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奮戰十三年之後，《新台灣周刊》要宣布暫時停刊了。回想這十多年的台灣主體意識媒體之路，若以「蓽路藍縷」來形容，也不為過，其中有太多艱苦與辛酸，我們不曾輕易向外界透露，但走到今天必須宣布休息的地步，倒是始料未及。

本刊是在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舉辦總統直接民選，而中國宣稱為了「遏止台獨勢力」，對台進行文攻武嚇、向台海發射導彈前夕創刊的。台灣舉辦總統民選，是李登輝進行「寧靜革命」大戰略的一部分，也是民進黨與眾多本土民主派人士，所共同努力推動的重要成果，我們選擇在那關鍵時刻創刊，當然具有見證歷史、參與「化統漸獨」革命的特殊意義。而在中國配合台灣統派媒體文攻武嚇的威脅之下，選舉結果，李登輝得票百分之五十四而當選，民進黨彭謝配得票百分之二十一；根據這個結果，我們在第一時間搶得解釋權，將其解讀為「百分之七十五的台灣認同總和」，這個數據解讀是重要的，因為它始終是《新台灣》的立論基礎，也促使李登輝更願意重視民進黨的訴求，也願意和民進黨展開良性合作，甚至發展為「兩國論」的開花結果，以及公元二千年的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

《新台灣》的另一項成就，是將「統派媒體」的稱號及其結構性特質，公諸於世，終而成為顯學，但不能釋懷的，卻是無能去改變那種嚴重腐蝕建國根基的沉重生態，到最後連自己也必須掩卷太息、另尋再起契機。不管如何，我們幾乎是台灣唯一洞悉七十五％基礎密碼的媒體，李登輝頗能運用此大戰略，但到了陳水扁時代，此「密碼」的重要性，卻常被忽略，有時甚至是非理性的排斥，導致《新台灣》時常兩面不是人｜一千七百多年前，諸葛亮在輔佐後主，備感忠言逆耳之苦時，曾有「前出師表」經典之作，筆尖所流露的椎心痛苦之情，應可拿來形容《新台灣》當時的感受。諸葛亮一邊率軍出征，一邊寫下出師表，對後主昏庸的憂慮，乃可想見；而在出師表中，委婉告知後主「先帝…親賢臣，遠小人」，其實已清楚告訴我們，當時的後主乃「親小人，遠賢臣」之輩，漢室興衰的命運，早為諸葛亮所預見。諸葛亮在後來的出征中，抑鬱以終，證諸現今許多台派人士的鬱卒，又是何其相似。

除了對李、扁合作的殷殷期盼，《新台灣》也一再提醒「長扁合作」對台灣人命運發展的重要性，所謂「一長一扁，乃天作之合」的情感密碼，一再出現於《新台灣》，正因為我們早已預感有一種無形的破壞病毒，正悄悄鑽進當權者阿扁的腦中，而必須如同諸葛亮那般，不斷的發出悲鳴，以圖力挽狂瀾。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因為縱使備受打壓，最後還是由謝長廷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但在此期間及在此之前，謝長廷早已被阿扁及民進黨內的派系整得不成人樣，本土政權最後落得中斷下場，昔日的「七十五％基礎密碼」，也跟著成為被摔碎於地的一只瓷盤，能不令人感傷。

卸任後的前總統陳水扁，被揭發確有大筆結餘的「政治獻金」，存在於海內外。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些鉅款其實應看作是民進黨的「建軍」費用，以用來厚植台灣認同，對抗擁有龐大黨產的親中國民黨，但被扁家拿來私用，則頗類似當年慈禧太后將大筆現代化建軍費用，拿去蓋私人後花園（圓明園）的荒唐。慈禧的一念之間，使中國後來無法蛻變，維新失敗，落得積弱不堪；但同一時期，日本則有德川幕府大政奉還，舉國團結進行明治維新，終蛻變為世界強國。對照之下，民進黨及台灣派人士今天的哀怨，可謂其來有自。

然而光是責怪阿扁是無用的，《新台灣》只是懊惱當時不能成為更有力的媒體，力量大到足以完全影響關鍵人物阿扁的思維。從這個角度來回顧《新台灣》，我們認為暫時停刊未嘗不是上天有意的安排，要我們在本土派的廢墟之中，去慢慢思考一種重建的可能。不管如何，我們仍相信創刊之初那「七十五％密碼」的美感，古典的美學，終有一天會重現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