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九十一的王永慶去世，各界名流都前往弔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李登輝；一個是舉世聞名的企業「經營之神」，一個是曾經經營國家，被國際尊稱為「民主先生」的前總統。兩個人的年紀差不多，生長的世代相同，在困境中以不服輸但步步為營的精神，為台灣創立典範的故事，更是相互輝映。

李登輝和王永慶「相互激盪、共創台灣價值」的故事，可值談論之處甚多，可惜台灣的主流媒體淺碟成性，非但無法觸及，甚至胡亂解讀李登輝當年阻止王赴中國進行超大型投資「海滄計畫」，是王「終生最大的遺憾」。李登輝當年當機立斷，讓海滄計畫胎死腹中，是把一個正在眺望追逐天邊彩虹的老江湖，從其所不覺的懸崖邊拉回來，怎會是「遺憾」？這兩個倔強的老人，都有著老一輩台灣人的大男人主義，既不會浮誇邀功討恩，也不輕易承認自己也有思考不周之處，但其惺惺相惜的深刻情感，卻常在日後以各種不同的行動呈現。王永慶打消海滄投資計畫後，逐漸體會根留台灣的意義與價值，將其龐大的企業能量留在母國發揚光大，這也是王永慶去世後，各界名流立即前往誠心弔唁，崇敬之情溢於言表的主因｜從結果論來看，王永慶「經營之神」稱號屹立不搖，企業集團每年實際獲利超過一千五百億元，是台灣經濟發展與穩定的重鎮，怎麼還會有「遺憾」？

王永慶幾乎是台灣眾多企業家的共同偶像，國內外財經媒體雖不曾有精確數字指稱他是台灣首富，但企業界都心知肚明，王不管是實質上或精神意義上，都是令他們難及的「首富」。由本土企業家共同發起組成的台灣高鐵，在二○○五年時，由於藍營政治力強力杯葛，曾經爆發嚴重財務危機，而有被藍營譏嘲「高鐵變廢鐵」困境，當時的企業界都知道情況不妙，但也咸認只要王永慶願意點頭承接，舉世矚目的該項龐大投資建設案，自可迎刃而解，且藍營的非理性政治力也將知難而退，王的影響力於此可見一斑。王永慶後來沒有介入此案，應與他年事已高，生命力已不容他再衝刺有關，此大案後來是由當時的閣揆謝長廷，運用智慧、承受政治風險加以解決，高鐵才能順利通車，似乎某種程度也預告後王永慶時代（及後李登輝時代），繼起的第二代必須有另一種更繁複的才華，去面對接下來不同世代的挑戰。然而那一代特殊環境所淬鍊出來的堅毅特質，但仍值得後輩學習。

而真正令李登輝、王永慶「終生遺憾」的，其實是台灣淺碟型、失衡的媒體生態。王永慶是台灣頂尖企業家中，唯一有熱情且有行動投入媒體生態改造的（不以賺錢為目的），蔣經國時代他想取得聯合報經營權，但威權強人不准有實力的台灣人經營媒體，他只好不吭聲。後來他出錢辦台灣日報，卻因複雜政治情勢而不敢光明正大經營，所托付之人經營得不搭不七，瀕臨收攤前，有人面見王，請他重視經營危機，以台灣為念，續出資將該報好好整頓再出發，務必經營成正派的大報格局，他也爽快允諾（當時他已支出三十多億），條件是他所不再信任的經營人須完全退出；惜當時主事者不願配合，終使該報後來必須走向關門一途。王有投資媒體的熱情與意願，這是其他本土企業家做不到的（不是錢的問題），是有機會做好此事的台灣媒體人對不起他，這樣的「遺憾」，回顧起來，不免令人捶心肝。

不管如何，李登輝創造了一個可以令王永慶隨心所欲向他嚴厲「嗆聲」的自由多元時代（兩蔣時代他須在夾縫中求生存），而王永慶則以他的超大經營能量，協助國家發展，兩個人最大的共同特色，是在位時所賦予國家、社會，一種無形的、可依靠的安全感與安全值，令人感念。李登輝退位之後，繼任的扁馬，所最欠缺的也是這一點（扁時代藍綠惡鬥難題無解，後期更令本土價值瀕臨崩盤；馬則一上任就露出化獨漸統真面目，令台灣人陷入集體不安的詭異環境中）；而王永慶去世後，接班團隊能否提供相同的社會安全感，恐怕在一個「魅力消逝、能量分散」的趨勢中，也不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