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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影評人梁良
在SARS風暴的影響下，西門町電影街異常空蕩，接近黃昏了四周商店大門依然開得稀稀落落，售票口年輕的工作人員們只能聊著天，笑鬧的聲音足以在整條街上回響。
沒有人群起的電影街，盡管電視牆上的電影廣告正轟隆隆地重複播放，冷清的樣子仍感覺有些寂寞。見到梁良時，他正一個人坐在戲院前的長椅上，低頭看書，陽光從他背後輕灑，卻使他的身形更顯瘦削單薄。
「我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從香港到台灣，在電影的世界裡花費了大半青春之後，影評人梁良這樣形容自己。
◆那第十九個志願......
為什麼會喜歡上電影？許多人會回上一部令他印象深刻的片，或感動於某個導演，如果答案牽涉到他的一段生命歷程，大多時候，他對於電影，已不是單純的喜歡而已。
梁良小時候家住在香港深水?耤A距離幾個街口就有一家專放粵語片的電影院，看了幾回武俠片和歌舞片，梁良從此上了癮。因為家裡窮，梁良仗著年紀小，見到有單身的人進戲院便拉著他或她的衣角充當那人的小孩，為了看電影臉皮就得厚，有幾次被售票人員攆出場去或遭人白眼。
小時候愛看電影，甚至是周報影評的忠實讀者，梁良中學畢業後志願卻是想當個文學作家，從未想過要走電影這一行。在香港投考台灣大專聯考，可以填二十個志願，梁良第一志願填了「台大中文」想圓作家夢，「藝專影劇科」被排到第十九個志願，原本只是充數用的，梁良想學電影的意願並不強，沒想到成績出來，還是讓他只能考上第十九個志願。
為此，梁良還不甘心地申請延長入學一年，不料第二次的成績更是差，註定他必須走入學習電影之路，於是梁良成為低侯孝賢一屆的學弟。「記得那時候還是坐『台灣輪』，在海上待了兩天一夜才踏上基隆碼頭的土地呢！」那一年，是一九七○年，梁良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一年看四百部電影
上了藝專，自然而然挑起梁良看電影的熱情，當時看一部院線片只要十塊錢，一下課梁良就往戲院跑，還耐心地在筆記上寫心得，模仿國外雜誌的做法，用打星的方式評比出電影的娛樂價值和藝術價值。一年，梁良可以看上四百部電影，有時候一整天就看到頭暈眼花支撐不住為止。「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什麼VEDIO，看電影就得上戲院，錯過了就錯過了，對看電影特別珍惜，我還會追到二輪、三輪戲院去。」
隨後，梁良開始寫影評、學習拍電影，從實際的拍攝工作中去印證學院裡所學到的理論。「藝專第一屆實驗電影展」，在梁良與同班同學葉俊明和蔡國榮的籌劃下開辦。他們灑入第一顆種子後，此影展還被擴大成為「金獅獎」影展。
畢業回到香港後，梁良加入香港當時正積極鼓吹實驗電影的電影團體「衛影會」，隨後從擔任狄龍初執導演筒時電影【電單車】的場記，進入香港商業電影實業界，陸續參與【鬼馬雙星】等片的拍攝工作，並漸升為副導演，梁良一步一步地累積電影經驗，最後轉入電視台擔任編劇工作，回到台灣成立傳播公司，期間不間斷地發表電影評論文章。
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梁良與朋友所組成的傳播公司沒多久就倒了，回到香港或留在台灣的想法在心中拉拔。最後，因為台灣女友，因為比較喜歡台灣的環境，梁良選擇留在台灣從頭起步，在各報章雜誌發表影評，也曾在世新大學擔任講師工作。
◆導演畢竟不是神吧？
最近一次有機會在電視上看見梁良，是香港影歌星張國榮去世當天晚上，以一個香港影評人的身分，梁良講起張國榮在電影上的生命歷程。不知道有多少台灣的六、七年級生認識這個影評人，更不知還有多少經歷過「台灣新電影」極盛年代的人記得，當時因他一篇文章而起的一場激烈論戰─一場被視為是「反侯」與「擁侯」兩方的唇槍筆戰。
在台灣，梁良並不是什麼可以到處上電視廣播的名影評者，也不是各大專學院電影演講會的寵兒。因為對於「確立影評地位、樹立影評權威」的堅持，梁良過去所寫的文章不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不但大膽地與其他影評人展開筆戰，包括平日好友，梁良還不客氣地直指台灣電影產業的沉痾，在二十年前就以鋒利的筆調批評政府電檢處的問題。梁良的〈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一文，更幾乎使整個台灣電影評論界和新電影工作者，都將他視為洪水猛獸般撻伐。
「我從來就不是反對侯孝賢，反對台灣新電影，我也喜歡【冬冬的假期】，說它是散文電影的一流作品，我也替新電影推波助瀾過。但你將它捧到高高在上，將它神話時，認為除了台灣除了新電影外就沒有其他，我就是覺得那會有問題，覺得不應該只能有一種言論，發現問題後，就不得不寫出來。」
在〈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中，梁良直指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影壇的動向，不難發現一種「個人偶像崇拜活動」的風氣正瀰漫開來，「彷彿，做導演的可以經由這種個人崇拜的祭禮而從凡人變成上帝，而寫影評的則成為主持祭禮的教宗。在這種濃厚的宗教氣息籠罩之下，芸芸眾生（電影觀眾）欲想踏足電影藝術的聖殿，便非得成為他們的信徒不可。不相信或不贊同這種宗教信仰的『異教徒』，一律驅逐電影娛樂園，並被貶為『不夠資格欣賞及談論電影』的庶民。......」
◆批新電影的一定是黨外......
梁良還在該篇文章中擔憂地指出，如侯孝賢與楊德昌等導演，即使是具有功力且值得尊敬，他們的作品也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他們也是凡人，拍的電影也非神聖不可侵犯，過度神話的結果，很可能使他們形成自大自滿的心態，不再冷靜謙虛地自我檢討改進。
這篇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所寫的文章，自然引起漫天指責：「以他這種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的乖張言論，說穿了不外乎像某些黨外人士，故意立異來博取引人注意，藉謾罵標榜自己名位......」、「那些反對新電影及新派評審的言論是大有人在幕後策動！」等批評接踵而來。
現在，梁良說那篇文章是在「年輕氣盛」時所寫，火氣很大，但至今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想法，「我那篇討人厭的文章啊......。」梁良這樣說，卻露出自信滿滿的笑容。
然而平心靜氣，現在反觀台灣新電影的發展趨勢，從觀眾以高票房的支持到冷漠以對的過程，梁良在約二十年前所寫，絕非意氣用事或無的放矢。「觀眾發現電影不好看，卻不會去質疑電影本身，反而去懷疑自己是否不夠水準，因為那是殿堂，那是神，所以看不懂，越是這樣想，就越是害怕去看電影......。最後，即使有真正拍的好的國片上映了，觀眾也只想保持疏離。」
梁良說，最近有一個在世新的學生做了份調查，發現即使是會在國際影展上一窩蜂趕集的電影系學生，上電影院看國片的意願卻依然稀薄，無論與電影事業開始走下坡的香港或正興盛的韓國相較，情況都相差甚遠。
「越是愛，責備的時候就越沉痛，越發現問題所在，就越無法視而不見，看起來越悲觀，就是認為它有希望。愛之深責之切吧。」梁良感嘆，一個好的電影產業，應該是能將商業與藝術作最佳的結合，好的商業片也能將深沉的藝術或哲學思考，以說故事的形式簡單的表現出來，打動人心，而不是將兩者劃一個清楚的界線，作藝術的看不起商業，在學院裡的瞧不起作產業的。
◆只要國片一息尚存......
「要能百花齊放，要能容納多元，這就是好的電影環境的基礎。」梁良語重心長地表示。
然而至今，面對觀眾的冷漠，還是有新銳導演們不斷從口中流洩出「那是他們還沒解開我電影中的密碼」「我拍的是一種感覺，隨便你們怎麼解釋」這樣的話語。而梁良的那篇文章在近二十年後，幾乎埋藏在層層疊疊的舊書堆中，少有人提及，過去那些關於國片產業低迷的鋒利評論，所提出的擔憂，也都一一浮現，相同的問題如今在台灣電影界依舊反覆討論再討論。
不會覺得很寂寞嗎？對國片還抱持希望嗎？
「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會寂寞。寫影評，本來就該無名利可圖。」「而即使國片只剩零點零一的生命，但只要它還有呼吸，還有心跳，不管多微弱，只要不斷刺激它，都還有活起來的機會，都還可以有我可以做的事。」在幾乎寂靜的電影街上，梁良這麼說著。
為什麼會喜歡上電影？許多人會回上一部令他印象深刻的片，或感動於某個導演，如果答案牽涉到他的一段生命歷程，大多時候，他對於電影，已不是單純的喜歡而已。
梁良小時候家住在香港深水?耤A距離幾個街口就有一家專放粵語片的電影院，看了幾回武俠片和歌舞片，梁良從此上了癮。因為家裡窮，梁良仗著年紀小，見到有單身的人進戲院便拉著他或她的衣角充當那人的小孩，為了看電影臉皮就得厚，有幾次被售票人員攆出場去或遭人白眼。
小時候愛看電影，甚至是周報影評的忠實讀者，梁良中學畢業後志願卻是想當個文學作家，從未想過要走電影這一行。在香港投考台灣大專聯考，可以填二十個志願，梁良第一志願填了「台大中文」想圓作家夢，「藝專影劇科」被排到第十九個志願，原本只是充數用的，梁良想學電影的意願並不強，沒想到成績出來，還是讓他只能考上第十九個志願。
為此，梁良還不甘心地申請延長入學一年，不料第二次的成績更是差，註定他必須走入學習電影之路，於是梁良成為低侯孝賢一屆的學弟。「記得那時候還是坐『台灣輪』，在海上待了兩天一夜才踏上基隆碼頭的土地呢！」那一年，是一九七○年，梁良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一年看四百部電影
上了藝專，自然而然挑起梁良看電影的熱情，當時看一部院線片只要十塊錢，一下課梁良就往戲院跑，還耐心地在筆記上寫心得，模仿國外雜誌的做法，用打星的方式評比出電影的娛樂價值和藝術價值。一年，梁良可以看上四百部電影，有時候一整天就看到頭暈眼花支撐不住為止。「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什麼VEDIO，看電影就得上戲院，錯過了就錯過了，對看電影特別珍惜，我還會追到二輪、三輪戲院去。」
隨後，梁良開始寫影評、學習拍電影，從實際的拍攝工作中去印證學院裡所學到的理論。「藝專第一屆實驗電影展」，在梁良與同班同學葉俊明和蔡國榮的籌劃下開辦。他們灑入第一顆種子後，此影展還被擴大成為「金獅獎」影展。
畢業回到香港後，梁良加入香港當時正積極鼓吹實驗電影的電影團體「衛影會」，隨後從擔任狄龍初執導演筒時電影【電單車】的場記，進入香港商業電影實業界，陸續參與【鬼馬雙星】等片的拍攝工作，並漸升為副導演，梁良一步一步地累積電影經驗，最後轉入電視台擔任編劇工作，回到台灣成立傳播公司，期間不間斷地發表電影評論文章。
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梁良與朋友所組成的傳播公司沒多久就倒了，回到香港或留在台灣的想法在心中拉拔。最後，因為台灣女友，因為比較喜歡台灣的環境，梁良選擇留在台灣從頭起步，在各報章雜誌發表影評，也曾在世新大學擔任講師工作。
◆導演畢竟不是神吧？
最近一次有機會在電視上看見梁良，是香港影歌星張國榮去世當天晚上，以一個香港影評人的身分，梁良講起張國榮在電影上的生命歷程。不知道有多少台灣的六、七年級生認識這個影評人，更不知還有多少經歷過「台灣新電影」極盛年代的人記得，當時因他一篇文章而起的一場激烈論戰─一場被視為是「反侯」與「擁侯」兩方的唇槍筆戰。
在台灣，梁良並不是什麼可以到處上電視廣播的名影評者，也不是各大專學院電影演講會的寵兒。因為對於「確立影評地位、樹立影評權威」的堅持，梁良過去所寫的文章不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不但大膽地與其他影評人展開筆戰，包括平日好友，梁良還不客氣地直指台灣電影產業的沉痾，在二十年前就以鋒利的筆調批評政府電檢處的問題。梁良的〈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一文，更幾乎使整個台灣電影評論界和新電影工作者，都將他視為洪水猛獸般撻伐。
「我從來就不是反對侯孝賢，反對台灣新電影，我也喜歡【冬冬的假期】，說它是散文電影的一流作品，我也替新電影推波助瀾過。但你將它捧到高高在上，將它神話時，認為除了台灣除了新電影外就沒有其他，我就是覺得那會有問題，覺得不應該只能有一種言論，發現問題後，就不得不寫出來。」
在〈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中，梁良直指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影壇的動向，不難發現一種「個人偶像崇拜活動」的風氣正瀰漫開來，「彷彿，做導演的可以經由這種個人崇拜的祭禮而從凡人變成上帝，而寫影評的則成為主持祭禮的教宗。在這種濃厚的宗教氣息籠罩之下，芸芸眾生（電影觀眾）欲想踏足電影藝術的聖殿，便非得成為他們的信徒不可。不相信或不贊同這種宗教信仰的『異教徒』，一律驅逐電影娛樂園，並被貶為『不夠資格欣賞及談論電影』的庶民。......」
◆批新電影的一定是黨外......
梁良還在該篇文章中擔憂地指出，如侯孝賢與楊德昌等導演，即使是具有功力且值得尊敬，他們的作品也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他們也是凡人，拍的電影也非神聖不可侵犯，過度神話的結果，很可能使他們形成自大自滿的心態，不再冷靜謙虛地自我檢討改進。
這篇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所寫的文章，自然引起漫天指責：「以他這種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的乖張言論，說穿了不外乎像某些黨外人士，故意立異來博取引人注意，藉謾罵標榜自己名位......」、「那些反對新電影及新派評審的言論是大有人在幕後策動！」等批評接踵而來。
現在，梁良說那篇文章是在「年輕氣盛」時所寫，火氣很大，但至今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想法，「我那篇討人厭的文章啊......。」梁良這樣說，卻露出自信滿滿的笑容。
然而平心靜氣，現在反觀台灣新電影的發展趨勢，從觀眾以高票房的支持到冷漠以對的過程，梁良在約二十年前所寫，絕非意氣用事或無的放矢。「觀眾發現電影不好看，卻不會去質疑電影本身，反而去懷疑自己是否不夠水準，因為那是殿堂，那是神，所以看不懂，越是這樣想，就越是害怕去看電影......。最後，即使有真正拍的好的國片上映了，觀眾也只想保持疏離。」
梁良說，最近有一個在世新的學生做了份調查，發現即使是會在國際影展上一窩蜂趕集的電影系學生，上電影院看國片的意願卻依然稀薄，無論與電影事業開始走下坡的香港或正興盛的韓國相較，情況都相差甚遠。
「越是愛，責備的時候就越沉痛，越發現問題所在，就越無法視而不見，看起來越悲觀，就是認為它有希望。愛之深責之切吧。」梁良感嘆，一個好的電影產業，應該是能將商業與藝術作最佳的結合，好的商業片也能將深沉的藝術或哲學思考，以說故事的形式簡單的表現出來，打動人心，而不是將兩者劃一個清楚的界線，作藝術的看不起商業，在學院裡的瞧不起作產業的。
◆只要國片一息尚存......
「要能百花齊放，要能容納多元，這就是好的電影環境的基礎。」梁良語重心長地表示。
然而至今，面對觀眾的冷漠，還是有新銳導演們不斷從口中流洩出「那是他們還沒解開我電影中的密碼」「我拍的是一種感覺，隨便你們怎麼解釋」這樣的話語。而梁良的那篇文章在近二十年後，幾乎埋藏在層層疊疊的舊書堆中，少有人提及，過去那些關於國片產業低迷的鋒利評論，所提出的擔憂，也都一一浮現，相同的問題如今在台灣電影界依舊反覆討論再討論。
不會覺得很寂寞嗎？對國片還抱持希望嗎？
「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會寂寞。寫影評，本來就該無名利可圖。」「而即使國片只剩零點零一的生命，但只要它還有呼吸，還有心跳，不管多微弱，只要不斷刺激它，都還有活起來的機會，都還可以有我可以做的事。」在幾乎寂靜的電影街上，梁良這麼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