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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 就是要挑鬥你的性經驗
在課堂上，何春蕤會直接挑戰學生的觀念，有時，會一屁股坐在學生的桌上，問女學生：「妳要不要跟我老公上床？」有時，會跟學生說，「希望你們放了春假回來，都不是處男處女了。」......。何春蕤本身，就是一種多元、複雜、戳破單一思考的象徵。
女人也可以作惡狼訪問終了，何春蕤特別交代，要將寫好的稿子先傳給她看，她說，「媒體常常誤解我」，我笑笑說：「哪有一個媒體，能在幾分鐘或是幾千字之內，就把老師說盡呢？」
就像這陣子的援交新聞一樣，明明訴求的重點是抗議警方以釣魚的方式，誘捕網路上有關「援助交際」字樣的交友行為，卻被媒體報導成「中央大學教師鼓勵援交」。「已經習慣了」何春蕤說，「媒體總是看不到複雜的、有深度的部份」，而往往，媒體所擷取的片段，「也只是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於性，總是另眼看待」。
那正是何春蕤的戰場所在。一九九四年，何春蕤和婦運同志一起走上街頭，高喊婦女人權、性別人權，口號喊了一遍又一遍，換了一個又一個，結果是何春蕤無意間喊出的「我要性高潮 不要性騷擾」得到了媒體的「青睞」，當年，何春蕤還因此被媒體選為十大風雲人物。
「要性高潮」，就成了何春蕤的大眾形象，媒體為什麼偏偏喜歡這一句呢？何春蕤說，正反映了媒體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女人性自主的恐懼，何春蕤說，性騷擾論述裡對於女性的認知，實在太過單一了，加害者成為大野狼，受害者就是小綿羊，這種談論方式，「除非閹割了所有大野狼，否則，實在看不到小綿羊的出路」，所以，「我要說，女人可以作惡狼，就算是作綿羊，也是有牙齒的」。
爽不爽只能自己定義
翻轉性騷擾論述所強化的「男強╱女弱」觀點，會不會有為加害者脫罪之嫌：「耶！我強暴妳，妳不也爽到嗎？」何春蕤說，「且慢！就算我爽到，也不能違背我的意願」，而且「我爽不爽，只能由我自己來定義」。
而喊出「要性高潮」的口號，背後其實有著更深刻的思考。一九八七年解嚴，何春蕤在一九八八年回到台灣，當時，各領域的民主已經逐漸開展，唯獨在性的領域，何春蕤說，「是常常被人忽略與污名化的」，因此，以九四年為起點的「性解放運動」，其實，是整個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一支，從女性情慾解放、同性戀解放、到性工作解放與跨性別解放，是尋求自由、尋求平等。
一路走來，堅守「性解放」運動路線，從學術研究到媒體發聲，何春蕤說，「沒人搞嘛！」作為學術人，社會裡有哪一個領域不平等、被人忽略、遺忘或踐踏的，「就要去挖那個東西嘛！」何春蕤反問，社會上有人認為教育需要耕耘、自由需要耕耘......，為什麼情慾就沒有人耕耘？當一個領域不能被開放，是誰會倒楣？三通不通，倒楣的是企業財團？還是資本有限的小企業主？性壓抑，倒楣的是男人？還是青少年與女性？
自認自己是「左派」，何春蕤說，她所做的，是主張女性與青少年的主體。
在援交新聞事件裡，有人提出質疑，說何春蕤會誤導青少年，擔心青少年的價值被混淆了，何春蕤說，成人未免把青少年看得太單一了，「他們並不是聽了誰的話，就會去做什麼事的」，況且，「他的人生有太多事情了，性，只是其中一項」，但是，「我就是主張在性的這個領域裡，不能有不平等」。
讓這社會多元一點
和國內其他女性主義學者的路線不同，何春蕤自承，自己對於「性」（sexuality）的思考，來自於其他幾種理論路徑，像佛洛伊德、像傳柯，在他們的學術裡，性，是理解人類一切行為、思考，乃至於社會結構的路徑。
如果「性，只是生活的一小部份」，何春蕤所師承的那些學問，不是要被何春蕤自己給推翻了嗎？
在援交事件裡，何春蕤指出兒少條例中，對於網路交友的限制太過嚴格，那是警方誘捕的餌，但是，問到何春蕤，可否有機會參與制度設計的過程？她兩手一攤說，「沒人找我啊！」如果有人找她呢？「嘿！拜託，我是個學者，我每天有一大堆的正事兒要做，我不是搞運動的人，我只是在知識的基礎上，提供一種理念型的想像」。
何春蕤說，自己只是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式，讓這個社會多元一點，才能養成「成熟、世故、老練、調整力高的思考方式」。像在課堂上，何春蕤會直接挑戰學生的觀念，有時，會一屁股坐在學生的桌上，問女學生，「妳要不要跟我老公上床？」有時，會跟學生說，「希望你們放了春假回來，都不是處男處女了」......。
然而，這個社會卻是矛盾的，因為言論大膽、目標明顯，中央的學生說，「他們夫妻兩個反而不太有什麼向外發展的機會」，相反地，卡維波還會是何春蕤的課堂助教，好友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說，他們兩個說是夫妻，倒不如說是戰友、同志，在思想上相互激盪與扶持，生活與思考的緊密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像。
想問何春蕤關於家庭、關於卡維波，才開了頭，她就直言，「我很少談我私人的事，問問我的學術吧！」
她沒有同性愛經驗
具有兩個博士學位，何春蕤的論述能力不容置疑，何春蕤說，她關心的，不只是性，今年，她還帶了一個學生英文公關小組，完全與性無關，在英美文學系所開設的課，是從現代性（modernity）來看浪漫愛的危機，何春蕤說，我思考的是現代性的問題，以及整個主體的養成過程。她說她關切的議題很多，不只是性，但檢視她所發表的學術文章，全都與性有關，何春蕤說，「我的資源有限，當然要把火力集中在需要集中的地方」。
少有人知道，何春蕤出身於保守的基督教家庭，王蘋說，有一陣子在跟一些反同性戀的宗教團體對抗，何春蕤是可以直接引用聖經、直接與教會人士辯駁的；少有人知道，即便主張性開放，何春蕤卻沒有同性愛的經驗，當然，理念的主張與行動的實踐之間，不必然有一定關連，就像理念的落實與制度的建制之間亦未必相關，何春蕤本身，就是一種多元、複雜，戳破單一思考的象徵。
■何春蕤所要挑戰的是「整個社會對於性，總是另眼看待。」（王敏為攝）
就像這陣子的援交新聞一樣，明明訴求的重點是抗議警方以釣魚的方式，誘捕網路上有關「援助交際」字樣的交友行為，卻被媒體報導成「中央大學教師鼓勵援交」。「已經習慣了」何春蕤說，「媒體總是看不到複雜的、有深度的部份」，而往往，媒體所擷取的片段，「也只是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於性，總是另眼看待」。
那正是何春蕤的戰場所在。一九九四年，何春蕤和婦運同志一起走上街頭，高喊婦女人權、性別人權，口號喊了一遍又一遍，換了一個又一個，結果是何春蕤無意間喊出的「我要性高潮 不要性騷擾」得到了媒體的「青睞」，當年，何春蕤還因此被媒體選為十大風雲人物。
「要性高潮」，就成了何春蕤的大眾形象，媒體為什麼偏偏喜歡這一句呢？何春蕤說，正反映了媒體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女人性自主的恐懼，何春蕤說，性騷擾論述裡對於女性的認知，實在太過單一了，加害者成為大野狼，受害者就是小綿羊，這種談論方式，「除非閹割了所有大野狼，否則，實在看不到小綿羊的出路」，所以，「我要說，女人可以作惡狼，就算是作綿羊，也是有牙齒的」。
爽不爽只能自己定義
翻轉性騷擾論述所強化的「男強╱女弱」觀點，會不會有為加害者脫罪之嫌：「耶！我強暴妳，妳不也爽到嗎？」何春蕤說，「且慢！就算我爽到，也不能違背我的意願」，而且「我爽不爽，只能由我自己來定義」。
而喊出「要性高潮」的口號，背後其實有著更深刻的思考。一九八七年解嚴，何春蕤在一九八八年回到台灣，當時，各領域的民主已經逐漸開展，唯獨在性的領域，何春蕤說，「是常常被人忽略與污名化的」，因此，以九四年為起點的「性解放運動」，其實，是整個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一支，從女性情慾解放、同性戀解放、到性工作解放與跨性別解放，是尋求自由、尋求平等。
一路走來，堅守「性解放」運動路線，從學術研究到媒體發聲，何春蕤說，「沒人搞嘛！」作為學術人，社會裡有哪一個領域不平等、被人忽略、遺忘或踐踏的，「就要去挖那個東西嘛！」何春蕤反問，社會上有人認為教育需要耕耘、自由需要耕耘......，為什麼情慾就沒有人耕耘？當一個領域不能被開放，是誰會倒楣？三通不通，倒楣的是企業財團？還是資本有限的小企業主？性壓抑，倒楣的是男人？還是青少年與女性？
自認自己是「左派」，何春蕤說，她所做的，是主張女性與青少年的主體。
在援交新聞事件裡，有人提出質疑，說何春蕤會誤導青少年，擔心青少年的價值被混淆了，何春蕤說，成人未免把青少年看得太單一了，「他們並不是聽了誰的話，就會去做什麼事的」，況且，「他的人生有太多事情了，性，只是其中一項」，但是，「我就是主張在性的這個領域裡，不能有不平等」。
讓這社會多元一點
和國內其他女性主義學者的路線不同，何春蕤自承，自己對於「性」（sexuality）的思考，來自於其他幾種理論路徑，像佛洛伊德、像傳柯，在他們的學術裡，性，是理解人類一切行為、思考，乃至於社會結構的路徑。
如果「性，只是生活的一小部份」，何春蕤所師承的那些學問，不是要被何春蕤自己給推翻了嗎？
在援交事件裡，何春蕤指出兒少條例中，對於網路交友的限制太過嚴格，那是警方誘捕的餌，但是，問到何春蕤，可否有機會參與制度設計的過程？她兩手一攤說，「沒人找我啊！」如果有人找她呢？「嘿！拜託，我是個學者，我每天有一大堆的正事兒要做，我不是搞運動的人，我只是在知識的基礎上，提供一種理念型的想像」。
何春蕤說，自己只是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式，讓這個社會多元一點，才能養成「成熟、世故、老練、調整力高的思考方式」。像在課堂上，何春蕤會直接挑戰學生的觀念，有時，會一屁股坐在學生的桌上，問女學生，「妳要不要跟我老公上床？」有時，會跟學生說，「希望你們放了春假回來，都不是處男處女了」......。
然而，這個社會卻是矛盾的，因為言論大膽、目標明顯，中央的學生說，「他們夫妻兩個反而不太有什麼向外發展的機會」，相反地，卡維波還會是何春蕤的課堂助教，好友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說，他們兩個說是夫妻，倒不如說是戰友、同志，在思想上相互激盪與扶持，生活與思考的緊密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像。
想問何春蕤關於家庭、關於卡維波，才開了頭，她就直言，「我很少談我私人的事，問問我的學術吧！」
她沒有同性愛經驗
具有兩個博士學位，何春蕤的論述能力不容置疑，何春蕤說，她關心的，不只是性，今年，她還帶了一個學生英文公關小組，完全與性無關，在英美文學系所開設的課，是從現代性（modernity）來看浪漫愛的危機，何春蕤說，我思考的是現代性的問題，以及整個主體的養成過程。她說她關切的議題很多，不只是性，但檢視她所發表的學術文章，全都與性有關，何春蕤說，「我的資源有限，當然要把火力集中在需要集中的地方」。
少有人知道，何春蕤出身於保守的基督教家庭，王蘋說，有一陣子在跟一些反同性戀的宗教團體對抗，何春蕤是可以直接引用聖經、直接與教會人士辯駁的；少有人知道，即便主張性開放，何春蕤卻沒有同性愛的經驗，當然，理念的主張與行動的實踐之間，不必然有一定關連，就像理念的落實與制度的建制之間亦未必相關，何春蕤本身，就是一種多元、複雜，戳破單一思考的象徵。
■何春蕤所要挑戰的是「整個社會對於性，總是另眼看待。」（王敏為攝）
致新台灣雜誌編輯先生：
貴刊上期所刊登＜何春蕤就是要挑鬥你的性經驗＞一文對本人的描述與引述有嚴重的失真之處。 1、由於深知媒體刊登的內容往往會和原來的訪談有極大的出入，我曾再三提醒在整理訪談資料完畢後一定要交給我過目後才可刊登，記者也允諾。但是刊登出來的文稿並未經我過目，文中第一行卻暗示我已經看過且認可內容，這樣的處理不但違反了原來的約定，更嚴重的誤導讀者。 2、文稿中有許多書寫方式未清楚的交代是誰的發言，但是在「人物特寫」的框架之下極有可能被讀成是我個人的言論或自白，這種含混的描述方式有違新聞專業對準確切實反映言論責任的要求，也嚴重破壞本人的名譽。 3、文中提到許多有關個人的資訊，與事實嚴重不符，顯然不是斷章取義，就是一廂情願的扭曲，並且最不符事實的部份竟然都變成了訴求的小標題，委實令人感到遺憾。 4、這次事件其實也並非偶然，它反映了台灣社會尚無法以公民社會的成熟態度來看待性議題和性運動，而社會與媒體也尚無法以平實的心態去理解性運動份子的作為。本人從事性運動其實只是偶然的因緣際會，和我的個性或人生經驗等等都沒有必然關係：在從事性運動之前，我對階級與性別議題都非常關注，現在也開始致力於禁藥除罪化的研究──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對於不平等事物的抗爭形式。我自己專業的英文教學與日常生活也很少涉及性議題，因為它並非我的主要興趣所在。 性議題是個公共的議題，不論我們自己是否被壓迫的性少數者，作為公民，我們都必須關心性平等與性正義的基本問題。這篇專訪之所以會嚴重失真，正是因為它假設了性議題必然與我有著某種深刻的內在生命關聯；專訪想要尋找和捕捉不存在的東西，當然就會失真了。 本人在此要求貴刊來函照登，以正視聽。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