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景美軍法看守所。一位五十四歲的中年男子吳泰安穿好西裝，擦好皮鞋，跟著獄卒走出牢房大門。他神色自若，認為即將恢復自由了；不僅恢復自由，而且調查局有一個課長的職缺正在等他。然而他失算了，囚車沒有載他前往調查局，而是直接開赴刑場。臨刑前，他才恍然大悟那句籤詩「蜻蜓飛入蜘蛛網」的意思。但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他最後的遺言是「我很對不起余老先生」，並請執刑的憲兵把他最深的愧意轉告給前高雄縣長余登發，他也鋃鐺入獄。
吳泰安案 台灣政治案引爆點
上段是根據二○○四年發表的《台灣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玲雅諮議長回憶錄》中，立委王幸男的口述內容「重建」吳泰安案的最後一幕。該案是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之後、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前，台灣最大的政治案件，甚至可說是美麗島事件的遠因。王幸男即認為，本案引起余登發案，余登發案引起許信良案（橋頭事件），許信良案引起美麗島案，美麗島案又引起台灣政治的大變化，所以它是一個引爆點。
根據官方檔案和王幸男（在獄中與吳案被告同房，有許多第一手見聞）的口述來看，吳泰安案大致可分為「加工前」和「加工後」兩階段。前者要從一九七八年三月講起，當時有關單位查獲上千件從國外寄來的「告台灣同胞書」，上面署名「台灣自由民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吳泰安」，內容呼籲台灣人要奮勇抗暴，準備革命，並印有藍、紅、綠的三色國旗。六月二十三日起，署名同上的四千多張宣傳單出現在北、中、南部各地。當時正值台美斷交前夕的敏感時間點，當局迅即成立「六二三專案」展開偵辦，不久就查出吳泰安的身分。
吳泰安，本名吳春發，彰化人，國小畢業，識字不多，卻自設神壇為人卜卦，屬於神棍之流。後來犯了詐欺罪，成了經濟通緝犯，逃亡日本（改名吉田勇）、阿根廷，並認識中國駐外人員。這位「老千」可能遇到更厲害的「老千」吧，經過一番統戰，遂有革命之志。除了按照台灣電話簿的姓名地址，從日本寄「告台灣同胞書」回國外，更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從與那國島偷渡回台活動。
膨脹案情 余登發被羅織罪名
根據一位被吳泰安的如簧之舌打動而參加「革命」的旅日台僑林榮曉在獄中向王幸男透漏，林榮曉曾問吳泰安，革命之事可否抽個籤？結果抽到五十八號籤，內容是「一隻蜻蜓飛入蜘蛛網」。林榮曉心裡想必毛毛的，吳泰安卻安慰他：「蜻蜓就是蔣經國。」
吳泰安回台後，就去找他的舊識推銷「革命」。他曾在台東海山寺的門口擺算命攤子，因而認識該寺住持釋修和（俗名李榮和）。根據官方檔案，吳泰安說服李榮和加入革命，李榮和並引介一些人加入，吳泰安在開會時大封官爵：李榮和為「台灣自由民國副主席」、莊勳為「陸軍副總司令暫兼總司令」、陳文雄為「東部最高指揮司令」、黃宗禮為「南部地區作戰司令」、許金看為「高雄作戰司令官」等等。但這個說法有違常理，殊為可疑，純屬乩童一人的「異想世界」還說得過去，不太可能這麼多正常人都跟他一起「起乩」。
《美麗島》雜誌曾針對吳案實地採訪幾名相關人士，與官方說法差距很大。根據一篇由艾琳達‧許心撰寫的「革命馬戲團的悲哀：吳案中被遺忘的人」，李榮和聽到吳泰安說要革命，就請他不要再來海山寺了。李榮和之所以涉案，是因為吳泰安片面封他軍職，又給他二十三張傳單，被吳供出來。其他有七名涉案人，也是因為和吳泰安見個面、握個手，就莫名奇妙被牽扯進來，他們的軍職都來自吳泰安的供詞。 吳泰安的供詞如果可信，余登發也不會入獄了；這些人很可能和余登發一樣，罪名都是經過設計的；換句話說，這時已進入吳案的「加工後」階段。他們會被加工，可能是要膨脹案情的「嚴重性」；因為和中國駐外人員接觸而回台搞革名的吳泰安，是「匪諜案」的不二人選，必須把案子做大，才可以用來咬余登發。
匪諜遺言 自責對不起余登發
據王幸男口述，吳泰安案加工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外省青年邵翠華。他曾在警總任職，因為犯案被關，在軍法看守所扮演「傳遞人」的角色，替警總傳條子給吳泰安，每次吳泰安出庭應訊，拿紙條出來講，就是透過他傳達的。吳泰安照條子的指示緊咬余登發不放，據說他事先得到交代，「他會判死刑，但是不要怕，因為這是判給社會看的；三個月後就會放他出來，並在調查局給他一個課長當。」王幸男說：「這個案子的過程就是有人一直都在騙他。」最後失去利用價值的吳泰安自責「對不起余登發」的遺言，就是邵翠華傳紙條告訴王幸男的。
「吳泰安案」如何過渡到「余登發案」？主要來自官方宣稱的吳泰安三訪八卦寮余宅，第三度得晤余登發時，余登發表示台灣應先用「和平包圍」，待時機成熟再由中共解放。對吳泰安的行動，則說「要做你就去做，我到時再看」，於是余登發被扣上「知匪不舉」的罪名。
但根據《台灣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陳月瑛訪談錄》（二○○一，台灣省諮議會），余陳則有完全不一樣的回憶內容。第一次吳泰安來到漁塭，剛好余陳的丈夫余瑞言在巡魚塭，吳問這裡是不是余登發的魚塭？他說：「對，不過他不在。」過了幾天，吳來到八卦寮，交給余瑞言一張紙，說要請余登發做「統一司令」。這兩次余登發都不在。第三次吳又來訪，還帶了兩個人，余陳回憶說：「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兩個人可能是有關單位安排好的證人，其中一個是我『家官』（公公）以前當縣長的秘書，另一個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也跟我家官講，說要派他當什麼司令。我家官那時候就『你走走走！』把吳泰安趕走。」
入獄服刑 余家父子都被判刑
從余陳的口述來看，吳泰安三訪余登發，很可能是「有關單位」設計好的戲碼，由吳泰安配合演出。會選中余登發，一方面是地緣關係（吳回國後住高雄），一方面坐實台獨、黨外、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理論，這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策略。王幸男認為，這個案子背後，涉及一個層級相當高的專案小組，包括警總和調查局的人；調查局辦案，應該是警總的人在操控。
余登發父子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一日（隔天即發生橋頭事件）被拘提到案，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判決。可憐的余登發，以七十六歲高齡（可能是白色恐怖中，入獄服刑最高齡的紀錄）坐著輪椅出庭應訊（姚嘉文擔任辯護律師），血壓起伏不定；他的兒子余瑞言則有肥胖症和疑似狹心症的情況，心臟和血壓都不正常。這兩個為老、病所苦的人，分別被判八年和兩年徒刑。一個從未謀面的神棍來他們家做了三次表演，就足以把他們定罪下獄，真是匪夷所思的奇案；但在當時，那卻是黨外人士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