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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仁：政治是虛假的，社會才是真實的。
從大學時代，萬仁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北市首屆原住民族親善公主」的選拔活動，在北投的「凱達格蘭會館」熱熱鬧鬧地展開。現場沸沸揚揚，小小的會場裡擠滿圍觀的群眾，爭睹原住民少女婀娜的才藝表演。
萬仁也站在會場裡面，卻盡量不靠近群眾和舞台，反而在會場出口的地方，選了個極偏遠的位置，像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手持一部小小的數位攝影機，窺探紀錄。「也許能碰碰運氣，找找看有沒有適合的演員。」
然而，萬仁的鏡頭，並不常固定在舞台上的參賽主角身上，反而不斷游移於台下的觀眾，或定格在為參賽者捧花的小女孩身上﹔似乎較吸引萬仁注意的影像，都不是當日舞台上光鮮的主角，而是較不受人注意的邊緣人。
◆同樣東西用不同角度去看
「我喜歡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東西，而同樣的東西，我也喜歡用不同角度去看。」也許是因為這樣，萬仁電影中較關注的，經常只是社會邊緣的小小人物，或被台北城所逐漸淡忘的歷史場景﹔也許是因為這樣，當年林森北路上的那一片凌亂的違章建築（現已拆建為十四、十五號公園），即使一再重複地出現在萬仁所導演的多部電影中，萬仁也能以仰望、以俯照、以迂迴推進，呈現它外觀與內在的不同面貌，發展出不同的故事。
萬仁說，大學時代，他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
在電影中碰觸政治議題，包括【超級大國民】中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天使】裡諷刺台灣的選舉文化、暗嘲政治人物的表裡不一......，有很多朋友會問萬仁，是不是對「政治」題材特別感興趣？「我其實非常非常厭惡政治，政治是虛假的、很骯髒的，社會，才是真實的。我想拍的想研究的，是社會、是歷史，不是政治。」
一九七六年，從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萬仁遠赴美國進修。一開始，萬仁選擇申請的是阿肯色大學的公共行政，「那時我只是單純的認為，台灣的行政效率實在是太差了，從最底層的公務制度就可以看出，所以我想學些美國行政的東西。」
後來一打聽，萬仁這才發覺，公共行政並不是屬於社會學的領域，而是附屬在「政治系」裡，一聽到「政治」，他就是覺得不對勁，「政治系絕對不是我想要的！」因此，他又改了決定，轉到原來也一直想唸的歷史系去。
◆曾經徬徨學電影有何前途
學電影，那是後來的事了。在歷史系時，萬仁開始旁聽許多與電影有關的課，看一些源自莎士比亞小說的電影，看黑澤明的電影等等，逐漸地，才勾起他小時候的電影夢，「我記起我在台灣的學生時代，那時候所謂的知識份子，都是很喜歡看電影的......。到光華商場買張西洋唱片、偷買一些禁書，再看一場電影，假日就這樣消磨掉了。看電影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於是再繞了一大圈之後，萬仁又選擇到洛杉磯去，讀電影藝術技術。
這樣的選擇是不是經過深思熟慮？萬仁曾經徬徨過，也曾走在好萊塢的街上卻摸不著未來。當時台灣好不容易跑到美國留學的，大半學的是要能賺錢的、能讓人衣錦還鄉的系所，會學電影的，不是早已在台灣有實際電影基礎的，就是老早就打算到美國定居下來的，萬仁卻兩者都不是。「我從未有電影經驗，而且一學電影後，我就知道我一定回到台灣。」
萬仁算是台灣第一代留美學電影的人。
畢業回到台灣後，萬仁的第一份工作還不是電影事業，而是到現在的世新大學先教書，過個兩年，在一九八三年時，才拍了由黃春明小說改編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中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影片拍攝完成後，隨即發生有黑函密告【蘋果的滋味】一片「內容不妥」的事情，不但讓萬仁沮喪不已，也引發輿論反彈，後來被戲稱為「削蘋果事件」：有人以「中國影評人協會」名義發黑函至新聞局文工會檢舉（當時文工會主任為宋楚瑜），說【蘋果的滋味】中把台灣社會描寫得太過「黑暗」，違章建築的畫面會留給外人不好的印象，且有反美畫面等等。文工會便施壓要中影削減影片，其中包括結尾中江阿發一家人大口吃蘋果的畫面。此事經披露後引發輿論和社會的討伐，也讓台灣新電影成為熱門話題。
文化視窗大違建區有台北社會縮影
而萬仁在【蘋果的滋味】中精準的電影節奏、幽默卻意味深沉的反諷手法以及扎實的搭景，也讓第一次執導電影的萬仁，成為台灣新電影的代表性導演之一。「如果要界定自己，我會說我是個商業電影導演，而同時也是個知識份子......，我認為要拍出好看的電影，不但要言之有物，而且內心是要很誠懇的。」
看上幾部萬仁的電影，就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場景不斷出現，灰撲撲、陰暗潮濕的大片違建，似乎就是萬仁眼中台北市底層的象徵。會喜歡在中山北路與林森北路間的違章建築中取景，對於萬仁來說並非偶然的想法，他從小家就住在那片違章建築附近，喜歡觀察裡面的人事物，「那裡事實上不是貧民窟，住的也不一定是外省老兵，林森北路開拓後，違建被分為兩邊，一些台灣人後來也住了進去，裡面各式各樣不同的文化......，有時會看見上班女郎，打扮得光鮮亮麗從違建裡走出來，走入繁華的台北東區，那樣的畫面讓我印象很深。」
【超級市民】中，萬仁藉由一位年輕人士祥自南部到台北尋找妹妹的過程作為貫串，他依循妹妹留下的最後住址，來到林森北路的大違建區，於是，士祥遇到了各種人、看見各種心酸故事，台北的輪廓與都會問題一一浮現......。對於萬仁來說，大違建區裡有著台北社會的縮影，在那裡，可以見證台北快速的變遷，可以真實反映現代都會發展對人性的影響，然而都市裡依然存在純真，只是暫時迷失了。像士祥所找尋的妹妹一樣，令人失望的城市裡，還是有那麼一絲希望。
◆進步青年變成退化的老人
然而越是觀察社會、拍攝台北，越是想拍攝出台灣歷史中被遺忘的片段，萬仁的心情，似乎越來越沉重。在【超級大國民】一片，萬仁的電影風格有了劇烈的轉變，由使用大量幽默十足的反諷，到嚴肅沉痛地陳述過去台灣歷史政治上的悲痛﹔「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電影中打出這麼一句文字，令人想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在【霧中風景】中的哀傷詩意。
【超級大國民】中曾為白色恐怖政治犯許毅生，當他為了贖罪而從安養院走回台北的社會時，才發現台北已不是當年熟悉的樣貌，社會開放許多了，電視裡聽得到包括日語的全球化衛星電視頻道，也充斥各種廣告，新聞裡都是街頭抗議的群眾畫面......，然而，當年槍決政治犯的刑場已成青年公園，日治時代的日本東本願寺、國民政府監禁刑求政治犯的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變成獅子林商業大樓，而警備總部軍法處也變成來來飯店，不斷傳來高級刀叉碰撞的消費聲響，當年屬於他們那一代苦難的空間與歷史建築都不復存在。
「一度以為自己是進步的青年，但是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不得不承認自己已是退化的老人。十六年的牢獄，加上十二年的自我囚禁；三十四年來，被社會惡意的放棄，加上自己有意放棄這個社會的同時，社會也將我忘記了。」【超級大國民】片首的一段旁白點出許毅生的生命歷程，其實也點出萬仁對於快速遺忘歷史的感嘆，這樣的氛圍一直延續到後來的【超級公民】。
◆越是禁忌就越是無法忘記
「我出國唸書時，台灣很多留學生，一到美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書和看電影，買的是在被台灣政府禁的書籍，看的是在台灣被禁的色情片......，我們從封閉社會走出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徹底打破禁忌。」萬仁說，歷史的真相就類似這樣，越是成為禁忌，人的探索慾望就會越強大，越是要掩埋歷史，仇恨和衝突就永遠沒辦法平息。
然而，台灣社會在開放後，原本不能說的都能說了，大家又好像要拚命宣洩什麼一樣，拼命的說，像是這樣可以減輕悲痛，但其實又說不清楚，因為大部分的歷史早就變得模糊不清......，「從全民開講到全民亂講，社會變得越來越混沌，大概是因為歷史沒有被真正的釐清吧，因為歷史已經快要被遺忘。」萬仁這麼感慨。
有一次，與萬仁約在咖啡店訪談，端上一杯咖啡，還未啜上一口，他卻先掏出一枚二十元新式硬幣：「我剛剛付賬時，跑去問那個年輕的櫃檯小姐，好像才二十出頭吧，我問她知不知道，莫那魯道是誰？」萬仁的臉上，露出些許不被了解的失望。
「她說，她不知道......。」
09a.jpg 從大學時代，萬仁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廖仁傑攝）
◎霧社事件 徵人啟事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即將在今年四月由萬仁執導開拍，然而，這次不是電影，而是電視，這次是萬仁第一次嚐試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表現戲劇。「我想做別人沒有去做的角度。」萬仁說，那是一種挑戰，面對自己。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連續劇是由鄧相揚的報導文學作品改編，故事背景為霧社事件，描寫主角高采音、花崗一郎、花崗二郎在日治時代所經歷的文化衝突及磨難，企圖以賽德克族原住民的立場描繪霧社事件發生時的前後歷程，不刻意塑造神話莫那魯道，而全劇多在南投山區及花蓮萬隆取景。
事實上，早在【超級大國民】之前，萬仁與住在埔里的鄧相揚相遇後，就已有計劃想拍攝關於霧社事件的電影，但考慮到一人之力實在無法負荷龐大的電影資金，因而作罷。而在文化建設委員會與公共電視的籌劃下，【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將被拍攝成二十集的電視連續劇，預定在今年十二月開播。
目前，此劇正公開徵選演員，凡是原住民朋友皆可報名參選，不限年齡，不限性別。履歷照片及相關資料請寄：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公共電視【風中緋櫻－霧社事件】製作小組。一月廿五日截止。（陳乃菁）
◎萬仁作品年表
■一九八三 【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一九八四 【油麻菜籽】
一九八五 【超級市民】
一九八七 【惜別的海岸】
一九九一 【胭脂】
一九九五 【超級大國民】
一九九八 【超級公民】
二○○二 【天使】
二○○三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公視電視連戲劇
（陳乃菁）
萬仁也站在會場裡面，卻盡量不靠近群眾和舞台，反而在會場出口的地方，選了個極偏遠的位置，像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手持一部小小的數位攝影機，窺探紀錄。「也許能碰碰運氣，找找看有沒有適合的演員。」
然而，萬仁的鏡頭，並不常固定在舞台上的參賽主角身上，反而不斷游移於台下的觀眾，或定格在為參賽者捧花的小女孩身上﹔似乎較吸引萬仁注意的影像，都不是當日舞台上光鮮的主角，而是較不受人注意的邊緣人。
◆同樣東西用不同角度去看
「我喜歡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東西，而同樣的東西，我也喜歡用不同角度去看。」也許是因為這樣，萬仁電影中較關注的，經常只是社會邊緣的小小人物，或被台北城所逐漸淡忘的歷史場景﹔也許是因為這樣，當年林森北路上的那一片凌亂的違章建築（現已拆建為十四、十五號公園），即使一再重複地出現在萬仁所導演的多部電影中，萬仁也能以仰望、以俯照、以迂迴推進，呈現它外觀與內在的不同面貌，發展出不同的故事。
萬仁說，大學時代，他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
在電影中碰觸政治議題，包括【超級大國民】中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天使】裡諷刺台灣的選舉文化、暗嘲政治人物的表裡不一......，有很多朋友會問萬仁，是不是對「政治」題材特別感興趣？「我其實非常非常厭惡政治，政治是虛假的、很骯髒的，社會，才是真實的。我想拍的想研究的，是社會、是歷史，不是政治。」
一九七六年，從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萬仁遠赴美國進修。一開始，萬仁選擇申請的是阿肯色大學的公共行政，「那時我只是單純的認為，台灣的行政效率實在是太差了，從最底層的公務制度就可以看出，所以我想學些美國行政的東西。」
後來一打聽，萬仁這才發覺，公共行政並不是屬於社會學的領域，而是附屬在「政治系」裡，一聽到「政治」，他就是覺得不對勁，「政治系絕對不是我想要的！」因此，他又改了決定，轉到原來也一直想唸的歷史系去。
◆曾經徬徨學電影有何前途
學電影，那是後來的事了。在歷史系時，萬仁開始旁聽許多與電影有關的課，看一些源自莎士比亞小說的電影，看黑澤明的電影等等，逐漸地，才勾起他小時候的電影夢，「我記起我在台灣的學生時代，那時候所謂的知識份子，都是很喜歡看電影的......。到光華商場買張西洋唱片、偷買一些禁書，再看一場電影，假日就這樣消磨掉了。看電影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於是再繞了一大圈之後，萬仁又選擇到洛杉磯去，讀電影藝術技術。
這樣的選擇是不是經過深思熟慮？萬仁曾經徬徨過，也曾走在好萊塢的街上卻摸不著未來。當時台灣好不容易跑到美國留學的，大半學的是要能賺錢的、能讓人衣錦還鄉的系所，會學電影的，不是早已在台灣有實際電影基礎的，就是老早就打算到美國定居下來的，萬仁卻兩者都不是。「我從未有電影經驗，而且一學電影後，我就知道我一定回到台灣。」
萬仁算是台灣第一代留美學電影的人。
畢業回到台灣後，萬仁的第一份工作還不是電影事業，而是到現在的世新大學先教書，過個兩年，在一九八三年時，才拍了由黃春明小說改編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中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影片拍攝完成後，隨即發生有黑函密告【蘋果的滋味】一片「內容不妥」的事情，不但讓萬仁沮喪不已，也引發輿論反彈，後來被戲稱為「削蘋果事件」：有人以「中國影評人協會」名義發黑函至新聞局文工會檢舉（當時文工會主任為宋楚瑜），說【蘋果的滋味】中把台灣社會描寫得太過「黑暗」，違章建築的畫面會留給外人不好的印象，且有反美畫面等等。文工會便施壓要中影削減影片，其中包括結尾中江阿發一家人大口吃蘋果的畫面。此事經披露後引發輿論和社會的討伐，也讓台灣新電影成為熱門話題。
文化視窗大違建區有台北社會縮影
而萬仁在【蘋果的滋味】中精準的電影節奏、幽默卻意味深沉的反諷手法以及扎實的搭景，也讓第一次執導電影的萬仁，成為台灣新電影的代表性導演之一。「如果要界定自己，我會說我是個商業電影導演，而同時也是個知識份子......，我認為要拍出好看的電影，不但要言之有物，而且內心是要很誠懇的。」
看上幾部萬仁的電影，就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場景不斷出現，灰撲撲、陰暗潮濕的大片違建，似乎就是萬仁眼中台北市底層的象徵。會喜歡在中山北路與林森北路間的違章建築中取景，對於萬仁來說並非偶然的想法，他從小家就住在那片違章建築附近，喜歡觀察裡面的人事物，「那裡事實上不是貧民窟，住的也不一定是外省老兵，林森北路開拓後，違建被分為兩邊，一些台灣人後來也住了進去，裡面各式各樣不同的文化......，有時會看見上班女郎，打扮得光鮮亮麗從違建裡走出來，走入繁華的台北東區，那樣的畫面讓我印象很深。」
【超級市民】中，萬仁藉由一位年輕人士祥自南部到台北尋找妹妹的過程作為貫串，他依循妹妹留下的最後住址，來到林森北路的大違建區，於是，士祥遇到了各種人、看見各種心酸故事，台北的輪廓與都會問題一一浮現......。對於萬仁來說，大違建區裡有著台北社會的縮影，在那裡，可以見證台北快速的變遷，可以真實反映現代都會發展對人性的影響，然而都市裡依然存在純真，只是暫時迷失了。像士祥所找尋的妹妹一樣，令人失望的城市裡，還是有那麼一絲希望。
◆進步青年變成退化的老人
然而越是觀察社會、拍攝台北，越是想拍攝出台灣歷史中被遺忘的片段，萬仁的心情，似乎越來越沉重。在【超級大國民】一片，萬仁的電影風格有了劇烈的轉變，由使用大量幽默十足的反諷，到嚴肅沉痛地陳述過去台灣歷史政治上的悲痛﹔「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電影中打出這麼一句文字，令人想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在【霧中風景】中的哀傷詩意。
【超級大國民】中曾為白色恐怖政治犯許毅生，當他為了贖罪而從安養院走回台北的社會時，才發現台北已不是當年熟悉的樣貌，社會開放許多了，電視裡聽得到包括日語的全球化衛星電視頻道，也充斥各種廣告，新聞裡都是街頭抗議的群眾畫面......，然而，當年槍決政治犯的刑場已成青年公園，日治時代的日本東本願寺、國民政府監禁刑求政治犯的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變成獅子林商業大樓，而警備總部軍法處也變成來來飯店，不斷傳來高級刀叉碰撞的消費聲響，當年屬於他們那一代苦難的空間與歷史建築都不復存在。
「一度以為自己是進步的青年，但是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不得不承認自己已是退化的老人。十六年的牢獄，加上十二年的自我囚禁；三十四年來，被社會惡意的放棄，加上自己有意放棄這個社會的同時，社會也將我忘記了。」【超級大國民】片首的一段旁白點出許毅生的生命歷程，其實也點出萬仁對於快速遺忘歷史的感嘆，這樣的氛圍一直延續到後來的【超級公民】。
◆越是禁忌就越是無法忘記
「我出國唸書時，台灣很多留學生，一到美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書和看電影，買的是在被台灣政府禁的書籍，看的是在台灣被禁的色情片......，我們從封閉社會走出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徹底打破禁忌。」萬仁說，歷史的真相就類似這樣，越是成為禁忌，人的探索慾望就會越強大，越是要掩埋歷史，仇恨和衝突就永遠沒辦法平息。
然而，台灣社會在開放後，原本不能說的都能說了，大家又好像要拚命宣洩什麼一樣，拼命的說，像是這樣可以減輕悲痛，但其實又說不清楚，因為大部分的歷史早就變得模糊不清......，「從全民開講到全民亂講，社會變得越來越混沌，大概是因為歷史沒有被真正的釐清吧，因為歷史已經快要被遺忘。」萬仁這麼感慨。
有一次，與萬仁約在咖啡店訪談，端上一杯咖啡，還未啜上一口，他卻先掏出一枚二十元新式硬幣：「我剛剛付賬時，跑去問那個年輕的櫃檯小姐，好像才二十出頭吧，我問她知不知道，莫那魯道是誰？」萬仁的臉上，露出些許不被了解的失望。
「她說，她不知道......。」
09a.jpg 從大學時代，萬仁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廖仁傑攝）
◎霧社事件 徵人啟事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即將在今年四月由萬仁執導開拍，然而，這次不是電影，而是電視，這次是萬仁第一次嚐試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表現戲劇。「我想做別人沒有去做的角度。」萬仁說，那是一種挑戰，面對自己。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連續劇是由鄧相揚的報導文學作品改編，故事背景為霧社事件，描寫主角高采音、花崗一郎、花崗二郎在日治時代所經歷的文化衝突及磨難，企圖以賽德克族原住民的立場描繪霧社事件發生時的前後歷程，不刻意塑造神話莫那魯道，而全劇多在南投山區及花蓮萬隆取景。
事實上，早在【超級大國民】之前，萬仁與住在埔里的鄧相揚相遇後，就已有計劃想拍攝關於霧社事件的電影，但考慮到一人之力實在無法負荷龐大的電影資金，因而作罷。而在文化建設委員會與公共電視的籌劃下，【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將被拍攝成二十集的電視連續劇，預定在今年十二月開播。
目前，此劇正公開徵選演員，凡是原住民朋友皆可報名參選，不限年齡，不限性別。履歷照片及相關資料請寄：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公共電視【風中緋櫻－霧社事件】製作小組。一月廿五日截止。（陳乃菁）
◎萬仁作品年表
■一九八三 【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一九八四 【油麻菜籽】
一九八五 【超級市民】
一九八七 【惜別的海岸】
一九九一 【胭脂】
一九九五 【超級大國民】
一九九八 【超級公民】
二○○二 【天使】
二○○三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公視電視連戲劇
（陳乃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