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提出這個觀點，最主要是看到本土派幾年來的苦悶，多與媒體的隔絕有關，而本土政權的中斷，其實是一種「果」，並不是因。我們都知道，統派媒體對於台灣意識或本土政權，基本上是反感與排斥的，在價值觀上，他們視本土派為花瓶性質的非主流，中國才是其最終依歸；基於這種價值信仰，在之前二十年的本土政權期間，他們就成為統派復辟的大本營，所謂「逢李必反」或「逢扁必反」現象，就是這樣產生的。至於本土派媒體，其出現的歷史非常短，大抵是在本土政權期間逐漸嶄露頭角的，算是新興媒體。統派媒體拜外來政權所給予特權之賜，擁有相當龐大的社會資源（包括國家資源與企業資源），長期卡位已自成牢固生態；相對的，本土派媒體的成長，就顯得異常艱辛。正因為種種先天與後天條件的限制，本土媒體對於解釋權的掌握與發揮，就不如統媒這些老江湖那麼淋漓盡致。
去年本土政權在陳水扁因素的干擾之下，活生生中斷了，民進黨在一夕之間，成為一窮二白的「光棍」，這個時候，本土派命脈的維繫，就全靠少數尚存的本土派媒體了。換言之，本土派媒體已自動升級為本土「公器」，而不能如同往昔那般，用個人的人際關係，在衡量整個社會命脈與發展。台灣在近二十年來，土地認同感與廣義的台灣意識，有相當大幅度的進展，這其中，李登輝和民進黨的貢獻最大，本土派媒體卻較少予人一氣呵成的貢獻，甚至還有幫倒忙的時候，主要是媒體經驗不足，較欠缺技巧與媒體藝術所致。這也難怪，台灣人早年的媒體菁英，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外來政權全體消滅，這中間幾無任何傳承可能，斷層的後遺症相當嚴重。近二十年來拜本土政權重視新聞自由，以及本土文化之賜，新興的本土派媒體，可能需要一段摸索與學習的過程，以便和銅牆鐵壁的統媒對抗；但在去年本土政權中斷後，本土派媒體就應該有「轉大人」的心理準備，不僅要站穩本土立場，還要在「質感」方面有所提升，才不會辜負神聖的歷史使命。
舉例而言，我們都知道馬英九是典型的統媒英雄產物，但本土派媒體可曾創造任何政治明星？馬英九一路走來，並無任何值得一提的才幹與政績，但統媒卻可以將他成功塑造為超級明星，相較而言，本土派媒體的成就其實非常可憐。現代民主政治具有濃厚的媒體政治色彩，統派媒體利用這個特性，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技巧相當純熟，本土派媒體則顯得相當生澀與幼稚。以目前僅存的本土大報來說，它在本土政治明星的加持方面，就很唐突而脫節；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與本土大報的關係其實並不密切，這和一般進步的民主國家很不同，可說並未產生有意義的本土價值激盪火花。我所知道的，本土報曾經青睞並加以力捧的政治明星，前後共有兩個人，一個是連戰，另一個是近幾年來的蘇貞昌。連戰後來競選總統，落得三組中的最後一名，近年來的表現更是令台灣人看不起，此固不論矣；至於蘇貞昌，在本土大報的全力加持之下，固然在二○○六年取得閣揆寶座，甚至威逼陳水扁，「權力下放」給他（這一段在憲政史上 其實算是沒有法源根據的政治醜聞），一度是政治的暴發戶，但在黨內總統初選的民主程序上，卻竟然沒能過關，可見本土報的選擇並不明智。
台灣的本土化歷程，時間並不長，本土報在公元二千年前，沒能用心貼近李登輝，雙方取得相知互信默契，共為創造台灣價值而盡心盡力，其實非常可惜。至於公元二千年後，也沒能用心貼近陳水扁，兩者間的疏離，也間接造成扁備受譏諷的「童子軍治國」現象。扁家後來沈迷於金錢遊戲，甚至在黨內及國政挑起爭端，興風作浪，身為具有「大家長」性質的本土大報，其實也應負部分責任。前總統陳水扁和本土報關係較密切的階段，其實是在扁將蘇納為接班人，付諸行動之後的事，但那種關係就顯得很不自然，與充滿宮廷算計，並不具任何民主價值。而在政治效應方面，扁當時選擇「權力下放」給蘇，多少也有討好本土報的意思，然而從結果論來看，扁當時沒有選擇下台，以交換政治解決扁家司法困境的空間，現在也證明是沒有意義的掙扎，台派「頭人」的政治智慧實在並不怎麼高明。
二○○五年的縣市長改選，本土報曾有一次「綠藍政治明星對決」的實驗，它將台北縣長的選舉，刻意塑造為「蘇貞昌vs.馬英九」的檢驗，在新聞報導上，多次以頭版頭條新聞，來彰顯這一層對決意義。選舉結果出來，政壇二軍的藍營周錫瑋，竟然以將近二十萬票領先綠營的羅文嘉！這一場實驗證明，一個有廣大影響力的強勢媒體，它要創造政治明星（蘇）時，明星本身也應具有可開發的感人故事，如果只是利用編輯特權，在版面上製造視覺效果，終究非常空洞，也是一種揠苗助長，並不能產生消費共鳴。相對於百般呵護蘇，本土報唱和扁打壓謝的冷酷，就顯得是兩極之作。總統初選結果出爐後，由於蘇沒有出線，本土報對這一場攸關本土政權興亡的總統大選，就進入消極與意興闌珊期了，後來老闆甚至拒絕謝的禮貌性拜訪，也就不令人意外。
從這一段經驗來看，本土派媒體在參與本土化運動的歷程，行使解釋權的藝術，顯然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就好像另一家本土媒體電視台，當它只以蔡同榮為呵護對象，待之如政治明星時，社會大眾其實並不會領受到它的好意，那中間就有一道無形的牆，不但不能穿越，也折損自己的能量。而如果說在現存的本土媒體生態中，只有蘇貞昌與蔡同榮兩個本土菁英，有幸成為媒體呵護加持的對象，那我們實在是貧窮得可憐（精神上），也難怪統媒根本不會擔心他們的政權統治延續問題，而可以肆無忌憚力推馬英九的親中政策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瑞莎修女，早年訪台時，曾有一句名言：「你們台灣人非常有錢，但是在精神上，你們卻是非常貧窮的」──這一句話我覺得非常適合送給本土報的經營者，期望在有錢、有能力經營一個大媒體時，既然又有文化使命感，能在「質感」方面，再加以提升，何樂而不為？
譬如最近我就看到一個不可思議的例子本土報有一個一整版的文化副刊版面，最近有長達半個月時間，竟然只刊載某個人的一部長篇小說。一般來說，副刊登較長文章，至多以兩天加以消化，未完部分就必須在接下來的連載，以切割的短文版面延續，以免佔用其他作家的表現空間。但類似這種半個月一人獨霸版面的編輯手法，等於同時剝奪了其他作家見報的機會，似乎也是報業史上少見──只因這個人的身分，是創辦人基金會執行長的特殊背景，就有這種特殊禮遇，這其實不是什麼善意加持，只能算是對讀者的不夠尊重。我知道現代人已較少翻閱副刊習慣，但就消費權利而言，如果這是報紙選擇副刊版形同消失半個月的原因，那就小看了自己；而如果明知尚有不少人在閱讀副刊，卻一意孤行「強迫推銷」，那就小看了它的讀者。總之，這樣的作風讓人並不舒服，從這個例子大約也可看到經營者的粗魯霸氣，同時也會影響它的政治操作手法。
過去二十年，我曾強烈批判統派媒體作踐台灣人，提醒大家注意統媒的中國詐術，現在偶而回過頭來，基於愛之深責之切的心理，要求本土派媒體爭氣一點，善用解釋權，並改善媒體的表現手法，我覺得也是應該的。尤其在敵強我弱時，更應以智取勝，光是在自己陣營行使霸氣，自得其樂有何用？我當然知道一個文化事業體，要在詭譎的市場環境中，生存與茁壯，並不容易，但既然已有相當的成就，為了對抗統媒的邪惡勢力，就不妨稍稍收歛個人人際關係的粗魯霸氣，將其提升為整體本土派的前進能量，豈不是更有意義？而當你更用心去經營副刊版面，縱使處於報尾的不利位置，其實也會有愈來愈多的閱讀習慣（即閱讀率）。像最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單揭曉，我就很希望本土報副刊能夠用心介紹她的作品──荷塔?慕勒由於在共產獨裁國家受壓迫的生活經驗，其作品特具反抗極權色彩，在精神上和長期被外來政權壓榨的台灣人，有相通之處。本土報副刊不把精力和篇幅用在這方面，卻很唐突的「肥水不落外人田」，這會令人有點失望。
媒體其實是知識分子重要的養成園地，我最近看到大法官針對扁案所提的釋憲，發表的和稀泥釋憲文，總不免興起知識分子懦弱無用的感慨──據說那些大法官不敢作出違憲解釋的原因之一，是如此一來，「那一審已判決了，豈不是代誌大條？」大法官是有社會地位的知識分子，竟有如此「將錯就錯」心理，實在很悲哀；相對的，我們看到哈佛美國學者孔傑榮，卻如此堅持他的良知與知分子勇氣（堅持中途換法官及長期押扁的危險與不當），更不免令人感慨。我同時也看到某個知識菁英當監委，他堅持糾正氣象局的理由之一，竟是「如果你預報做得好，官員還會去理髮、赴餐宴嗎？」這又是什麼懦弱歪理？監委也算是準司法性質人員，卻如此赤裸裸為執政當權者塗脂抹粉，倒果為因，我們社會的逢迎拍馬風氣，顯然已在悄然形成。基於凡此種種的憂慮，我會更希望本土媒體趕快自我提升，以正面迎戰這一股馬氏政權所帶來的歪風──而在出征之時，切記自己不要被近親繁殖的魔咒所附身吧。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