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終戰六十三年到來的時際，日本導演山田洋次出自野上照代一部回憶錄《給父親的安魂曲》的電影【母親】，在台灣上映，彌補了台灣沒有自己電影歷史追憶的遺憾。日本昭和史的回顧，透過極具國民電影作家性格的山田洋次的開麥拉之筆，生動細膩地呈現眼前。

透過女兒的敘述，一對姊妹在小時候和她們的母親，面對父親和丈夫因為具有知識分子的良心而被治安當局逮捕，監禁，並死於獄中，艱辛的處境和因應艱辛的堅忍，展現在母親的人生。終戰後，姊妹長大成人，一位醫師，一位美術教師，守護著臨終的母親。一句瀕死母親的話語：「不想死時才見到孩子的父親！」畫下動盪歷史的句點。

日本，作為一個戰爭發動國家，他們仍然不懈於二戰祖國的歷史詮釋。儘管日本被認為有恥感，缺乏罪惡感，沒有真正為戰爭責任道歉，但日本的藝術家經由文學，電影進行的歷史追憶及反思，對於日本人繼續的歷史之路，是有正面影響的。

記憶裡，不知看過多少部這樣的歷史追憶的日本電影了。幾乎每一年都有電影導演探討類似的主題。日本到底是怎樣走過昭和史，怎樣走過太平洋戰爭以及關連的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敗國的際遇走過來的？

電影裡的父親是一位大學教授也是有知識良心的文化人，昭和史裡右翼國家化的日本，特高對於不服膺右翼國家化的文化人之逮捕、監禁、不遺餘力。【母親】的主要情節就是兩個女孩和母親和被監禁在獄中的父親，經由探監和通信，經歷的故事。

在日本和在台灣，一九四○年代從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就經歷這樣的歷史。那時候，共產黨人在違和體制的進步性裡，面臨特高｜一種保安警察的逮捕，面臨附和右翼國家化檢察官的司法處理，身心備受煎熬。

經由歷史的追憶，日本人反思自己的過去。為什麼會發動太平洋戰爭？然後成為戰敗國？做為一個台灣人，既非戰敗國，亦非戰勝國，但在大歷史裡從日本的殖民地而成為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地，我們的類似歷史和差異的歷史的追憶和反思又如何呢？

從電影院走出來，不禁為山田洋次這位日本導演細膩的昭和史觀照，感動不已，透過「母親」的角度，看到一個日本女性如何支撐這種困厄，如何支撐困厄中「父親」不在的生活現場？並且堅持人性中善美和真理的品性，這樣的故事，不也出現在台灣的歷史，在許多有類似歷史際遇的國度？

這使我想起，杜國清所譯一位日本詩人安西冬衛（1898-1965）的詩：

春

一隻蝴蝶向著韃靼海峽飛過去了

在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的時際，這位日本詩人以一首一行詩隱喻日本的敗亡命運，他用春天蝴蝶的斑爛多彩生命航向凍港的死寂白色冰冷情境，進行他良心的發言，而不像一些國策文學的附和者在頌讚日本軍國主義的虛假榮光中，違背自己的良心，出賣自己的良心。

不只二戰前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有類似的際遇，二戰後，台灣在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情境裡，也有類似的際遇｜二二八事件和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但我們的歷史在自己的藝術詮釋裡，如何顯現？或根本缺乏顯現？

二戰終戰，於一九九五年時，曾經有過異於國民黨中國統治國策的追憶與反思。記得，那時候，我發表了〈被遺忘的歷史〉。經過十多年了，站在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追憶與反思並沒有在藝術中真正成為鑑照。過去的教訓並沒有讓台灣人在未來之際得到啟示和教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