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被虛無主義附身，早年是因為受到國民黨外來政權白色恐怖統治影響，普遍陷入一種「賺錢就好、別管政治、安定最重要」的洗腦價值觀，但這種虛無主義，經過民主運動人士前仆後繼的衝撞之後，已有相當程度的改觀；近年來，另一波虛無主義惡潮卻又汹汹來襲，頗令人頭痛。這一波虛無主義是伴隨媒體解禁而來的，我稱它為無根的港式虛無主義，它以八卦、信口開河為主流，這一點又剛好擊中台灣人欠缺思考邏輯的要害，台灣人的面目變得更為模糊，也常在莫名其妙的痛苦深淵中不可自拔。影響所及，連號稱台灣價值重要城堡的少數本土派媒體，也常不自覺成為推波助瀾的元兇。
陳唐山未獲提名卻反彈事件的發生，基本上就是本土派媒體集體信口開河下的產物。我們都知道，陳唐山會興起參選台南縣長念頭，和阿扁的煽動大有關係；但阿扁真的那麼關心陳唐山會不會當下屆台南縣長嗎？那當然不是，因為接下來扁在看守所和葉宜津見面時，透露葉若辭去立委，由他來參與補選，「就可逼退陳唐山」，已可見他「也可以有件支持葉」。扁所關心的應該是他自己的官司對抗、生路問題而已，陳唐山被扁煽動出來攪進這一局，一方面是陳唐山和蘇煥智的恩怨情仇作祟，另一方面則是扁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使出唯恐天下不亂手法，這一招扁在二○○七年民進黨總統初選時，早已用過，所謂「四大天王」內鬥詛咒，就是那樣來的。
當台南縣長，對陳唐山真的有那麼重要嗎？以七十四歲的年紀，且當過兩任八年南縣長的資歷，再堅持要參選，真的是有相當程度的偏執，而他當年和蘇煥智之間的怨氣，其實扁夫婦也扮演了幫倒忙的整人角色，可說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時光，都被扁玩弄於股掌之中（我們又何嘗不是？）我記得公元二千年時，當時陳唐山還氣得不願北上中央入閣，寧願留在台南縣做完縣長任期、再繼續參選又當選立委呢。就目前的僵局來看，陳唐山和民進黨其實都是輸家，只有阿扁是贏家，但扁那種贏法，卻是使本土派痛苦的。不管如何，參選縣長本來就是陳唐山的權利──雖然我並不相信，以陳唐山的人格素養，最後他真的會參選到底──我今天要談的則是媒體身為社會公器，在這個事件的角色扮演問題；由於它的不求甚解與信口開河、欠缺邏輯判斷，它使得一件原本單純的本土派事件，演變為複雜化及具有殺傷力。
民進黨宣布提名李俊毅參選台南縣長時，第一時間爆出反彈聲浪的是本土派媒體，且是目前本土派僅存的一報兩台（電視台），口徑一致說「初選不公平」、「未提初選民調最高的陳唐山」。對本土派來說，當這一報兩台齊說「不公」時，支持者當然會普遍相信陳唐山受到了打壓，而陳唐山本人的決鬥意志，也自然會升到最高點。然而我看到這一則新聞時，卻為本土派媒體的淺碟子反應感到不可思議，與捏一把冷汗。因為第一，民進黨本屆縣市長提名，並沒有「初選」； 第二，民進黨從來也不曾只用民調來挑選參選者。既然這兩者都不存在，那麼本土派媒體跟進起鬨，豈非無聊而又欠缺思考邏輯訓練？
民進黨去年因受到扁家事件衝擊，丟掉本土政權，有鑑於此，就在全代會中決議取消這一次縣市長提名的初選程序，交由中執會全權決定人選，嚐試以此來療傷止痛，重整政治節奏。對於這個決定，我認為那是明智，也是非常時期，令人同情的方法。台灣因為有一個霸氣、有錢有勢的國民黨，始終不願將公辦初選納入選舉制度，使得民進黨的初選一直存在爭議，怎麼做都會留下漏洞。公辦初選就是各政黨都在同一天，由臨時自由登記為該政黨支持者的選民進行假投票，由政府負責選務。但台灣沒有這一項制度，因此過去民進黨就採取各種變通的方法，去找出可能勝選的人才，演變到後來，就有黨員投票與多次民調的混合加權制。然而這一次民進黨是沒有初選的，完全交由中執會決定人選，而中執會則決議由黨主席，視選戰主軸與節奏的需要，去挑出人選，再交回中執會背書認可即可。換言之，這一次黨主席有很大的權力，但這是全黨基於療傷止痛、掌控政治節奏的需要，及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其背後具有一定程度「化悲憤為力量」的意義。
未料碰到攪局的阿扁及信口開河的本土派媒體，這些悲情用心還是踢到了鐵板。現在最具有殺傷力的說法是「民調說」，而這一點又是我一向認為最危險，也最容易隨波逐流，掉入假相陷阱的方法論。如果民調是那麼可靠的東西，那民主國家政黨的提名委員會或初選程序，不就通通要被民調公司取代？再退一步言，台南縣這一次若真要由純民調來決定提名人選，那也必須事先講好，由參選人去做準備，黨中央則舉辦公開辯論等等讓選民可以比較、接近與了解的活動，問題是並沒有這些，媒體只是依據黨主席曾做了一份參考式民調，就一口咬定「陳唐山最高，所以應該加以提名」。現在問題也來了：如果那一份參考式民調是絕對可靠、會接近選舉詰果的，那麼該民調顯示陳唐山、李俊毅、葉宜津都可以贏任何一個國民黨對手，亦即縱非陳唐山，民進黨還是可以選贏，那又為何非陳唐山不可？
總之，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辯證問題，本土派媒體不做這個最基本的功課，卻要怪罪蔡英文，那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了。陳定南當年就是被扁游設計，以「民調最高」為理由，硬推去回鍋參選縣長的，最後被國民黨若干簡單耳語（如「不肯栽培後進，老是他，民進黨沒有人才了」…..）就打敗了。我並不相信陳唐山是一個不肯栽培後進的頑固之人，但是受到本土派媒體如此激情的鼓動，心情要平靜下來也難。本土派僅存的一報兩台（名嘴們），常有一種不自覺的權力的傲慢，這使得我們時常處於近親繁殖惡果的痛苦中，難以超越被外來政權操弄的宿命。陳唐山事件也許很快會平息，但本土派媒體思考邏輯欠缺的麻煩，卻會持續凌遲脆弱的本土派心靈（統媒在這方面則精明得很），使我們走出幽暗隧道、迎接亮光的時程延遲。換言之，本土派的整體前進能量，勢將有所減損，這才是我比較憂心的。
今天（四月七日）是鄭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早上我去參加了墓園追思會，「刺蔣案」主角黃文雄先生，在現場有一專題演講，題為「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令我為之震撼，是二十年來少見的精彩見解──關於黃先生的演講內容，我在稍後會談到。
鄭南榕在二十年前以肉身殉道，這二十年來，大家都有共同的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以我的個人經驗來說，早在鄭南榕殉道的八個月之前（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我已在自由時報取得每日撰寫專欄的「地盤」，是言論中支持台獨、反對威權統治者，首度進駐大眾傳播媒體，為此，我記得國策中心在後來出版的「台灣歷史年表」（重要事件記錄），也曾記下一筆。一九八七年，我會進入該報，是經過事先盤算的；當時蔣經國在位，在海內外民主潮流衝擊及壓力下，蔣氏宣布解除戒嚴（但實施國安法），並將在隔年（一九八八年）元月一日解除報禁──當時三十五歲的我，認為機會來了，一旦報禁解除，台灣在言論自由與民主開放的氣氛，終將有所進化。職是之故，我和一個重要的推薦人，在討論之後，決定進入該報主編可以發揮文化影響力的副刊版面，要在大眾媒體，進行反抗威權的思想偷渡實驗。
我們都知道，在那個時代（蔣家時代），反抗威權通常都是透過所謂「黨外雜誌」在進行的，大眾傳播（如報紙）的幕後老闆，概屬黨政軍特或家大業大的財團，並不可能容許那些思維入侵。因此，台灣人要去進行那樣的偷渡實驗，有點冒險，也具有一定的困難度，而台灣人在大眾傳播的經驗，也貧乏得可憐。然而以我的背景來說，我從十六歲開始，就以小說創作能力，在當時的民營「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早年叫「徵信新聞報」），取得定期發表的一席之地，算是當時的文化界少數「貴族」之一，文字能力當然要有相當的造化才行。而大學畢業那一年，我也在該報副刊做過重要的編輯工作（報禁時代副刊，其影響力超級強大）。像我這樣的台灣人可能不是很多（天可憐見，台灣人的傳播媒體菁英，早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外來政權消滅殆盡了），因此這一趟冒險旅程就落到我的身上了。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次年的元月十三日，蔣經國在無預警中去世了（報禁在元月一日解除），李登輝繼任總統，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但政經氣氛顯得更是詭譎，是好是壞，很難說（有可能軍事執政，架空李氏或暗殺李氏）。我小心翼翼觀察了幾個月，覺得李登輝的風險並不比我們小，乃決定「賭更大的」。因此，我在七月三十日開始端出「老包專欄」（當時報社讓我的副刊版面有相當的自主權，但我必須冒隨時走路或引來威權對付之禍的風險），初期刻意從文化現象切入偷渡，很快就進入對抗威權階段，由於是每日專欄，節奏感非常順暢，馬上就有眾多讀者粉絲，而雖然是快速突破禁忌的寫法，報社每天都要捏一把冷汗，但因為有強力票房，報社高層老闆雖和國民黨也有密切關係，竟也拿此專欄當報紙宣傳的重點。
換言之，我的策略是成功了。這有點像西方人所說的，是一種「和對手跳探戈」的藝術，我表現的不錯，雖然自覺是在懸崖邊的舞步展現，卻也不虛此行，很快就將該報推向足以和傳統「兩大報」（統派）較勁的影響力地位。我並不認識鄭南榕，只能算是他的讀者，但我必須說出這一段參與媒體冒險的故事，因為這樣你才會清楚我們有些相似的背景──以媒體和威權當局週旋的經驗。然而麻煩來了，老包專欄寫了八個月之後，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竟選擇自焚殉道！那一天我在書寫專欄之前，有幾分鐘的掙扎：到底是要視而不見，或是正視自焚事件？選擇前者，按照我既定的「跳探戈」節奏去表現，可能比較保險，而不會太「重鹹」，以致跳探戈踩到對方的腳；選擇後者，則很可能我會提前「陣亡」（專欄被停或丟掉頭路）。但我很快就決定選擇後者了，因為不這樣，我會一輩子難以面對自己，一輩子的不安或暫時的失業、媒體策略的中斷，似乎「暫時」比較划算。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壓力很平常。我當下寫了一篇「灼痛的滋味」，覺得我們這些拿筆的，或那些從事反對運動的，在將來都將愧對鄭南榕；我還舉出羅素、蘇格拉底，來和鄭南榕相提並論。我那一篇文章（四月八日見報）是要利用大眾傳播的解釋權，在第一時間為鄭南榕取得崇高地位，避免他被當時的媒體，集體加以醜化踐踏。要知道，當時的媒體（電視、報紙）是用「偏激的台獨份子」在形容他，而報導他的自焚殉道，則稱是「台獨一貫的暴方式」…..是這樣的一個陰暗時代，我的詮釋方式當然很異類。我在登出那一篇文章的當天，進報社時，其實有點忐忑不安，覺得可能專欄與工作會不保，但事實不然，我進去時，同仁都對我低調的豎起大拇指，且鄭南榕事件在我第一時間「點破」後，報社高層也受到心理衝擊，並沒有找我麻煩。因此，我就繼續寫鄭南榕事件，一連寫了四天，每天都抱著一種羞愧的心情在寫。
問題是我當時對鄭南榕，其實也有點生氣。我生氣的理由是：我都進入大眾傳播在進行偷渡冒險、「跳探戈」了，你為什麼那麼傻，還要自焚?何況當時李登輝已當了一年多的總統，我們是有機會的啊？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但坦白說，二十年來，其實我已想通了，很早就想通了。我認為台灣人有一種作繭自縛的性格與命運，鄭南榕看透了這一點，因此用他的行動哲學，提醒我們：不能自我超越，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的國家。鄭南榕的目的當然是從言論自由出發，去達到台獨建國的目標。而我們必須更清楚去感受：人類的文明，乃來自於不斷超越極限所建立的。這就是鄭南榕。
我會逐漸想通，主要來自於一個命題設計：別忘了鄭南榕是在李登輝當總統時自焚殉道的，那麼鄭南榕是在想什麼？我認為正因為是李登輝在當總統，他才會選擇用肉身殉道，我必須用一個隱喻的方式，你才會更了解我的意思：當我們在黑暗時，黑暗很久時，基於動物生存本能，我們會選擇等待或適應或痛苦呼喊；但忽然發現有一絲絲火苗，而這一絲火苗又隨時可能熄滅時，我們之中有人為了珍惜這一絲火苗，也希望這一絲火苗不要那麼脆弱、那麼搖擺不定，他就決定捨棄生命，用他的肉身去當火苗接續的能源。這是超越動物本能的人類文明奧妙。就是這樣的哲學辯證議題，解釋了我對鄭南榕的疑惑──有一絲火苗時，反而比我們在完全黑暗時，來得更難做抉擇，但鄭南榕替我們做了。
李登輝當時權力不穩，他的方向感也不確定，以郝柏村為首的軍方勢力，其實是民主運動最大的威脅，但李也可能在壓力之下和這一股反動勢力妥協。我認為鄭南榕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的自焚殉道，在往後很強烈的衝擊了李登輝的讀書人心靈（當然也一直在衝擊台灣人心靈），促使他使出渾身解數，在往後更堅定他與保守勢力週旋的決心，終於成為國際尊稱的「民主先生」。李登輝是一個好強的人，這一點他不曾明講，何況他多少也有一些歉疚，但若說他毫無所感，這也是騙人的。不管如何，鄭南榕的殉道，對台灣的民主路線的推進，是影響巨大的，而這正是鄭南榕的用意。
如同我在那個時代，進入媒體去進行冒險之旅，背後有策略及價值設定，鄭南榕也是媒體人（及台獨運動家），當然會有他的策略與價值設定，而他選擇的是一種留下無限文明資產的方法。我聽黃文雄先生的演講，他就是以自己在「刺蔣案」的經驗，當時事先有「價值和策略的問題」，來印證鄭南榕的壯烈犧牲，也有更高層面的「價值和策略」設定。「這種自傷以傷敵的壯舉，需要多麼堅靭的道德勇氣，以及多麼清明的效果和後果計算！」「鄭南榕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的確有這樣的台灣人。這是鄭南榕留給我們的永遠的遺產。」黃文雄又說鄭南榕那個時代，「這一切都比我那時困難多了」─我想，我們這個時代，又何嘗不是比鄭南榕時困難與複雜？不管如何，黃文雄的全文，值得大家細讀與回味，這是一篇二十年來少見的好文章。
超越極限，這是鄭南榕給我的人生啟示，也是台灣人最欠缺，也最需要的。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