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主有幸」論並非信口開河，而是有所根據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們所擁有，努力成長中的民主成就，並非天上掉下來，而是很多善良的台灣人，發揮勇氣及智慧，一步一腳印所建構的。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民主的能量當然很值得期待。而有關國民黨權貴「共犯結構」，我在文章中提到台北市這一波大削納稅人血汗錢的弊案醜聞，應是在馬英九當選總統，權貴吃了「班師回朝」興奮劑後，所導演的慶祝行情。最新的發展，似乎印證了我的觀察。因為就在郝龍斌的市政府，試圖將全部責任推給承攬廠商昭凌公司，打算由該公司獨自背黑鍋之際，這一家公司主動向外公布了自白書，坦承是二○○八年四月八日，北市府多名官員齊體要求該公司「提高報價」，其中某一項目原僅五百多萬，一舉提高到二千五百萬……。馬英九是在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當選總統的，市府官員在四月八日就採取了這一項削凱子行動。這樣的行為模式，我們還會看不明白嗎？

看到這裡，我們終於明白深藍的陳長文，在馬氏登基後，得意洋洋所說的「重新找回失落的二十年……」，那一句話背後的意涵。在政壇隸屬郝系（郝柏村）的陳長文，為什麼說是「失落的二十年」而不是八年？這裡面就大有文章了。原來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接任總統後，國民黨內的權貴派始終難以接受，後來甚至在國會組織新K連線，以示劃清界限。但隔沒多久，就爆發了政治史上相當有名的「十八標弊案」──從本質上來說，該案的貼切名稱應是「十八標關說醜聞」。案件是指交通部一項高架路建設工程「十八標」，交由榮工興建（榮工即黨國不分時代，壟斷政府工程的大組織），但被民進黨立委（葉菊蘭）揭發工程預算大灌水，且介入施壓要求大灌水報價的，竟是新 K連線的立委！而立委（國會議員）本來應該是監督預算的，為什麼反過來要求預算灌水？這就再簡單不過了，灌水的差價就是這些權貴派立委要中飽私囊嘛（我記得是五個立委，要各給一億）。

榮工處內部有人看不過去，也不願背黑鍋，因此將醜聞傳遞出來，（哪有這麼好賺的？我們辛苦做工程的賺的都不如你們的零頭──這情形大概很類似現在的昭凌公司）十八標案因此鬧翻天，但驍勇善戰的新K連線也展開反擊。這真是台灣話所說的，「賊仔惡過人」，當時真令我大開眼界。那一段過程相當精彩，因為一個女立委以一敵眾，奮戰一群兇猛惡狼，其驚心動魄乃可想而知。不管如何，我們已徹底看清權貴派吃香喝辣的嘴臉 。不過我的重點是要說，案件的結局非常超現實，並不如世人所想的那般肥皂劇舖排，惡人被繩之以法什麼的。權貴派到最後還是全身而退了，倒是交通部長下了台，而一干交通部事務官（有一、二十人）全被移送法辦。至於「十八標關說醜聞」，也在媒體解釋權的操控之下，變成了「十八標弊案」（意指事務官舞弊案）。權貴派竟成局外人。

多年後，那些被法辦的事務官公務員，在備受司法凌遲後，都獲得無罪判決，因為那些人本來就是被政治操作的代罪羔羊。從這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所謂「共犯結構」的基本動能 ：那就是司法結構、媒體結構、政治力結構，與整體進步社會力的衝擊對抗。因此，可以預見的，這一次的花博弊案，到最後還是會圍繞在代罪羔羊身上，而「共犯結構」的完美切割術，也會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我們別忘了，整個花博的總花費，工程與花卉採購弊案這一部分還只是小角色，它的奧妙在於大多數經費是所謂的「宣傳」費用（據說是近八十億），這一部分就是和媒體利益輸送的代名詞，政媒掛勾也將台灣的價值觀，推入一個更難堪的領域。而這麼不可思議的花錢術，正由於涉及到媒體，就更難有所謂社會正義了。

我無意將一樁轟動的政治醜聞，導向一個無解的境地，因為這畢竟是民主成長的過程，社會力有所衝擊，基因終會改變。我們最大的困境還是出在媒體結構，當它處於不動如山的老狀態時，權貴派共犯結構的完美切割術，自然就會發揮作用。而我們的司法體系，又通常是看媒體臉色在辦案的。我再舉一個司法實例，來印證我的觀察：最近有一個司法案件，由於被告是藍軍盟友，且媒體也不關注，就有了令人玩味的發展──台中市議長張宏年，因為收受電玩業者二千多萬賄款，向市府官員施壓關說取得執照，被依貪污罪起訴。此案在一、二審都判無罪，法官的理由是議長「並不負責審議發放電玩執照」，「就算張某拿了業者的金錢為其關說，只是在道德上固足非議，雖無法令人苟同，但未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云云。然而在扁案的風暴中，吳淑珍是怎麼被判處有罪的？吳並非公務員（張宏年是公職人員），自然也不負責任何政治、行政決策，這都可以判處重刑了，何以議長沒事？

這個案子大概很少人注意到吧？因為媒體淡化處理了，而人們也少有餘暇去注意司法運作的奧妙。當然，任何政治的完美切割術，仍必須在媒體的同步配合下，才會大功告成。如果我們仍然信仰既有的民主價值觀，那就沒有悲觀的權利，於此同時，社會力就產生了；這也是我們對抗族繁不及備載的權貴派，最可靠的法寶。

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