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生計 舉家遷徙長春

除了弟弟王康陸之外，王康厚還有一位哥哥王康旼曾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間被國民黨關了十五年，並曾在綠島監禁，而王康厚自己，初中時期也曾經是參與北京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王家兄弟姊妹十人，幾乎都是厭惡國民黨的異議分子，而這其實跟他們特殊的家庭經驗有很大的關係。

王康厚的父親王永宗是鹿港人，一九三四年全世界歷經第一次經濟恐慌期間，當時身為日本國民的王永宗因為失業，舉家搬到位於中國東北長春的滿洲國尋找工作機會，不久，漢文、日文程度都相當好的他在「蒙政部」謀得一職，擔任喇嘛教的調查研究工作。

全家從地處亞熱帶的台灣搬到位於寒帶的長春時，王康厚才三歲，他在長春一直待到七歲、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對於當時在長春的生活至今還留有一些印象，記得當地經常下很大的雪，天氣非常冷，全家生活非常清苦，搬了兩、三次家。

王家生活辛苦，主要是因為孩子很多。王康厚的媽媽王陳霞生了十六個孩子，其中有一對雙胞胎，所以一共生產了十五次，但包括雙胞胎在內許多孩子夭折了，存活下來的孩子一共六男四女，王康厚是男生老四，王康陸最小，排行第六所以取名為「陸」，他們的大姊跟王康陸竟相差了二十四歲。

全家搬到長春時，王康厚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一個妹妹，當時一位姊姊已嫁人未一起搬去，妹妹送給鄰居撫養也留在台灣。在長春，他媽媽又生了一個弟弟跟一個妹妹，一九三八年全家搬到北京之後，才又生下王康陸。

為救父 公司財產兩空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一九三八年王永宗辭去滿洲國職務，舉家遷往北京，王康厚也轉到北京的日本西城小學。王永宗在當時日本政府培植的華北政府擔任參事，直到一九四二年辭職才開始在北京經商。

王康厚說，他父親一九四二年離開華北政府後，原本日本方面曾找他擔任北京市政府社會局長，但遭他父親拒絕，後來去接那個職位的一位台灣人，在戰後被當成戰犯判了四、五年。

而王永宗轉行做煤炭生意，經營得相當成功，在北京的台灣人都認識他。王康厚說，當時王家在北京租的房子有三十多個房間，他父親相當好客，一九四五年終戰之後台大、師大許多到北大讀書的交換學生都住在他們家。然而，他父親雖然早已離開華北政府並在北京經商成功，卻也沒真正躲過國民黨的整肅。

一九四六年，有人向國民黨政府密告說王永宗曾經陷害重慶地下人員，王永宗便突然被國民黨捉走。王康厚回憶道，當時捉走他父親的偵緝隊有四人還在他家住了一個月，吃飯也在他家吃，吃得不好還會罵人，若有客人上門就不給人進來，電話響了他們也接去聽。家裡許多骨董擺飾怕被偵緝隊員「Ａ」走，只好推派家人跟他們打麻將並故意輸錢，然後其他人再趁機趕緊把骨董搬去藏。

王康厚說，他父親起初被捉到戰犯法庭，審理的結果卻說因為他是中國人所以必須送漢奸處理法庭，然後漢奸處理法庭又說他當時是日本人應該送戰犯法庭，兩邊法庭送來送去，來來回回了兩次讓家屬找不到人，後來找人送了紅包才解決，審判前，審理的法官透過人向他們說，送多少錢的話可以判兩年半，不送的話就是判五年，他們只好乖乖送上法官要求的金額，最後真的判了兩年半。

王永宗坐牢將近兩年之際，王家又再送錢讓他保外就醫，他一出獄便馬上買了船票回台灣，後來經人介紹在台灣知名煤礦企業台陽公司當董事長顏欽賢的秘書，直到六十四歲時因病過世。而當初王永宗在北京經營的煤炭生意，則早在他被關之際就被當地人吃掉，王家財產也因王永宗被關的過程中一再花錢消災而花光耗盡，他們全家因此對國民黨的腐敗相當反感。

為學運 熱中政治議題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發生時，王家還住在北京，王康厚的哥哥便召集了許多在北大讀書的台灣交換學生一起開會聲援台灣人民，他們當時還僱了一台卡車在北京沿街宣傳國民黨的腐敗才造成二二八。王康厚仍記得，那時有一幅漫畫，畫了一棵樹，樹葉被蟲幾乎啃光了，只剩一片台灣形狀的葉子，蟲還在啃這片葉子。

王康厚表示，他們全家一九四八年搬回台灣時，中國共產黨已控制多數地區，當時共產黨的形象比國民黨好很多，他的一位哥哥跟一位姊姊甚至因為不願被國民黨統治，拒絕和家人一起搬回台灣而留在中國，後來因此音訊全無，直到一九八○年中美建交，已移民美國的他才連絡上哥哥、姊姊，而兄姐在文革期間也被整得很慘。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時，王康厚正就讀日本中學二年級，他說，戰爭最後根本沒有讀書，都是去工廠做工或是去挖防空洞，而且他北京話只會講不會寫，因此戰後又重新從初一讀起，起初上學費很貴的教會學校，初二時因為父親被關只好轉到另一間不用學費的教會學校，一九四八年初中畢業，他們便搬回台灣。

一九四八年北京學生運動蓬勃展開，全北京都籠罩在學運的氣氛之中，還是初中生的王康厚也參加了當時的學運遊行，那年夏天，他並找了幾個初中同學一起住在北大宿舍，白天有大學生為他們講課，晚上則舉辦讀書會，那時讀的都是左派的書。

他深刻地記著從北京回到台灣的日子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當時他已該就讀高中，但他回台時高中聯考已經結束，只好透過關係就讀泰北中學。延續著北京時期的學運思潮，他不但成績優秀，在學校也很活躍，經常跟同學就國際情勢等政治議題「開講」，也參加過一九四八年在台大法學院舉行的學生運動「營火大會」。

為理念 拒絕當爪扒仔

他的三哥王康旼回台後陸續在大同中學、市立女中（金華女中）、靜修女中、淡水中學教書，具有左派思想的他經常有鼓吹本土化、反抗國民黨的言論與行動，因此在一九五○年被保密局捉去坐牢。當時，國民黨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整肅動作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王康厚有四個同學也因為參加讀書會被捉走，其中兩個同學更是被槍斃。

這幾個被捉走的同學當中，其中有位是蘆洲名人李秋遠的親戚，不知為何最後被放了出來，這位同學告訴他說被捉去西本願寺時，有人問起王康厚的名字，此外，學校訓導主任也警告他，「陽明山黨部在注意你」。因此，在王康旼被捉之後，王康厚便主動申請退學，白天在製冰公會工作，晚上則到延平中學補校夜間部就讀。

王康厚說，在那個白色恐怖時代，報紙上曾有報導說，警總表示具有品行端正、有群眾性、關心時事等特徵的人，都是應該注意的對象。所以，他為了避免被注意，開始故意不認真讀書，開始學抽煙、喝酒，交女朋友等等。他還曾被製冰公會派去受訓，去了才發現原來是警總要教人如何當「爪扒仔」，參加的人不但有大企業董事長還有酒家女。

受訓時，鹿港同鄉、前央行總裁許遠東的妻舅便告訴王康厚，國民黨要他入黨，否則會讓他很難在社會上生存，所以受訓結束時他就在訓練班的要求下入黨，之後還要接受半年入黨訓練，但他經常找理由請假，最後因「黨性不堅」未通過受訓，只領到臨時黨證。

為避難 申請移民美國

延平中學補校夜間部畢業後，他繼續讀兩年制的延平專科補習班政經系，照當年的制度必須先當半年的特種兵，之後再正式當兵。當特種兵期間，他在每個月都要開一次的黨員大會上，批評長官不准講台語的規定有如共產黨，結果當天晚上睡到半夜，長官就拿著槍刀跟童軍繩叫他起床，威脅他「你將來還要入伍一次，不管你到哪我都會整死你」，所以後來王康厚就不斷地以遷戶口的方式躲兵役，最後還真的被他逃過了。

延平專科補習班政經系畢業後，王康厚經營西藥貿易，一九七一年起弟弟王康陸擔任台獨聯盟發言人，王康厚又開始過著跟國民黨政府周旋的日子，後來他終於受不了了，才於一九七八年移民美國紐約。

有次，調查局文教處便派了兩個人去找他，說王康陸被共匪利用，要王康厚寫信叫王康陸回台灣，不要做危害政府的事，並說隔天來取信，王康厚只好照做，然後再另外寫一封信表示之前那封是被迫的，託來訪的日本友人從日本寄給王康陸。後來，王康陸一回信，調查局的人馬上來拜訪，說要拿那封信回去寫報告。

之後，調查局的人經常來訪，不是要他再寫信給王康陸，就是在他去美國旅遊時要他勸王康陸回台，還要把經過寫成報告給他們。一九七三年，王康厚正在南美旅遊，調查局終於以逃漏稅嫌疑抄走他貿易公司的所有帳冊，他因此趕回台灣，從此每天九點都得去調查局報告，調查員強迫他認罪，要他自己招認說最少漏三千萬的稅額。

最後，他找了關係與調查局人員協調，才協調出認四百萬的稅額另加紅包的結果，一共花了幾百萬元，終於要回帳冊。不過，調查局並沒有將全部資料還給他，半年後，又拿來說要再罰一次，王康厚才請定居美國的妹妹幫他申請移民。

為弟弟 加入台獨聯盟

王康厚一九七八年移民美國紐約時已四十多歲，學歷也不高，相當難找工作，他先去陳隆志弟弟陳隆豐的洗衣店當店員，順便學英語，因為日文程度好，所以他去替日本人介紹職業的地方登記，三個月後進入日本東海銀行當總務，然後從基層做到副總裁才離職。期間，他還曾介紹了四、五位台灣人進銀行工作，其中一人便是台南市長許添財的太太，當時許家就靠著這份薪水過活。

移民美國後，王康厚起初只在檯面下參與台獨運動，一九九三年十月王康陸車禍過世後，他為了幫弟弟替台灣做事，才正式加入台獨聯盟，並擔任獨盟紐約支部負責人，帶頭遊行、示威、募款，並且經常自掏腰包先行墊款。一九九九年，六十八歲的他更毅然辭去工作回到台灣，真正實踐為台灣做事的夢想。

原本，他告訴在紐約的同鄉們，兩年後，也就是七十歲時，他就會真正退休回美國享清福，讓孩子們照顧。不過，二○○一年起他和王獻極合作五一一正名運動，二○○四年起又加入手護台灣大聯盟，至今他仍留在台灣為了台灣獨立運動而努力，未能退休。

或許，王康厚明年就真的可以退休了。他說，總統選舉結果如能維持本土政權，那麼他的階段性任務就完成了，「老人不離開會妨害年輕人的進步」；若是失敗，那麼台獨運動的戰術也應轉變，該試著讓年輕人用他們的方式來做。然而，他也憂慮著「年輕的領導人難尋」的問題，他感嘆道「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為了台灣獨立大家都可以拋妻棄子，現在的年代比較沒有人願意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