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在總統敗選之後，黨內檢討聲浪逐漸化為派系利益鬥爭，即將登場的黨主席選舉，以及隨之而來的民進黨「路線之爭」，將可能讓黨的裂解力量隱然發動。前黨主席游錫?核心幕僚直言，端看目前的民進黨亂象，「還沒有到谷底，短時間內還會有更大的事情發生，現在還在悶燒」。
事實上，從黨主席人選即將底定之後，黨內派系利益的爭奪將藉由路線爭議達到高潮，已經有裂解的徵兆。民進黨未來可能的崩解，是否會對台灣民主政治帶來更大的挫敗？回顧歷史，台灣人的政治團體，難道無法迴避分裂的命運？
政團分裂重組 未必就是壞局
綜觀歷史，台灣人團體的分裂與重組，所在多有，帶來的不必然是壞的結局。一九二七年，在日治時代的台灣，聲勢高漲的台灣文化協會，也因為左右兩派人馬的公開對決而分裂，左派連溫卿等人引入共黨青年勢力，讓右派的林獻堂、蔡培火和蔣渭水等人，轉而出走組成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成立後不久，偏左的蔣渭水又和蔡培火在黨內鬧翻，台灣民眾黨遂陷入不斷的權鬥與分裂中。
已逝台獨巨擘王育德寫道：「文化協會的分裂，使林獻堂內心受到很深的創傷，他在漫遊世界的行程中，分身蔡培火和蔣渭水又對立，......到一九三○年八月，民眾黨更進一步分裂，黨內主流派越來越左傾，蔡培火、楊肇嘉等穩健派遂告脫離，民眾黨也在一九三一年被下令解散。穩健派接著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林獻堂為顧問。一九三七年日中戰爭爆發，聯盟遂倉皇解散。」對於從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到自治聯盟這幾年間的分裂，林獻堂日後有詩嘆道：「民權重自由，言論加壓逼......力說重民意，猜疑未能釋......奔走二十年，此心徒自赤，問君何所得，所得雙鬢白。」
後來在國民黨時期的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在受盡中國人政權的欺凌與壓迫後，起而挺身抗暴，卻也不敵團體分裂的命運，而後遂以遭受中國軍隊的屠殺告終。王育德也認為：「這個委員會（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進一步發展的話，應該可以撤銷長官公署獨裁政治，並成為台灣人自己管理新行政機構的母體。......陳儀兵力不夠，由於事出突然而狼狽不堪，開頭不得不偽裝和台灣人妥協的姿態，因此台灣內部很快就出現認為能夠輕鬆取勝的氣氛。處理委員會陷入和平解決的幻想，壓倒以舊日本軍人、青年學生等團體的全面武力抗爭派，擺出替台灣人和陳儀居間調停的高姿態，......果然援軍陸續登陸，展開瘋狂殺戮。」
大學雜誌分合 催生黨外運動
一九七○年代開始，代表國民黨內青壯改革派的「大學雜誌」政團，在一九七三年也曾經面臨嚴重分裂。時任大學雜誌重要幹部的張俊宏，曾經在一篇「智者與權者的結合」文章中分析分裂的原因，認為「國民黨內部權力轉型業已完成，新內閣順利接棒，元老重臣的權力沒有阻礙地轉移到新領導者的手中，在這種內外情勢逐漸恢復景氣、領導權力迅速恢復一元化的情況之下，智者當然就不再有太大的生存空間，......智識份子猛然發覺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個較壞的階段已來臨。」當時整合大學雜誌的重要人物張紹文也評價，「大學雜誌改組後，成員相當複雜，大家的觀點、立場並不一致，平時也沒有緊密的聯繫和溝通意見，我想這是它後來離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學雜誌的分裂與重組，事實上是日後黨外運動，青年問政和議會路線結合的契機，當年屬國民黨青壯派的張俊宏、許信良，因為雜誌內部分裂，轉而與議會路線的康寧祥結合，歷史學者李筱峰認為，這是「為日後黨外運動添加新的酵素」。
台灣人政治團體宛若歷史宿命般的分裂與重組，不斷衝擊著台灣人政治的發展，歷史思想家黃文雄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綜觀近三十年來，台灣人的反體制運動，各時代有各時代的條件與特質。六○年代的領導人，最主要的條件是勇氣，可是七○年代講究的是要領，到了八○年代，可以說是突破的年代，七○年代的領導人，往往以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在自己所設定的安全圈內推動反體制運動，卻反而成為運動的桎梏。八○年代突破的精神比以往進步，可是九○年代的領導人卻還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與理念。」每個時代的政治運動「氣質」不同，藉著分裂與重組產生新生命力，也是台灣政治史循環的一種新契機。
分裂重組政黨 韓日菲有前例
在民進黨二○○八年的大敗之後，台灣人似乎對台灣獨立建國、民主運動二十年來的進展，「一夕之間瓦解」而感到灰心喪志，對隨之而來的民進黨黨內鬥爭，也感到「無助」，甚至把民進黨未來的團結或者分裂，視為台灣能否維持自由獨立的唯一指標。民進黨究竟能不能分裂？分裂的民進黨絕對無法對抗「團結的國民黨」？
事實上，台灣周邊的東亞國家，例如南韓、日本與菲律賓，近幾年都面臨了激烈的政黨分裂與重組，分裂之後再生的政黨，往往還能夠進一步再度取得政權。前南韓總統盧武鉉，就是一個歷經政黨分裂、重組與再造而成功的政治人物，從被金大中的新千年民主黨提名，而後黨內分裂出開放的我們的黨，成為新執政黨，而後因為聲望問題，盧武鉉還退黨成為無黨籍總統。四處求生的開放的我們的黨，與因為分裂而在野的新千年民主黨，而後又分別改組成為中道改革統合新黨，南韓的政黨裂解與重組，似乎已讓該國人民見怪不怪。
在南韓現任總統李明博上任不久，卻在施政能力上表現不佳的情況下，南韓國內的「懷念盧武鉉」炫風，反而很快的席捲而來，分裂與重組再生的在野開放我們的黨與中道改格統合新黨，也因為這股突如其來的「懷舊」風而有東山再起之勢，多黨派分裂重組與合作，也是南韓政治的重要特色。
自民黨大震盪 數度重挫重生
長期在日本享有「一黨獨大」優勢的執政自由民主黨（自民黨），事實上也曾經歷過嚴重的分裂與重組危機。一九八八年，日本政壇爆發著名的「瑞克魯特事件」（Recruit scandal），低價贈股高價賣出的政商勾結醜聞，讓執政自民黨裡面五大派系中四個派系的要員全部涉入醜聞，而後接手殘局的首相宇野宗祐在上任不久就被爆藝妓通姦案，導致自民黨在一九八九年七月的參議院改選中重挫慘敗，執政以來首次被在野黨超越，自民黨也面臨成立以來的裂解危機。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到一九九六年，自民黨數度面臨必須跟死敵政黨合組執政聯盟的挑戰，特別是一九九八年日本民主黨成立之後，成功的整合了在野小黨勢力，給予執政自民黨前所未有的執政挑戰。而一般認為，二○○三年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解散眾議院，並和佛教政黨公明黨合作，在眾議院選舉戲劇性大獲全勝，是自民黨裂解之後重生的重要階段。但二○○七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慘敗，黨內九大派閥要如何「和解共生」，則是現任首相福田康夫的嚴苛挑戰。
拋開中道主義 台灣才能獨立
至於民進黨內的路線之爭，所謂青壯改革派倡議的「中間路線」，是否就是民進黨擺脫困境、東山再起的良方妙藥？黃文雄從哲學與歷史觀剖析，認為有待商榷。「中道主義者經常喜歡批評站在最前面的反體制運動人士行動偏激、思想異端，而標榜立場『超然』。超然為『正』的價值，喜愛溫和、折衷，而走中庸之道。台灣的知識份子大都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不喜歡急進式的異端而偏愛超然或中庸之道」。
「在台灣人尚未成為台灣歷史的主體，以及確立台灣人全體的主體性以前，只有奴隸立場而沒有超然的立場。有主體性的台灣人必有主體性的思考力與行動力，哪來超然的立場？有思想、有理念、有立場的人物，絕不會走向中道之路。有主體性、有自覺、有決心的台灣人，應該知道未來的台灣將何去何從，自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在堅定不移的信念與決心之下，只有不惜生命、堅持自己的立場。超然的思想本身是否定社會存在的一種自矜自傲的不負責任態度，是種自私自利的人格。」他認為，台灣人再不走出儒教偽善的中間路線，只企求政客追尋名聲的短線炒作，台灣獨立與民主的發展，將會走入死胡同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