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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香腸策略餵養本土化
最近前總統李登輝提及蔣經國實行本土化的動機，和連戰領導的國民黨號稱國民黨已回到蔣經國的國民黨，引起李登輝指責連戰所為並非蔣經國的本土化路線，於是本土化又成話題。
從事實演變而言，李登輝的解釋是正確，也一貫的；連戰和他手下一批不肯本土化，又不敢公開反對本土化的人，只能選擇性的塑造蔣經國的形象，而不敢誠實面對蔣經國本土化的動機和意義。
連戰的國民黨不承認李登輝執行本土化的重大成就，如果依當年國民黨馬屁精的歷史觀，那是禹、湯、文、武、周公，一路傳到蔣介石，跳過嚴家淦，傳到蔣經國，再跳過李登輝，傳到連戰。如此歷史觀，比中共清算毛澤東還功過四、六開還野蠻。
不敢推翻 只好曲解
國民黨那批人似乎還以為他們可以壟斷歷史解釋，可以指黑為白，繼續愚民，否定李登輝的政績，和他們那批人在本土化政策下所得到的政治利益。國民黨那批人更忘了李登輝繼承蔣經國實行本土化，落實主權在民，使台灣人民可以主宰自己命運的歷史成就。
他們根本忘了即使在「良性的」蔣經國執政末期，國會還由沒有代表性與合法性的「老賊」霸佔，台灣人在行政部門仍受歧視待遇，權利分配不均，在非民主體制下，多數人受到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得不到應有的發言權。
連戰不敢推翻本土化路線，只好曲解本土化意義，自稱國民黨是「本土政黨」，它走的就是本土化路線。其實，從美國外交文獻，包括蔣經國自己對美國外交官的談話來解讀，連戰和他手下復辟派，如非不知蔣經國本土化的意義，便是存心曲解歷史。
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的政治報告中，本土化的用語是「台灣化」。台灣化的意義主要有兩部分，其一是吸收台灣人進入政府體制，解除台灣人所受權力分配不公之待遇，其二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以便繼續維持不被中國併吞的獨立政治個體。
蔣經國進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有他的政治敏感度，有他的胸襟，但卻非完全是他個人主動的意願。美國人評價蔣經國本土化的改革，常說他善於審時度勢，走在巨浪的前面，才不致沒頂。在國內、國際壓力下，他採取切香腸策略，在緊要關頭，切下一小片，讓反對勢力吞食，等到壓力又起，再忍痛切下一片，以應付需要。
他的本土化有客觀環境的需要，他的作法還是盡量保持國民黨的統治利益，緩慢進行，只求消除壓力的本土化。
台灣正名良藥苦口
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政治官員阿姆斯壯在一九七○年任期結束前，對「台灣化」的客觀環境便有直接的描述，他在一份「台灣的台灣化，或中華民國能否倖存到一九八四年」的政治分析中指出，「把中華民國帶到台灣，並把它保存在台灣逾二十年的大陸中國人，正緩慢但不可避免的從政治舞台消失。同時，教育、城市化和急速的社會變遷，不斷的腐蝕他們對本地出生台灣人的掌控。在一九八四年，如果台灣人還沒有完全接掌政治大權的話，至少他們將開始取得政治實權。」
阿姆斯壯預測一旦台灣人取得政治實權，他們將保持強烈的台灣人主體及共同利益，例如，「他們將放棄台灣的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放棄反攻大陸，及裁減軍隊。」
他建議鼓勵大陸人掌控的政府，「把實權轉移給台灣人，並默認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台灣化。對許多大陸人來說，這是一劑苦樂。但是如果居少數的大陸人，人口繼續減少，卻仍決心壟斷權力，結果可能動亂，使台灣的和平與繁榮宣告結束。」阿姆斯壯結論稱，「台灣的未來屬於台灣人；大陸人必須學會接受此事實，美國也必須學會接受此事實。」
國民黨政府以反攻大陸，代表全中國之名，壟斷台灣政治權力，人口居多數的台灣人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這種不合理、不公平的局面不可能維持長久。雷震要結合台灣人成立政黨，要求國民黨民主化，雖被強力壓制，但那只是一時，不會是永遠。這是內部改革的壓力。
少談一中務實本土
但本土化另一重大壓力來自國際，也即國際形勢的轉變，和美國對蔣家政權的「施壓」，或者說是「鼓勵」。很多人都罵兩度當過外交部長的沈昌煥是頑固的保守派，但他在一九七二年對美國大使馬康衛說的一句真心話可能使他的批評者大吃一驚。據馬康衛在一九七三年向國務院提出的「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報告，沈昌煥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曾對他訴苦：「直到去年之前，一個中國意即中華民國。現在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沈昌煥說，有許多東南亞國家領袖「誤解上海公報，相信美國接受北京對台灣的立場。」
「中華民國」在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問北京，所謂「中華民國代表一個中國」的神話完全破產。沈昌煥當年都有這種認識，那比現在還在自慰「憲法一中」的連戰，要高明得多。
一個中國既非「中華民國」，則以「中國政府」地位佔領台灣的「中華民國」如何自保便成頭件大事。當時新興的口號已非「反攻大陸」，更非「中國統一」，而是「革新保台」。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對各大專院校年輕教授與海外「愛盟」成員，台灣基督教長老會，本土的自立晚報，乃至現在站到「中國統一」的中國時報等所提出的「革新保台」的主張，都詳細電告華府，而革新保台的主張，第一要務是國會增補選，吸收台灣人參與；行政革新，吸收台灣人進入行政體系。對外關係部分，外交系統開始「全方位」外交，少談「一個中國」，務實的在中華民國之後附加「台灣」。
蔣經國一九七二年在「內舉不避親」的吶喊下出面組閣，被認為是台灣化的開始，他除了留下嚴家淦內閣的兩個台灣人：徐慶鐘、李連春和一個「半山」連震東之外，另加了高玉樹、林金生和李登輝三個台灣人，並以「半山」謝東閔任省主席，張豐緒任台北市長。台灣人參加政府的人數增加了，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處分析其動機稱：「這些任命目的似在改善政府形象，而非實質增加台灣人的權力。」
美國分析認為蔣經國以徐慶鐘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目的在擋財政部長李國鼎的路，用高玉樹出任交通部長，目的在拔掉他的台北市地盤，而用張豐緒任官派台北市長，目的在清洗高玉樹建立的政治基礎。蔣經國任用李登輝這一部分，美國的分析指出：李登輝與蔣經國任用的其他人並不同型。「因為他與發行帶爭議性之大學雜誌的改革派台灣人有關係，蔣經國起用李登輝可能是想藉此爭取這一派的支持，這一派在學生及知識分子間很有影響力。」
任命台灣人 提高蔣聲譽
這項情報分析指出，蔣經國可能繼續藉任命台灣人的機會，提高他的聲譽。「那些獲任命者會感激他，而居大多數的台灣人，將把他們當作一個最終將使台灣人取得實權的程序之開始。」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大使馬康衛會見蔣經國，除了談蔣經國所感焦慮的日本承認中共問題外，也涉及台灣政治。
據馬康衛發給國務院的報告，他對蔣經國「任命數名優異的台灣人擔任重要政府職位，表示讚賞」，蔣經國回應說，他「決心把有能力，有見解的新人帶進負責任的位子，如果他們證明是人才，將會再更上層樓。」
蔣經國說他特別重視次長職務，認為那和部長同樣重要。他提到任命兩位很有前途的台灣人，郭為藩任教育部次長，楊基烇任經濟部次長。他說，他將不分出生地，起用有才幹的人，絕不會有歧視。
起用本土人才有助安定
馬康衛特別讚賞他早就認識的李登輝，蔣經國說，「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是連跳了好幾級，因為他對李登輝卓越、非傳統，卻務實的見解，和良好的行政能力，印象深刻。他將有發揮長才的機會。」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駐美大使沈劍虹奉命見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轉達行政院長蔣經國的六項重要政治立場。沈劍虹稱，那是他四月間回台北述職時，蔣經國所交代要向美國政府表明者。據國務院的備忘錄，蔣經國的指示，第一點是要向美方保證，他將「竭盡所能保持台灣內部的安定」。
蔣經國的新內閣「仍致力經濟發展，包括財富均分及擴大經濟基礎。他也致力於引進更多台灣人加入政府。例如，他的十六人內閣有六個台灣人。他也引進更多台灣人和年輕人進入經濟計畫體系。蔣院長將繼續引進本地出生者擔任政府職務，因為他認為如此有助政治安定。」
馬康衛對蔣經國任用台灣人入閣表示讚賞，而蔣經國也特別訓令沈劍虹帶訊給美方，第一點便強調引進台灣人的承諾，這表示美國對台北有相當的壓力，或「鼓勵」其改善不合理的權力結構，起用台灣人，以減少台灣人的不滿。蔣經國也承認多吸收台灣人參加政府，有助於政治安定。
李登輝說蔣經國任用台灣人是收買民心，這種說法比較直率，實際上他說的意思與「爭取支持」，「有助政治安定」是一樣的，甚至更符合當時的環境。李登輝接掌政權，本土化的落實毫無問題，但有些既得利益者，壟斷台灣政治權力已成習慣，受不了台灣人分享權力，便有反彈和出走之舉。
經過李登輝的本土化，和連戰失去政權，在起用台灣人這方面的本土化意義並不是大問題。連戰和宋楚瑜的問題是他們對台灣的認同，及他們仍想佔大位，讓台灣人扮演象徵性、配角、聊備一格，以「有助安定」的角色。
雙重壓力走上民主路線
在認同的問題上，馬康衛大使在一九七三年分析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報告指出，居住在台灣的人民，幾乎有一個一致的目標，即不管是以宣佈獨立或透過保持法理及事實的現狀，與大陸保持分離。大部分有政治意識的台灣人和一些大陸籍知識分子，甚至有些高級政府官員主張宣佈台灣獨立，而政府政策也選擇以保持現狀，以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掌控之外，只在形式上稱對全中國有主權。
這些蔣經國開始的本土化政策，到一九八○年代，只有加速，而非減緩。一九七○年代後期到一九八○年代的美國外交檔案，還沒有公開。但是在一九八○年代，喧騰國際的江南及陳文成政治謀殺案，美國要求台灣民主化的壓力更大。民主化的結果，自然會改變原來人為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反映出台灣化的目標
蔣經國在「黨外」壓力，美國壓力下，選擇本土化的路線。他取消戒嚴，本土政黨成立，並宣示蔣家後代「不能，也不會」成為他的接班人，便是要放手台灣化，把政權交給認同台灣的人民。
他這層意思也表現在堅持對中共「三不」政策，但基於人道理由，開放老兵回鄉探親。這表面上雖是人道問題，但卻有重要政治含意。蔣經國自己知道，最對不起來台老兵的就是他們蔣家父子。這些當年自願，或被迫到台灣的青年官兵，因為兩蔣與「共匪」仇不共戴天，而失去與父母重聚的機會，更失去青春，錯過成家的時機。在他們老去之前讓他們還鄉，已是最起碼的補償。
中國統一非蔣經國路線
但在政治上而言，老兵還鄉是提供追隨他們父子到台灣的人，有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願意認同台灣的人，可以留在台灣過民主的生活，不願認同台灣的人，可以選擇回中國定居。不必他們「帶領」反攻，老兵自己可以回大陸。如果他們選擇居住在台灣，那只有認同台灣，認同「台灣化」的「中華民國」。
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就是認同台灣，以台灣這塊土地作為「中華民國」的固定領土，沒有「反攻大陸」的問題，也沒有「中國統一」的問題，「自己的公媽，自己拜」。
連戰的國民黨不但喊「一個中國」，還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喊要「中國統一」，這絕非蔣經國的本土化路線。只有認同台灣，「革新保台」，承認住在台灣的人民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主人，才是真正本土化路線。
從事實演變而言，李登輝的解釋是正確，也一貫的；連戰和他手下一批不肯本土化，又不敢公開反對本土化的人，只能選擇性的塑造蔣經國的形象，而不敢誠實面對蔣經國本土化的動機和意義。
連戰的國民黨不承認李登輝執行本土化的重大成就，如果依當年國民黨馬屁精的歷史觀，那是禹、湯、文、武、周公，一路傳到蔣介石，跳過嚴家淦，傳到蔣經國，再跳過李登輝，傳到連戰。如此歷史觀，比中共清算毛澤東還功過四、六開還野蠻。
不敢推翻 只好曲解
國民黨那批人似乎還以為他們可以壟斷歷史解釋，可以指黑為白，繼續愚民，否定李登輝的政績，和他們那批人在本土化政策下所得到的政治利益。國民黨那批人更忘了李登輝繼承蔣經國實行本土化，落實主權在民，使台灣人民可以主宰自己命運的歷史成就。
他們根本忘了即使在「良性的」蔣經國執政末期，國會還由沒有代表性與合法性的「老賊」霸佔，台灣人在行政部門仍受歧視待遇，權利分配不均，在非民主體制下，多數人受到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得不到應有的發言權。
連戰不敢推翻本土化路線，只好曲解本土化意義，自稱國民黨是「本土政黨」，它走的就是本土化路線。其實，從美國外交文獻，包括蔣經國自己對美國外交官的談話來解讀，連戰和他手下復辟派，如非不知蔣經國本土化的意義，便是存心曲解歷史。
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的政治報告中，本土化的用語是「台灣化」。台灣化的意義主要有兩部分，其一是吸收台灣人進入政府體制，解除台灣人所受權力分配不公之待遇，其二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以便繼續維持不被中國併吞的獨立政治個體。
蔣經國進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有他的政治敏感度，有他的胸襟，但卻非完全是他個人主動的意願。美國人評價蔣經國本土化的改革，常說他善於審時度勢，走在巨浪的前面，才不致沒頂。在國內、國際壓力下，他採取切香腸策略，在緊要關頭，切下一小片，讓反對勢力吞食，等到壓力又起，再忍痛切下一片，以應付需要。
他的本土化有客觀環境的需要，他的作法還是盡量保持國民黨的統治利益，緩慢進行，只求消除壓力的本土化。
台灣正名良藥苦口
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政治官員阿姆斯壯在一九七○年任期結束前，對「台灣化」的客觀環境便有直接的描述，他在一份「台灣的台灣化，或中華民國能否倖存到一九八四年」的政治分析中指出，「把中華民國帶到台灣，並把它保存在台灣逾二十年的大陸中國人，正緩慢但不可避免的從政治舞台消失。同時，教育、城市化和急速的社會變遷，不斷的腐蝕他們對本地出生台灣人的掌控。在一九八四年，如果台灣人還沒有完全接掌政治大權的話，至少他們將開始取得政治實權。」
阿姆斯壯預測一旦台灣人取得政治實權，他們將保持強烈的台灣人主體及共同利益，例如，「他們將放棄台灣的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放棄反攻大陸，及裁減軍隊。」
他建議鼓勵大陸人掌控的政府，「把實權轉移給台灣人，並默認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台灣化。對許多大陸人來說，這是一劑苦樂。但是如果居少數的大陸人，人口繼續減少，卻仍決心壟斷權力，結果可能動亂，使台灣的和平與繁榮宣告結束。」阿姆斯壯結論稱，「台灣的未來屬於台灣人；大陸人必須學會接受此事實，美國也必須學會接受此事實。」
國民黨政府以反攻大陸，代表全中國之名，壟斷台灣政治權力，人口居多數的台灣人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這種不合理、不公平的局面不可能維持長久。雷震要結合台灣人成立政黨，要求國民黨民主化，雖被強力壓制，但那只是一時，不會是永遠。這是內部改革的壓力。
少談一中務實本土
但本土化另一重大壓力來自國際，也即國際形勢的轉變，和美國對蔣家政權的「施壓」，或者說是「鼓勵」。很多人都罵兩度當過外交部長的沈昌煥是頑固的保守派，但他在一九七二年對美國大使馬康衛說的一句真心話可能使他的批評者大吃一驚。據馬康衛在一九七三年向國務院提出的「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報告，沈昌煥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曾對他訴苦：「直到去年之前，一個中國意即中華民國。現在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沈昌煥說，有許多東南亞國家領袖「誤解上海公報，相信美國接受北京對台灣的立場。」
「中華民國」在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問北京，所謂「中華民國代表一個中國」的神話完全破產。沈昌煥當年都有這種認識，那比現在還在自慰「憲法一中」的連戰，要高明得多。
一個中國既非「中華民國」，則以「中國政府」地位佔領台灣的「中華民國」如何自保便成頭件大事。當時新興的口號已非「反攻大陸」，更非「中國統一」，而是「革新保台」。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對各大專院校年輕教授與海外「愛盟」成員，台灣基督教長老會，本土的自立晚報，乃至現在站到「中國統一」的中國時報等所提出的「革新保台」的主張，都詳細電告華府，而革新保台的主張，第一要務是國會增補選，吸收台灣人參與；行政革新，吸收台灣人進入行政體系。對外關係部分，外交系統開始「全方位」外交，少談「一個中國」，務實的在中華民國之後附加「台灣」。
蔣經國一九七二年在「內舉不避親」的吶喊下出面組閣，被認為是台灣化的開始，他除了留下嚴家淦內閣的兩個台灣人：徐慶鐘、李連春和一個「半山」連震東之外，另加了高玉樹、林金生和李登輝三個台灣人，並以「半山」謝東閔任省主席，張豐緒任台北市長。台灣人參加政府的人數增加了，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處分析其動機稱：「這些任命目的似在改善政府形象，而非實質增加台灣人的權力。」
美國分析認為蔣經國以徐慶鐘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目的在擋財政部長李國鼎的路，用高玉樹出任交通部長，目的在拔掉他的台北市地盤，而用張豐緒任官派台北市長，目的在清洗高玉樹建立的政治基礎。蔣經國任用李登輝這一部分，美國的分析指出：李登輝與蔣經國任用的其他人並不同型。「因為他與發行帶爭議性之大學雜誌的改革派台灣人有關係，蔣經國起用李登輝可能是想藉此爭取這一派的支持，這一派在學生及知識分子間很有影響力。」
任命台灣人 提高蔣聲譽
這項情報分析指出，蔣經國可能繼續藉任命台灣人的機會，提高他的聲譽。「那些獲任命者會感激他，而居大多數的台灣人，將把他們當作一個最終將使台灣人取得實權的程序之開始。」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大使馬康衛會見蔣經國，除了談蔣經國所感焦慮的日本承認中共問題外，也涉及台灣政治。
據馬康衛發給國務院的報告，他對蔣經國「任命數名優異的台灣人擔任重要政府職位，表示讚賞」，蔣經國回應說，他「決心把有能力，有見解的新人帶進負責任的位子，如果他們證明是人才，將會再更上層樓。」
蔣經國說他特別重視次長職務，認為那和部長同樣重要。他提到任命兩位很有前途的台灣人，郭為藩任教育部次長，楊基烇任經濟部次長。他說，他將不分出生地，起用有才幹的人，絕不會有歧視。
起用本土人才有助安定
馬康衛特別讚賞他早就認識的李登輝，蔣經國說，「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是連跳了好幾級，因為他對李登輝卓越、非傳統，卻務實的見解，和良好的行政能力，印象深刻。他將有發揮長才的機會。」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駐美大使沈劍虹奉命見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轉達行政院長蔣經國的六項重要政治立場。沈劍虹稱，那是他四月間回台北述職時，蔣經國所交代要向美國政府表明者。據國務院的備忘錄，蔣經國的指示，第一點是要向美方保證，他將「竭盡所能保持台灣內部的安定」。
蔣經國的新內閣「仍致力經濟發展，包括財富均分及擴大經濟基礎。他也致力於引進更多台灣人加入政府。例如，他的十六人內閣有六個台灣人。他也引進更多台灣人和年輕人進入經濟計畫體系。蔣院長將繼續引進本地出生者擔任政府職務，因為他認為如此有助政治安定。」
馬康衛對蔣經國任用台灣人入閣表示讚賞，而蔣經國也特別訓令沈劍虹帶訊給美方，第一點便強調引進台灣人的承諾，這表示美國對台北有相當的壓力，或「鼓勵」其改善不合理的權力結構，起用台灣人，以減少台灣人的不滿。蔣經國也承認多吸收台灣人參加政府，有助於政治安定。
李登輝說蔣經國任用台灣人是收買民心，這種說法比較直率，實際上他說的意思與「爭取支持」，「有助政治安定」是一樣的，甚至更符合當時的環境。李登輝接掌政權，本土化的落實毫無問題，但有些既得利益者，壟斷台灣政治權力已成習慣，受不了台灣人分享權力，便有反彈和出走之舉。
經過李登輝的本土化，和連戰失去政權，在起用台灣人這方面的本土化意義並不是大問題。連戰和宋楚瑜的問題是他們對台灣的認同，及他們仍想佔大位，讓台灣人扮演象徵性、配角、聊備一格，以「有助安定」的角色。
雙重壓力走上民主路線
在認同的問題上，馬康衛大使在一九七三年分析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報告指出，居住在台灣的人民，幾乎有一個一致的目標，即不管是以宣佈獨立或透過保持法理及事實的現狀，與大陸保持分離。大部分有政治意識的台灣人和一些大陸籍知識分子，甚至有些高級政府官員主張宣佈台灣獨立，而政府政策也選擇以保持現狀，以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掌控之外，只在形式上稱對全中國有主權。
這些蔣經國開始的本土化政策，到一九八○年代，只有加速，而非減緩。一九七○年代後期到一九八○年代的美國外交檔案，還沒有公開。但是在一九八○年代，喧騰國際的江南及陳文成政治謀殺案，美國要求台灣民主化的壓力更大。民主化的結果，自然會改變原來人為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反映出台灣化的目標
蔣經國在「黨外」壓力，美國壓力下，選擇本土化的路線。他取消戒嚴，本土政黨成立，並宣示蔣家後代「不能，也不會」成為他的接班人，便是要放手台灣化，把政權交給認同台灣的人民。
他這層意思也表現在堅持對中共「三不」政策，但基於人道理由，開放老兵回鄉探親。這表面上雖是人道問題，但卻有重要政治含意。蔣經國自己知道，最對不起來台老兵的就是他們蔣家父子。這些當年自願，或被迫到台灣的青年官兵，因為兩蔣與「共匪」仇不共戴天，而失去與父母重聚的機會，更失去青春，錯過成家的時機。在他們老去之前讓他們還鄉，已是最起碼的補償。
中國統一非蔣經國路線
但在政治上而言，老兵還鄉是提供追隨他們父子到台灣的人，有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願意認同台灣的人，可以留在台灣過民主的生活，不願認同台灣的人，可以選擇回中國定居。不必他們「帶領」反攻，老兵自己可以回大陸。如果他們選擇居住在台灣，那只有認同台灣，認同「台灣化」的「中華民國」。
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就是認同台灣，以台灣這塊土地作為「中華民國」的固定領土，沒有「反攻大陸」的問題，也沒有「中國統一」的問題，「自己的公媽，自己拜」。
連戰的國民黨不但喊「一個中國」，還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喊要「中國統一」，這絕非蔣經國的本土化路線。只有認同台灣，「革新保台」，承認住在台灣的人民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主人，才是真正本土化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