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法治國家，提到「逃獄」就會令人想到「亡命之徒」，不是什麼光彩的事；然而在一個極權國家，逃獄對政治犯來說，卻是行使抵抗權的最後機會。但因風險極高，逃獄的下場常常是「黑獄亡魂」，這個「亡」字既是逃亡，也是死亡。

吃麵包計畫敗露  政治犯逃獄不成

政治監獄通常有四重門禁：監房的門、監棟的門、監禁區的門、監獄的大門。在門禁之外，還廣設碉堡，由警衛連的衛兵二十四小時站崗，荷槍實彈監視一切動靜。此外，監獄外是高牆、電網、鐵蒺藜，監獄內則是爪耙仔的告密網；人犯在偵訊階段飽嘗特務的肉體折磨，在服刑階段飽嘗政工官的精神虐待，凡此種種，都使越獄逃亡難如登天。因此整個白色恐怖期間，政治犯入獄的如過江之鯽，逃獄的如鳳毛麟角。

白色恐怖的監獄大致可分偵訊監獄、審判監獄、服刑監獄三種。偵訊階段逃獄的例子較少聽聞。這是因為偵訊階段都是恐怖的祕密監獄，人犯被刑得死去活來，已無力氣脫逃；即使脫逃，此事也會被祕密解決。但到了審判監獄，尤其是軍法處看守所，越獄事件倒有數起。一方面難友暗地互通資訊，計畫行動；一方面對許多政治犯而言，軍法處就是鬼門關，有些人認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孤注一擲，力博萬分之一的求生機率。

軍法處最大的集體逃獄計畫，發生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稱為「吃麵包計畫」，吃麵包就是逃獄的暗號。參與者是十到十六房（十二房除外）的監犯，主要以台南案為主，其次是于凱、蘇藝林、桃園案等人犯。他們計畫逃出軍法處，奔往三峽、大溪的地下組織基地；為了互相辨識，約定以許強、吳思漢等死難同志的名字為暗號。逃獄當天，台南案的何秀吉首先衝出監房，同案的梅衡山、邱焜棋、施志聰、陳溪，以及桃園案的施教爐手持酒瓶，把看守打傷；何秀吉再奪取看守鑰匙，打開上述各房的門。誰知門打開了，大家也跑出牢房了，監禁區（東所）的鐵門卻被獄方緊急放下，大家成了甕中鱉。事後，上述各人在本刑之外，都被判了十年的逃獄罪。

「吃麵包」計畫失敗之後，逃獄者仍有其人，但下場就慘了。根據歐陽劍華一九五二年冬月在軍法處大廳親眼所見，有幾位逃犯被抓回來後，雙手反綁吊在空中，口中塞布，雙腳離地，任由軍警腳踢鞭打，鮮血滿地。三四天後已經半死，再拉出去槍斃。

杜麟文從容兔脫  林聲發二度越獄

一九五三年三月，出身泥水工的政治犯王忠賢，在軍法看守所跳上屋頂逃亡，過了一年才在板橋落網。根據同案的鍾興福在其回憶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坎坷人生》所述，王忠賢當時中槍，被送進台大醫院急救。事後，保密局特務為了從他身上套取組織情報，親自到王家，在神前燒香發誓：「我若害死你王忠賢，我們調查人員全部死子斷孫，只要你把所有組織交出來就可以。」王忠賢果然衝著這句話，自新交出組織，然而到了一九五九年，他還是被槍斃了。

除了王忠賢，還有兩人也逃出了軍法處。一是貝萊案的杜麟文（江蘇人），一九五一年頃利用外役職務之便，不知從哪裡弄到中將的衣服，堂而皇之地走出監獄大門，逃到後山，在花蓮火車站被捕。他本來罪不至死，因為逃獄被判了死罪。另一位是呂華璋案的林聲發，苗栗人，因為官方虛構的「軍監叛亂案」被送回軍法處再審。期間兩次逃出，又兩次被抓回來。他本來也沒有死罪，只在本刑（十五年）之外加判感化；很可能因為逃獄之故，軍法處更審，又把他送去馬場町。以上三人雖然逃獄成功，但只成功了一半，最後都成為黑獄亡魂。

孤懸外海的綠島，有太平洋天塹，又有黑潮急流，越獄是天方夜譚，但仍有人不放棄努力。最常被提及的一位是反共義士劉成斌，籍貫熱河，據說是蒙古人，因案被判十年。有一次颱風來襲，他偷走隊上數十個水壺，把水倒光，水壺綁在一起，想用水壺的浮力偷渡出海。誰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被海浪打回來，下場是關進儼如「小地獄」的碉堡兩三個月。其後不知所終。

約在一九六○年左右，綠島部分外省籍政治犯曾醞釀集體逃獄，不是逃往台灣本島或中國，而是菲律賓。據說，他們甚至和當地的警衛連人員打點好了，但最後仍因山上的碉堡警戒森嚴，居高臨下，偷渡出海一定查覺，只得放棄逃獄。

楊金海病監出走  黃陽輝糞坑潛逃

有一些成功的越獄不是發生在政治監獄，像前高雄商業會理事長楊金海（茄萣人，無期徒刑）因在調查局監獄飽受酷刑，移監綠島之後，仍多次胃出血，被送到台東陸軍八○五醫院的病監治療。該監收容一些病篤的政治犯，因此死亡率高。楊金海拒絕等死，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某日，拖著病軀、突破五重門禁，奇蹟兔脫。逃獄期間，把被迫害的遭遇、被刑求的慘狀寫成一萬八千字的〈台灣政治受難者公開聲明書〉寄給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後來，還是在高雄火車站被捕。

另一個高雄人，出身旗山農家的黃陽輝，逃獄之路更為傳奇。他因在空軍少尉服役期間談時政、發牢騷，被人密告，慘遭刑求後送往空軍總部軍法看守所待審。他被關進恐怖的單人房，為了求生，每天有空就慢慢切割木棒窗，並利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越窗逃出監房；再潛入廁所的糞坑，從另一端掀蓋爬出來，逃出了監棟；最後利用一條瓊麻索翻過高牆，逃出了看守所。他溜回旗山老家，母親在家中挖洞讓他躲藏；但為了怕線民告密，還是忍痛離家，逃到深山荒郊躲藏。最後在憲警搜山時不幸中彈，負傷逃回家裡，在垂死邊緣被憲警圍捕帶走。他最後坐牢六年多，在一九六六年出獄。

逃獄並非是捷徑  反而是最遠的路

以上這些逃獄事件，都是單純的逃生行為；而發生在一九七○年大年初三的泰源事件，卻是以集體越獄作為整體革命計畫的一環，也是台灣戰後最大的政治犯越獄事件。事後，逃獄的六人中，五人死刑，一人十五年；沒逃獄的也有一些人刑滿後繼續監禁，如柯旗化。關於事件的來龍去脈，中研院近史所的專書《泰源監獄事件》（二○○二年出版）及一些政治犯的口述史各有深深淺淺的描述，可以參考。

綜觀白色恐怖史，政治犯的「完全逃獄」（即逃獄後不再回籠）幾乎絕無僅有，可見羅網高張的程度。即使一九五○年代著名的「飛賊」、職訓隊員高金鐘，能從蘭嶼奇蹟脫逃，最後還是在基隆自首。事實上，整個台灣是一座大獄，逃出了小牢，還有大牢在等；逃獄確實不是出獄的捷徑，反而是最遠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