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首都在高雄
老包
2009/07/22 第期
親愛的讀者,上星期我談到本土價值可貴之處,乃在於一路走來,就建基在贏得尊敬與認同的觀念革命之上。而這樣的價值觀,是相對於中國文化霸權,以及強勢外來政權所帶來的壓迫而言;壓迫有時是很顯而易見的,很多則是無形且已深化為我們生活一部分,我們選擇去加以反抗,這就是觀念革命。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過去中國國民黨說主張分裂國土乃罪大惡極,很多台灣人就前仆後繼,主張台灣要獨立,要脫離中國的文化陰影,自己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完全不顧分裂國土罪名的壓迫──這就是最轟轟烈烈的觀念革命。觀念革命當然還有許多層面的觀照,但我認為現代社會,媒體的行銷策略,乃是決定當前本土價值興衰的關鍵。在陳水扁時代,當阿扁仍是風風光光的國家元首時,我卻已提前看到不祥的預兆:原因是能夠替本土價值發聲的少數媒體,包括自立晚報、台灣日報,以及若干有執照的電台,竟一家接著一家宣布關門打烊,反而統派媒體持續興旺,不但增加了以八卦為包裝、實則挺馬、挺老K的大報、大雜誌,統派電台還可以併購本土電台,凡此種種,都讓我覺得大勢不妙。我曾多次向阿扁總統提到這個「驚恐」現象,但可惜他正在權力的高峰,只顧品嚐職位所帶來的權力美味,很難和我們一樣,興起相同的危機意識,我們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悲劇一幕幕揭開。


本土派媒體的陣地快速失守,其原因相當複雜,當然不能全怪阿扁總統的不重視,但是一個政治領袖的遠見與智慧,往往能夠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這卻是很多寫進歷史的事實。我並不認為當時的阿扁總統是完全無為的,但很可能是他週遭那些幕僚,實在太傲慢、也太年輕不懂事,以致到最後一事無成。公元二千年,阿扁要正式就任總統前,曾當面問我有沒有什麼「要求」,我很嚴肅的回答說我不為個人的名或利向你開口,只希望你能摒除萬難,重視媒體生態的嚴重失衡!當時阿扁還很慎重的請他的那位親信,拿著筆記本記錄下來。我說這必須有一個大戰略去進行知識的「產業革命」,我對媒體生態也有瞭解,未來若要推動戰略,我們再詳談。這件事後來沒有下文,但阿扁在總統任內,確有分配幕僚去處理「媒體關係」,可惜就是幕僚拿來經營個人的人際關係而已,並不是什麼媒體生態的變革。我當然知道這又是一個命運輪迴的開始,就只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盡力把事情做好罷了(即努力維持「新台灣」周刊的生存);而在此過程中,其實我也曾找過「經營之神」王永慶,向他慷慨激昂陳述,請他務必伸手解救奄奄一息的台灣日報──王永慶說他很佩服我不是為自己的周刊找他幫忙,因此也很相信我的用心;他也沒有拒絕對台灣日報伸出援手,但他提出的條件說,因涉及該報人事關係,已非我能觸及──不管如何,在那個年代,能夠做的,我大概都有去嘗試,但也不能免於命運的輪迴。


我們無力去改變的,或是我們想要去改變卻沒有成功的,我們通常就把它稱為命運。但「命運」並沒有那麼可怕,因為它常常是可以改變的,不是那麼頑固。舉例來說,台灣的南方,向來被視為主流世界的附庸,但因為有一個政治家的遠見與智慧,最近高雄竟成為台灣這個國家,無其名但有其實的「首都」──因為它在舉辦世界運動會,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派運動員與會,這些國家派駐台灣的外交人員都必須前往照顧他們的運動員國民,高雄成為一個國際人文薈萃的偉大城市,且國際間有重要影響力的媒體,如紐約時報,也公開稱讚高雄世運主場館令人驚艷的程度「並不輸北京奧運的鳥巢館」……因為禮讚高雄,而禮讚台灣的聲音此起彼落──一夕之間,馬英九和其接棒人所經營的台北都會,反而成為配角;不但是配角,更且是市政弊病百出的醜小鴨!誰說命運是不能改變的?關於高雄世運會的故事,我在後面還會談到,現在先來談談「命運」的趣事。


可能是移民社會及國家地位特殊的關係,太多的不確定感,使台灣人很喜歡算命,命相師就成為很熱門的行業。當然,最有名的故事,應屬阿扁在熱衷追求的那些傳聞:新聞圈都知道他奉花蓮一個算命仙為「國師」,這個算命仙多次在媒體前面侃侃而談,一方面說阿扁的官司會過關,另一方面據說更早之前,他就向阿扁說二○○八年蘇貞昌會選總統,而且會當選云云,當然,我相信這個算命仙只是投其所好,專挑阿扁喜歡聽的去講,基本上應該是個政治門外漢。另外一件不是很光彩的事,則是阿扁被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自稱是靈通家,為了扁的官司問題,替扁「作法」以利渡過難關,則成為大眾笑柄,此事也讓眾多本土派覺得很丟臉。不管如何,我想講一個個人的經驗,以供大家玩味:大約三十年前,幾個大學同學約我一起去通化街找一個命相師,這個命相師在北部相當有名氣,我和很多人一樣,在好奇心的驅策之下,前往拜訪。那天輪到我時,命相師問了生辰八字,又看了面相、手相,兼而觸摸手骨,隔了一會,他微笑著跟我說:「你自己比我還清楚,何必來問我」。就只這麼一句話,我想了一下,也笑了出來。這麼多年後,我對他印象還是很深刻,原因不是他跟我說了什麼命盤的奧秘,而是他沒跟我說什麼。我希望很多人都能跟我一樣,分享到這樣的經驗,就好像我也曾經有機緣和佛法大師印順法師交談,老法師回答我「簡單的用一句話,告訴我佛法是什麼」,說:「你已經說對了,就是你說的那個」──意思說佛法的真諦,乃在令人世間被複雜化的種種,趨於簡單、單純。這是充滿智慧的語言,不是什麼怪力亂神。


命運的輪迴,是因為想要去改變的念力,仍不夠強大,但政治領袖卻可以掌握改變的藝術。我先前提到的高雄世運會,那個替台灣帶來時代傳奇的政治家,他叫謝長廷,由於他昔日的遠見與政治智慧,他爭取到了世運主辦權,也規劃了讓國際媒體驚艷的主場館;不錯,台灣的主要媒體通常都不太願意提到他,因為媒體不是挺馬就是挺扁、挺蘇,一提謝長廷豈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錯,謝長廷去年總統選舉選輸馬英九──縱使如此,當扁家醜聞持續凌遲本土派心靈,而馬氏王朝則像個中國共產黨的兒皇帝,且馬氏遺留下來的北市建設弊病,正一件件在丟人現眼時,這個時候,唯一能讓國人找到共同光榮感,擺脫馬扁兩大令人不安根源的題材,那就是謝長廷所留下的政績。我們當然也知道現任市長陳菊,並不太願意提到謝長廷的名字(因為她是支持蘇的),但有時候就是這樣,無聲勝有聲,多數人心裡有數:成功的背後,就是謝長廷。


高雄世運申辦成功的故事,其實足以寫成一本好看的書,但因為有這些複雜的杯葛抵制,我們很難看到那些報導。坦白說,高雄世運的熱烈成功,有點像是自燃引爆,並非全是陳菊市府團隊的行銷奏效,它固然有在各媒體設計置入性行銷,但由於刻意迴避靈魂人物謝長廷,就使得行銷缺乏故事主幹,而相當疲軟無力,少了感人的元素。我記得本土大報在之前的文章,甚至把世運會講成世大運(兩者完全不同),可見普遍生疏的程度;世運會開幕前的多場熱身行銷記者會,其實都不提謝長廷,但有一天我卻看到陳菊與謝長廷共同現身,起初我還以為陳菊變得有肚量了,心想綠營這下子應該是要文明進化了,後來我去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真正的過程是:那不是高市府的行銷記者會,而是興建世運主場館的建築公司(台灣很有名氣與專業地位的「互助營造」),特別清楚成功背後的靈魂人物,堅持要請謝長廷參加慶賀啟用的民間記者會;總之,這不是政治當權派的決定,而是民間感恩派的決定。


我們社會仍有許多可貴的生命力,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在為本土價值努力的存在。譬如世運開幕式,充滿濃濃台灣味的節目設計(雖然負責電視轉播的技巧有待加強),而賽事正式展開,台灣女將黃郁婷,在競速滑冰一人包辦三面金牌,令大家印象深刻(小女生令人想到拿到世界調酒冠軍的「台灣甜心」);至於女子拔河拿到金牌的台灣隊,那些成員各自背後為生活所折磨的故事,則是大家共同的影子,簡直就是我們的家人那般的親切,手掌長繭的故事更是辛酸而美麗的傳奇。世運會還有很多很多從世界各地來的,運動員的動人故事,譬如荷蘭隊贏得男子拔河金牌,他們會告訴你,拔河在荷蘭是普遍的家庭運動,因此只要看到拔河繩子就有「投入感」,而且還告訴你拔河的學問,「前面是控制與對方的拉力,中間控制繩子的感覺,後面才是最有力量的部分」;而德國隊和瑞士隊拔河比賽時,因德隊有一人受傷,只能七人上場,瑞士隊馬上自願少一人下去比,這樣的講究運動精神與文明競逐的故事,每天都在高雄那個「台灣七月首都」發生。


世運總會主席郎弗契,有一天就情不自禁讚美起這樣的高雄嘉年華會,他說高雄觀眾人數超越上屆德國,且「觀眾進場為雙方選手加油打氣,看了令人相當開心」,「高雄世運會相當成功,就算二○一三年(下一屆)主辦國要超越高雄世運,都非常困難」──不要小看郎弗契這些評語,台灣未來要申辦其他大型運動賽事(基於國家行銷的需求,各國都會努力爭取),這些評語,這些經驗,都將是加分的關鍵。而受到高雄世運會的美麗激盪,中國時報有一個資深女記者,就寫了一篇很感慨的「高雄不一樣」文章,提到她二○○二年去高雄,就感受到謝長廷主政下的城市,正展現一股台北所看不到的熱情,高雄捷運正準備興建……..,而她認為「台北人可能不會如高雄人那樣,以他們的都市為榮」,現在的台北,則有點處於「後創傷症候群」階段……。總之,謝長廷去年雖沒選上總統,但知性與感性兼具的媒體人,感念他的,遠比感念阿扁或馬英九的為多。如果我們還記得謝長廷當年為了營造南方奇蹟、努力建設高雄而備受政敵圍剿(加上扁及其附庸派系的落井下石)時,所說的那句感慨名言:「痛苦會過去,美麗會留下來」(取自畫家雷諾瓦的名言,畫家因嚴重關節炎疼痛不堪,仍堅持作畫,朋友皆勸他休息,他就說了這句話),那麼,很諷刺的,台北市及中央經過扁、馬的騙式風格洗禮後,就很可能是「美麗會過去,痛苦會留下來」──在媒體呈現的風光很短暫,但人民的創傷症候群會持續很久。


附帶提一件事:正當全國民眾自動自發為高雄世運會喝采時,卻有一個前老K外交官陸以正在報紙寫文章,唱衰台灣人,他說高雄辦世運會是「掛羊頭賣狗肉」,文章中盡是反智的胡說八道,口氣則像是「范蘭欽們」,這下子立即引起公憤,在大學當體育系的教授,也寫文章教訓他什麼是世運會,什麼是運動精神,為什麼要有主場館。在我看來,這就好像從前在民間流傳的一則「不識字兼不衛生」的中國軍閥故事,話說民初有一個大老粗軍閥,有一天看到在籃球比賽,他嗤之以鼻,說:「不像話,這麼多人在搶一個球,都不要爭了,一個人給一顆球就好了」。「范蘭欽們」的水準如何,大家又見識到了。但現在問題又來了,這一次刊載陸以正「范蘭欽們」的反智文章的,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統派媒體,反而是唯一的本土大報!我們常說社會的大是大非問題,並沒有所謂的平衡報導原則,因此很難解釋說本土報在創造多元言論空間,它真正的問題是寡占優勢所帶來的傲慢,長久累積後就難免出現這種尶尬狀況(該報常刊登陸以正的文章)。我想,它或許是為了排斥謝長廷,「恨烏及屋」,就連陳菊及高雄世運會也一起加以貶抑的心態吧?但不管怎麼說,本土價值的建立,一定要過濾掉這種反智的雜質才好,就好像我上星期才提醒它,不要為了捧蘇,就把內湖捷運的興建,拿去跟蘇在北縣蓋停場相比(指蓋停車場程序嚴謹,但內捷草率),這樣是沒有說服力的。


不管如何,綠色執政的經驗中,至今仍在發光發熱的傳奇,就屬高雄的南方奇蹟了。以前我曾講過一個譬喻的故事:在我們的常民生活中,不少人都會聽到類似的村中故事,就是有一個任勞任怨的長兄(如謝長廷),因不受家中長輩(扁、派系、本土報)所喜,雖貢獻最多,仍受排擠,被逐出門,長輩則特別溺愛么弟(蘇),奉為掌上明珠。但後來這個家庭經營失敗財產敗光了,長子則在南方另闢天地,白手起家,經營有聲有色,到最後,還是得賴這個長子從外面拿錢回來濟助這個家庭,俾免整個家族流落街頭……。因此,這個「七月首都在高雄」的風光,又令我想起這一則很老掉牙的故事。總之,謝長廷才是令綠營現在還保有驕傲,而不是被扁及扁系完全拖累凌遲的政治家。甚至馬英九時代所造成的社會恥辱感(包括北市與國政),也端賴高雄奇蹟在平衡,我們怎能不感恩?那些用各種小動作在抵制他的人,都不可能會是本土價值的典範,只是自我消耗能量而已。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