針，亟盡挑撥能事，本來應該是仲裁者，卻淪為製造社會混亂的大惡靈。所謂「副總統傳播緋聞」事件，就是如此衍生出來的社會垃圾事件。媒體以自身的政治奸詐，利用總統府內若干天真無經驗的小幕僚，再炮製一個刀傷兩面（明打副總統，暗傷總統）的假新聞，終至社會沉浸在無聊的議論泥淖之中。
新聞媒體再不怎麼喜歡呂秀蓮，但當自己在運用新聞解釋權力時，也應想想呂秀蓮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運動開拓者，內心存在一定比例的尊重，豈是過分要求？如果這個社會的輿論，寧可一面倒歌頌極權時代在哈佛打擊民主人士的馬英九，或百般呵護戒嚴時期新聞自由劊子手的宋楚瑜，對於曾為民主運動付出心血的呂秀蓮、陳水扁、謝長廷等人，卻亟盡嘲諷能事，這個社會的價值扭曲，自不待言。過去知識分子常批評國民黨政權的當政者，有一種「權力的傲慢」，經過政黨輪替之後，現在的當政者，常見戰戰兢兢處理國事，陳總統在面對新聞自由議題時，更是謙卑有餘，至多在鄭南榕自焚紀念日時，誠懇要求社會一併「提升新聞品質」，而不要讓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被野蠻的媒體心態糟蹋掉︱當政者對於權力的行使，益見小心細緻；相反的，我們卻見新聞媒體「集體霸權」常有權力的傲慢，既利用當政者的呵護民主「不管新聞」弱點，也利用舊政權的餘威，不斷興風作浪，介入政爭，也持續唱衰台灣、諂媚中國。
知識分子對於這種新聞媒體權力的傲慢，如果不能有所警惕，到最後就是一場知識沉淪的悲劇了。
最近這些新聞媒體，除了利用特務單位若干不服政權和平轉移，亟思叛國的宵小心態，與敵人隔海唱和，大掀國防與外交機密之外，也利用各種媒體事件，將自己美化成耀眼亮麗的新聞天使。舉例而言，一家統派媒體的創辦人高齡去世，這一家媒體利用公器，以龐大篇幅歌功頌德，儼然世紀偉人，本來只是國民黨強人統治者的附庸（曾任蔣家國民黨中常委），李登輝時代阻撓本土化演進，陳水扁時代趁新手之虛弱，落井下石不遺餘力，凡此種種，皆不曾扮演台灣文明進步的正義者角色，卻可以利用媒體公器的詮釋權掌控，棄事實真相於不顧。
而在同一天，呂秀蓮副總統控告某周刊的「緋聞事件傳播」案宣判，副總統雖獲得勝訴，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多數新聞媒體存在一種媒體霸權者「權力的傲慢」，整天將「新聞自由」掛在嘴邊，卻從不曾反躬自省，在台灣的新聞自由之路上，自己奉獻了什麼心力？何不照照鏡子，二十年來，民主鬥士在拋頭顱灑熱血、流汗流淚時，這些媒體經營者與工作者，正在從事什麼勾當？這些人在大談新聞自由時，根本就是褻瀆神明，實在很沒天理。
呂秀蓮副總統自始就對陳總統有怨言，此乃政壇人盡皆知的事實，這一方面既牽涉到制度的設計，也牽涉首次政黨輪替的生澀與摸索，新聞媒體除了嚴肅監督國政之外，對於新時代價值觀也應有所體會鼓舞，未料卻未見公器精神的發揮，只顧見縫插針，亟盡挑撥能事，本來應該是仲裁者，卻淪為製造社會混亂的大惡靈。所謂「副總統傳播緋聞」事件，就是如此衍生出來的社會垃圾事件。媒體以自身的政治奸詐，利用總統府內若干天真無經驗的小幕僚，再炮製一個刀傷兩面（明打副總統，暗傷總統）的假新聞，終至社會沉浸在無聊的議論泥淖之中。
新聞媒體再不怎麼喜歡呂秀蓮，但當自己在運用新聞解釋權力時，也應想想呂秀蓮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運動開拓者，內心存在一定比例的尊重，豈是過分要求？如果這個社會的輿論，寧可一面倒歌頌極權時代在哈佛打擊民主人士的馬英九，或百般呵護戒嚴時期新聞自由劊子手的宋楚瑜，對於曾為民主運動付出心血的呂秀蓮、陳水扁、謝長廷等人，卻亟盡嘲諷能事，這個社會的價值扭曲，自不待言。過去知識分子常批評國民黨政權的當政者，有一種「權力的傲慢」，經過政黨輪替之後，現在的當政者，常見戰戰兢兢處理國事，陳總統在面對新聞自由議題時，更是謙卑有餘，至多在鄭南榕自焚紀念日時，誠懇要求社會一併「提升新聞品質」，而不要讓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被野蠻的媒體心態糟蹋掉︱當政者對於權力的行使，益見小心細緻；相反的，我們卻見新聞媒體「集體霸權」常有權力的傲慢，既利用當政者的呵護民主「不管新聞」弱點，也利用舊政權的餘威，不斷興風作浪，介入政爭，也持續唱衰台灣、諂媚中國。
知識分子對於這種新聞媒體權力的傲慢，如果不能有所警惕，到最後就是一場知識沉淪的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