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將從這個角度來切入我們所面臨的民主困境──這當然包括這一陣子以來，馬英九連任成功後，開始顯露他以凌虐台灣民眾為樂的本質…..及民進黨主席選舉中，由於先前小英的無為或誤判，所導致的組織蛻變失敗，而漸流於想像退潮。總之，我們的政治動能是如此的無力與乏味，它如同古時候士兵拿著皮鞭在對付一群苦命奴隸，奴隸們面無表情在磨坊推磨或在野外挑擔前進……。但是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報告一下，十天前的周末，我去參加的一場謝長廷新書發表會。
去會場的路上，我想到一個多月前，自已的新版「再見，黃磚路」也有一場發表會；而在此之前，黃昭堂追思會後，遇到作家李昂，她忽然目不轉睛看著我說：「找一天，我們來過六十歲的生日吧」──看似平淡的一句話，背後卻隱含我們這個世代，一種複雜的時光感懷與打氣。李昂和我同年紀，我們在Teenager時代就已經是戒嚴期「兩大報」的小說作者，十六歲時就「轉大人」寫深度人生，出道既早，現在一打照面，當然會覺得走過千山萬水，風塵僕僕卻似意猶未盡。而在早年以文人作家的身分，去幫黨外民主運動助選或聲援的，我們兩個算是打了前鋒，也應該都有「多情應笑我早上華髮」的多重感受。曾經寫過美食小說的李昂，最近向那些美食節目的電視名嘴嗆聲，請他們多做功課，不要只會說「入口即化、彈牙」這些空洞口號，而對台灣美食背後豐富的「故事」視苦無睹。真不愧是我們那個世代的才女，念念不忘的就是人生的厚度與縱深；大選期間，一度應邀寫了建言給小英，我當時就批評她的花大錢宣傳小組，根本就只會耍花俏技巧，而不懂有血有肉的「故事」力量（記得我還講了Lady Gaga的例子，有技巧，但更有故事內涵；後來小英的演說常增加故事元素，也好聽多了）──當然，後來從天上掉下來的三隻小豬題材，多少彌補了缺憾，但這是題外話了。
「再見，黃磚路」是一九七○年代的故事，當時戒嚴台灣以中國懷舊的文學為主流（用來呼應當權者「反攻大陸」的宣傳），我嘗試在保守而虛偽的社會氛圍中，去傳達「為台灣這塊土地奉獻」的訊息。小說發表後再隔兩年（一九七九年），爆發了美麗島事件，正式點燃台灣民主運動火線；李昂家境較好，一度還計劃買舟讓逃亡的施明德偷渡出境……。總之，我們雖然從teenage時代就鍾情於文學創作，也在傳統主流社會各擁一片天（當時只靠書信往來，報社主編在一開始接到投稿時，並不知道你的年紀；這反而可以較客觀，認文不認人，發給你「門票」），但對於追求社會民主與奉獻土地的意念，和那些被抓去坐牢的英雄，以及後來來投入救援的律師群……等等，其實是相通的，因此，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和這一群人有所連結的。
美麗島事件之後，生命的故事才正要開展呢；李昂的部分就由她自己來敘述吧，我則在謝長廷他們運用智仁勇資質，冒死成立民進黨後的幾個月（一九八七年，仍是蔣經國強人時代），尋找時機進入大眾媒體（報紙），試圖在黨外民主人士從來接觸不到的領域（那時只靠黨外雜誌），去實驗更有影響力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歷史探險之路。這一段過程相當特殊豐富（雖然也曾經如同謝先生，被特務們散播謠言，說我是「線民」，或裝設被我查獲的竊聽機……），不久前碰到小說家李喬時，他還說希望能看到我記述人生的「自傳」呢，因為他認為很特殊，「台灣人有那樣的媒體經驗很獨特」。我今天扯到這麼多看似題外話，其實不然，到後面我將解釋這個道理。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到了謝先生新書「未來──不一樣的台灣」發表會現場，才一坐定，臨時被通知要上台說些讀後感。這一本書主要在敘述憲法的正面意義，這有別於幾十年來台派嘲諷憲法的制式反應與文化，是很革命性的思維與動能開發。所謂對內「憲法共識」與對中「憲法各表」的主張，在我看來，也是二○○八年台派丟掉執政權、又面臨中國經濟崛起的殘酷現實變局之後，唯一提出「重設地基」的政治家。如果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說法，那試問：台派現在還剩下什麼？剩下一家可能在和國共唱雙簧的財團本土報（大富豪會支持反對運動？這太天真了吧）？剩下一個隨時在反咬我們的、坐牢的前總統？剩下一個落入蘇袋、我們必須慎防它變成昔日青年黨的DPP？剩下一個在本土報寫專欄撕咬謝、昔日曾任我部屬主管卻向我嗆聲「不屑」我在「搞台獨」、扁當權後趨炎附勢而搖身變為「獨派大老」的文人？……我們真的所剩無幾了，所幸二十年的民主運動，還在憲法留下了珍貴的足跡（即李登輝時代啟動朝野合作的增修條文 前六條），這當然就是我們雖不滿意、但還擁有的「祖產」了；若不是謝先生的智慧提醒，我們不知道是「寶」呢。
謝先生在致詞時，特別強調這一部憲法有濃厚的台灣元素，是「傾向台灣」而不是「傾向中國」（增修條文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等等），既不容急統派曲解，台派也不須視如寇讎……。我坐在台下看著謝先生，想到近三十年來，人生的幾翻大折騰，損兵折將，唯一還能在「江湖」上有所作為的，其實就是這個人而已──這造成國共長期鎖定打擊的後遺症。他今天的絕地求生作為，也像極當年的果斷組黨與調和鼎鼐寫黨綱取黨名吧！我同時也環顧周遭一下，滿滿的現場應以謝先生的所謂「子弟兵」居多（沒對外宣傳這一場發表會），而這些無怨無悔跟著他的人才，通常也是「吃苦當做吃補」，看著老大受盡委屈……。我不禁有些許的感傷。（下一次我將特別寫一些話來跟這些拒絕趨炎赴勢的「謝家人」打氣）。
輪到我上台時，我主要說兩點：第一，不久前我有一個同行Thomas Friedman（紐約時報頂尖的專欄作家），說除了祖國美國，他最欣賞也最想落籍的國家就是台灣；因為台灣雖然沒有天然資源，國際處境也欠佳，卻因為很多人願意超越極限，自我砥礪而對世界文明有所貢獻……。我說Thomas這些讚美的話，台灣人應該沒有「太多感受」，這就好像我曾在文章中一再指出，台灣有兩個偉大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輝與謝長廷（當然有分析為什麼），但我相信感應我的說法的人不會太多（某些人則寧信仰獨裁者蔣經國為偉大的政治家）─我認為原因很簡單，就是「近廟欺神」啦──台灣人的文化，一百公尺內常有三間廟，久而久之對神明崇敬的心會打折扣。
第二點，我提到謝先生組黨後隔年，我就開始在報紙撰寫每日專欄，等於是以密集的節奏在觀察社會脈動；職是之故，政治菁英的所作所為當然點滴在心頭，而整個民主運動的心血，化成憲法增修條文的過程，也記得一清二楚。我說馬英九他們拿條文中「統一前」，以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這幾個字的字眼，來解釋憲法有什麼「一國兩區」等化獨漸統意涵，當然是錯誤與曲解，只能證明他們這些人本性不改，永遠站在反改革一邊。
謝先生在書中已有很詳盡的解析，我則說了一個故事，來說明為什麼增修條文有「統一前」這樣的字眼：蔣介石時代，由於台北落後進步國家首都甚多，迄無捷運建設，因此有交通專家強烈主張不能再拖（好像是當選北市長，後來且是唯一黨外人士的交通部長高玉樹），蓋捷運的政策就被提到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那時的K黨中常會，是決定所有重大政策的拍板機關），與會人士聽到人家別的國家一百年前就有捷運，很自然的皆熱烈討論歡迎……。
討論到了一半，有一個人大吼一聲要求發言；這個人就是素有「反共鐵漢」之稱的谷正綱，這個時候全場靜默下來，谷老站起來說：「報告蔣總統！難道……難道我們都不要反攻大陸了嗎？……」話未說完，谷正綱已老淚縱橫，大聲哭了起來。此情此景不但震懾全場，就連蔣介石也被嚇壞了，一時說不出話來……。隔了許久，老蔣說：好好好，我們不蓋 、我們不蓋……。
總之，蓋捷運的事就這樣取消打住了。當然，從蔣介石這種反應，我們也不難理解一九七一年，不管美國怎麼跟這傢伙曉以大義，他仍堅持「漢賊不兩立」，就讓台灣退出了聯合國，從此成為國際孤兒……這樣的一種可悲情結。台北一直到了二十多年後，李登輝時代才打破蔣家的荒謬情結，撥預算蓋了第一條捷運，這種不涉意識形態的建設，都可以扯上外省權貴的「心情」了，遑論其他。李登輝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你們講的那一套「反攻大陸」神話我不拆穿，也不和你爭辯，但我們還是要吃飯過日子吧，難不成沒有反攻大陸，我們都死在原地，不要進步了嗎？
因此在啟動修憲列車時，為了安撫那些黨國權貴哭夭派，而有了「統一前」這樣的文字安排──也就是說不管你有多神聖壯烈的主張，在這之前，先讓我們這些務實派來做些有意義的事吧！我稱這樣的安排，就是一種「奶嘴效應」，讓那些永遠也長不大的老小孩，含著奶嘴別來鬼叫擾人清夢！我說馬英九就是那一羣反動派的人之一；當然，潛伏在台派，假藉憲法事件，伺機在修理謝先生的某些人，其實也和當年令人發噱的谷正綱相去不遠……。無論如何，奶嘴就是奶嘴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奶水」、有營養的食物，怎麼可以反過來當「主體」？
這是我那天的發言。接下來我要延續上次話題，談如何克服台灣人的「薛西佛斯現象」。我們當然要先認識自我毛病，才能找到解藥──這就是我說「用更民主來醫治民主困境」的基本原理。公開透明乃民主的本質，與此相背的，當然就構成民主的障礙。因此，新潮流很神秘，這「神秘」就會妨礙台派的團結（我到現在還不清楚，目前新系的「召集人」是段宜康或徐佳青）。有一天，一個新聞記者跑來問我：新潮流為什麼會這樣？難道他們都不知是害人害己嗎？我說我也納悶，因為當了新系頭人，固然協助新系取得很多驚人的資源，但邱義仁落難了，被剪光頭髮坐牢了，吳乃仁、洪奇昌落難了，被判刑了，看來還真的可能要去坐牢……那有誰是願意走上這樣的不堪結局呢？
後來我想到多年前我講過的一個故事，那就是關於毒蝎要過河的故事：森林大火，一隻毒蝎要渡河到對岸求生，但天生不會游泳，就央求青蛙背牠渡河；青蛙不肯，說到時閣下如果在我背上一螫，我不就完蛋？毒蝎說不會啦，我害你完蛋，我自己還不是要葬身河底？青蛙想想有理，就背著毒蝎開始泅水了，起初還好，到了河中間，青蛙卻忽然感到背上一麻，這毒蝎畢竟還是下手了…….即將沒頂之前，青蛙哀怨的眼神問毒蝎「閣下為何要害人害己呢？」毒蝎嘆了一口氣說「沒辦法，天性如此，就是忍不住…..」邊說邊沒入河水……。
當某些在黨內攻城掠地、殘害自己同志的作風內化為派系性格時，你要他們改掉那些寄生習慣，還真的很難呢。更好像本土報如果不「捧蘇打謝」一下，還真的編不出報來？不過我今天並不是要來深化一種台派悲觀論，而是要指出這乃是一個民主深化不足的國度，必然會產生的現象。類似的案例我們其實在對立的團體中，也會有所發現。譬如說台灣的統派媒體，在近十年來可以說完全操控了政局發展，影響力之大乃民主國家中所罕見；然而這些統媒自己的命運如何？不但它的人員在社會不受尊敬，待遇偏低，現在還公然當共產黨的喉舌，讓以前和它水乳交融的學者們也看不下去，要和它劃清界線……。我想到媒體文化最豐盛的年代，竟是李登輝初任總統的前幾年，那時中時的余老闆是支持李登輝的，此一超越省籍情結的高尚決策，連帶也啟動了整個媒體界的「文藝復興」，前後有五、六年之久。余老闆漸交棒以至去世後，典範就消失了，從此開展「逢李必反」與「逢扁必反」的退化黑暗期，到了本土報躍上最大報後，甚至還加上「逢謝必反」、「逢蘇必捧」的病態學，以致新聞花園至今一片枯黃……。
更遠的是共產黨，他們的政治領導人看似呼風喚雨，權威大極了，但每個人卻獨缺安全感，都有志一同，要把至親的家人送至國外，卑微的心理成為一種國家顯學（馬英九可能也有這種心理吧？）
多年來我一直相信，只要能改革台灣的媒體生態，我們諸多民主的困境，八成都可以獲得突破與解決。我的信念是來自於一個兩千多年前的科學家，他所說的一句名言──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這樣的豪邁之語。意思說只要我們用對方法，找到夠堅實的「支點」，再沉重的擔子，都可以順勢舉起，為人類文明奉獻成果。近十年來，我們所碰到的種種進化考驗，或許就是我們還沒找到新時代的「支點」──而在一九九○年代，我們曾有過輝煌時期，那是不管李登輝、謝先生們的民進黨或是大眾媒體，大家在某種機緣下，找到對的支點，所共創的民主奇蹟。
給我一個支點，別說亞洲民主典範了，我甚至可舉起整個地球呢──多麼智慧的話語；我想大力士薛西佛斯在推動的那一顆巨石，到後來會滾下山，應該也是「支點」出了狀況吧？當我們民主文化的支點不夠綿密而顯鬆散時，或民主進程只有花俏而缺少有血有肉、感人的故事連結，可能就比較容易失敗。我因此打從一開頭，就把才女作家李昂的美食故事論也搬進來談，就是希望我們在很多領域，應該都要有絕不鄉愿的精神。而以我個人的經驗，我則希望所有媒體人都開啟自省運動，那就是絕對不被收買、多作功課認識我們的民主歷史，不要鑽石或玻璃都分不清；拒絕被收買，起初你會有所失落，也覺得自己不夠聰明，但長遠來看，我們卻在文明史上有所參與貢獻──當Thomas Friedman在大力稱讚台灣時，我們不必受寵若驚或毫無所感，而是紮紮實實的與有榮焉！
就在週遭尋找下一個支點吧！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