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多年前，我提出了「統媒」這個概括稱呼，以及種種不合理的媒體毒害台灣價值現象；但近幾年來，自從媒體生態發展為本土報僅剩唯一、進而因市場區隔而「最大」時（雖然市占率僅二成多不到三成），我則意識到本土報對台灣價值的實質傷害，並不亞於統媒，就多次善意提醒和我頗有淵源的本土報，應善盡超級意見領袖的責任。
我是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二年，在本土報撰寫每日見報的老包專欄的，當時本土報才剛終結「大家樂報明牌之報」的不名譽政策，對外打出我的專欄招牌，用以重建媒體社會公器信譽，可見我們之間的革命情感。但到了一九九二年，報社高層主管（非報老闆，但獲得委託經營授權），卻在某日毫無預警撤下我已寫好的專欄，要我停筆──原來是新潮流頭頭邱義仁，帶了民進黨中央的陳師孟、許信良，去和該主管密商撤掉我的專欄（天可憐見，竟然不是我在口誅筆伐的國民黨人去施壓；然聽說那天許反而有說不介意我常批他），而該主管本來是迫於票房考量才容忍我的存在，這下子讓他找到可自圓其說的理由，可以去掉他一直在吃味的名字。我必須對這件事詳加交代，以免本土報的人認為我是有「怨氣」，才批判本土報──事實不是這樣的。我是大約五年後，才知道新潮流的頭頭在背後捅我一刀的（那時我和邱義仁、吳乃仁都交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專欄被取消後不到一個月，可能是讀者抗議聲浪高漲，復加上該高層主管感到不安或什麼的，總之，某位總主筆就奉令來請我回去「繼續寫」了（我沒答應）；而且事件過後一段時日，報老闆也曾派人來詢問我當時離開報社的原因，但我不想在報老闆那邊講該高層的不是，就回說事情已過不必追究。總之，嚴格來說，報紙也給我相當的尊嚴，和我並沒有什麼私人恩怨（最近提到此事乃因深感新系的不擇手段搞鬥爭，是台派走向敗壞的關鍵，才一再觸及），且後來這位高層主管也和我常有往來（也向我道過歉），但這會扯遠，就先擱下。
去年我曾和一位企業界好友，談到本土報的種種，以及企業大到一定程度時，其社會責任的問題；我們當時談的主題，後來有些財經媒體，也開始注意到而有所報導，因此應該很值得公開討論。我跟朋友說：台灣「首富」是誰呢？根本不是富比世在說的什麼國泰蔡家或郭台銘，二十多年前我們就知道本土報老闆才是台灣真正的首富（資產應有數千億）。朋友說他同意我的說法，又說他二、三十年來看盡各行各業的起落，什麼石化富豪、金融大富、電子新貴、科技新貴，雖然各在某些時期獨領風騷，讓世人欽羡不已，但經過一些時日的競逐，這些行業無一是贏家──最後的贏家，永遠是「搞不動產的」！
我說問題就在這裡：這些坐擁龐大不動產的大富，他們的經營哲學或人生價值觀，卻又是對社會最沒有「貢獻度」的！而所謂貢獻度又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呢？我認為必須從自身的「生產力」，以及提供多少就業機會來判別，否則根本就是虛假的。舉例來說，蘋果公司的iPhone固然是產業的超級明星，但它如果不能在美國本地提供就業機會，那它的富可敵國又有什麼意義？同樣的道理，本土報老闆一直是台灣最有錢的大富豪（這使得他的報紙地位可以屹立不搖），但他在台灣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創造了多少青年的夢想與未來想像？這其實是相當渺小的，也和他的財富不成比例。
我曾多次託人向該老闆建言，希望他最少在報紙底下，成立一家大型文化出版公司，進行有規模的文化生命力開發（有大報資源協助，出版公司也不會賠錢），未料得到的答案就是冷漠與嗤之以鼻。這讓我非常不以為然；「經營之神」王永慶去世之前，我曾向他建言文化事業，當時這個老人家的熱情洋溢令我印象深刻（此事我以前談過，是有關救台灣日報之事，他同意，但要那個曾欺騙他的主事者退出……可是我就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為那個人去遊說的，實在很不巧，但王老闆對文化事業的熱情仍必須記一筆），沒想到當今首富卻無動於衷。本土報常批評台灣的產業西進外移，外移造成就業機會流失，這是事實，但話說回來，有了不動產巨富（不動產當然沒有外移煩惱），卻又不思創造生產力與就業機會，那兩者之間，又有何低劣與高尚之別呢？
而如果「在商言商」是所有企業家的人生鐵律，那許文龍花了幾十億去購買世界各國的藝術品，最近又花了二十億去蓋一個高水準的博物館，再完完整整奉送給台南市政府──那這是大笨瓜的行為嗎？
總之，既然是台灣真正的首富，那就應該展現一個國家首富的風範，而不是玩小生意人稱斤論兩的遊戲。以本土報目前的生態地位幾乎就是民進黨台派的馬龍白蘭度了（江湖聞之色變的黑手黨教父），人人對它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這也造成蘇貞昌可以在此陣營無禮橫行，連小英都不敢得罪他，去「過度接近謝長廷」。至於本土報如何在二○○八總統大選時，無情欺負謝長廷，甚至和某個所謂本土社團女社員勾結，公然抵制謝以圖利馬的過往，我曾說過，就不再重複。
本土報既然已大到台派無人可監督它，那我來用歷史地位或歷史名聲來提醒它，應該也不為過吧？大約二十年前，有一個外省籍的阿伯寫了一封長信給我，他說他很支持李登輝的政治改革（那時有很嚴重的主流、非主流政爭），但倘若「你們本省人自己都不能團結了」（指林洋港現象），怎麼能責怪外省人不合作？他又說「外省人是少數，有濃厚的危機感，反抗你們也是人之常情啊」。這一段無甚高論、但又充滿深意的話語，二十年來一直在我內心迴盪不去。我想到阿扁當權時，接受新潮流頭頭的獻策，迫不及待要鬥爭前任老李，也為了討好本土報、新系與蘇某人，無情凌遲謝……。至於十多年來，具有超級影響力的本土報，它也從來未曾扮演台灣人「捅箍」的角色，反而像一把蠻橫、粗魯的斧頭，時常「劈柴連柴砧也劈開」，造成台灣現在危機四伏。不禁令人感傷……。
好了，現在就來履行我上次的承諾，要幫「謝家人」說些打氣的話。關於謝先生這幾年來被視為處於半退休狀態，且屢有為人作嫁，辛苦了許久，卻常遭人嫌棄的委屈，謝家人雖然在公開場合不提，但總是心中有數，也很不平吧？我因此要提出人生藝術，「留白哲學」的見解。台派之中，有兩個人則是大異其趣，拼命把人生畫布塗得滿滿滿，以至自己的人生旁人都覺得很難看；這兩個人就是不管身處何方，無役不與，都想搶當主角的扁蘇。但我現在要來講一段十年前的故事。
十年前有一天，前總統李登輝要我代約謝先生去見他聊聊，當時由於忌諱阿扁（總統）的小心眼，兩人見面之事根本不敢對外聲張（想來這真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啊）。見面那天，兩人由於有近似的日本背景（都在京都大學求學過），談得忘我，李先生也提到一九九○年的國是會議（開啟台灣民主改革的最重要會議），他有到現場去視察，並在內心為每一小組「打分數」（這個觀察習慣應該是「蔣經國學校」的特色）。李先生說所有小組中，他認為謝先生在主持的那個組，最有內涵與會議效率，因此謝先生的名字他「很有印象」。
將近三個小時的會談中，由於有時他們會用日文交談，我就一知半解了，因此也無法詳加記憶。然後我們覺得應該讓老先生休息了，就起身告辭……。走到玄關時，李先生拉住我的袖子說：「你先別走，我還有話要跟你說」，所以我又留了下來。送走謝先生後，李先生要我坐好非常嚴肅的跟我說：「有些話我不想當著他（指謝）的面說，我希望你替我轉告他──一定要轉告他！」那時的氣氛忽然轉為凝固，有一種日本武士要面臨決鬥前，那種寧靜與肅然。
「跟他說……」
李先生開口時，那一刻顯得相當深遂，有如深山的鐘聲。類似的感受，我在更早的十年前（距今二十年前），在台中見到台灣最德高望重的高僧印順法師時，我曾見識到；當時是我斗膽請高僧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告訴我佛法是什麼……高僧笑著指向我說：「你剛剛就說對了啊……那就是佛法啊」，我楞了十秒鐘之後，終於開悟了──印順法師就是說，佛法乃「使人世間，已趨複雜化的種種，使其回歸簡單……如此而已。我因為有這一段經驗，那天面對李先生時，就顯得有一種「琴弦待撥」、頭皮發麻的共鳴等待感。
「跟他說：他在民進黨內的處境，我都清楚，那會特別艱難……」
李先生意思是說扁與當權的新潮流，那種排除異己的小心眼，特令謝先生處境艱難，他其實都知道。
「但是你告訴他一件事，他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睜大眼睛也不敢打斷追問。
「叫他要學習德川家康的精神！他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他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就是那天的談話。很久以來我就想告訴謝家人這個故事，但是我看謝家人一直很沉得住氣，就會把話又吞回去。最近看到李先生反駁老馬「一國兩區」謬論時，也採用謝先生先定調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的所謂自由地區、大陸地區名詞，是為了提供兩岸關係條例，事務處理的依據，而無關國家定位的詮釋」，李謝兩人總在某些時刻，相互交會……因此就讓我想起這一段故事。總之，我覺得十年前李先生要我轉告謝先生的那段話，這個時候，也很適合轉告謝家人呢。
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