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時候的願望實現了嗎？國小的作文課常常會有這麼一道題目︱「我的願望」，老師要小朋友把自己的願望寫下來，於是開始有人寫著，「我長大要當老師，因為老師可以管學生......；我長大要當醫生，因為醫生可以救人......」小朋友在懵懂的年紀，往往是對一件事或一個人有深刻的印象，而對自己的未來產生期待，這對於數度拿下金鐘獎的紀錄片製作人蘇秋來說也不例外，只是她的成功之路比一般人還來得坎坷。

為躲避二戰  逃難到部落

正如同年紀的女孩一般，年屆十歲，就讀小學四年級時，蘇秋長大的願望也是想要當一名老師，蘇秋解釋著，因為她的班導師長得很慈祥，又不會打學生，講起話來美美的，有媽媽的味道，就是這份對班導師深刻的印象，所以蘇秋以作為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師為努力目標。

那個年代又適逢戰後台灣經濟起飛的最佳時機，保守的社會風氣瀰漫在人心，以一個女孩之姿，唸書已經很不容易了，更何況要闖出一番大事業，幸運的是，蘇家是台南的望族，家境不錯的蘇秋被父母疼惜著，供養她讀書到師專畢業，也就順理成章的進入小學任教，蘇秋看似達成了她小時候的夢想，但，並非如此，還有更大的挑戰在等待著她。

從小學老師躍身為紀錄片製作人，是差之千里的兩份工作，為了走出自己的人生，蘇秋曾經從死神的雙手中掙脫，她也走出對愛情的絕望、對婚姻的枷鎖和傳統的束縛，換來的是一身精采絕倫的際遇。

以原住民的故事起手，是蘇秋投入紀錄片的第一個題材，而選定原住民的故事為題材，要回溯到蘇秋小時候。「大概是我四到六歲的那個年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的開打，為了避難，我爸爸就帶著一家人，牽著牛車，揹著家當，暫遷到二仁溪上游有些布農族散居的榕樹部落......」蘇秋開始娓娓道來她和原住民的機緣，而這份機緣更種下日後她投入原住民文化保存工作的因。

布農千金姨  伸出友誼手

「我永遠記得當我生病時，千金姨送來黃橙城、既鮮又甜的芒果，讓我的病得以不藥而癒。」蘇秋回想起那個避難的年代，生活物資相當缺乏，平地漢人遷往山區時，毫無生產能力，僅能靠以物易物的方式，用衣物和原住民交換食物，求得原住民的資助，在蘇秋的印象中，一直有一個長相平凡的布農族婦女，對他們一家特別照顧，不時會拿很多食物來幫助他們。

隨著戰爭越發擴大，民生條件更因戰爭而越趨低落，傳染性疾病肆虐民間，傷寒、瘧疾、霍亂等傳染病在尋常百姓間擴散開來，當時年紀小的蘇秋，因身體的抵抗力不及對付感染性強大的病毒，而染上幾可致命的傷寒，加上戰爭期間醫藥嚴重不足，生存的機會似乎只能交由上天來決定，過一天是一天，「好在，千金姨知道我生病後，趕忙揹著一籃鮮紅的芒果前來，然後坐在我床前，拿起一顆芒果，用刀子劃破，甜美的果汁透過粗鄙黝黑的雙手滑落到我嘴裡，我的燒退了。我永遠記得那一幕，當我張開矇矓的雙眼，只見一邊是我母親，另一邊是千金姨，那種感覺好像是我有兩個媽媽在疼愛我。」

就因為蘇秋小時候曾經受過原住民的幫助這一件事，在她的心裡烙下印痕，讓蘇秋對原住民的愛，從小開始萌芽，這對她的成長和族群的認同是個很大的關鍵。

難忘原鄉愛  潛藏在心田

戰後，蘇家又回到了故鄉台南，蘇秋也回復了正常的生活，和一般人一樣地長大。吾家有女初長成，轉眼間，蘇秋十九歲了，正值花樣年華、情竇初開的年紀，她遇到了生命中的「Mr. Right」，談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卻因為歷史的傷痛，導致省籍對立，迫使她們分離，蘇秋從此對愛情絕望，孝順的她只得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決定她的未來。

卻沒想到婚姻是蘇秋痛苦的開始。蘇秋憶起那段讓她痛不欲生的婚姻，滿是愁容地說，「我曾經有個非常神經質的婆婆，但那都過去了」，話雖從蘇秋嘴裡說出來，但去想像她曾受的傷害，是精神上的煎熬、是身體上的折磨，為了婚姻，為了感恩父母的養護，蘇秋換來的是大病一場，她總是掛在嘴邊，「那段日子如果沒有熬過來，或許我已經蒙主寵召了。」直到蘇秋父母過世，她為自己下了個決定︱離婚。

這一切或許是她一生的宿命，看似平凡的蘇秋怎麼也奈不住傳統觀念加諸在女性身上的包袱，於是她用盡一生的努力竭盡所能地擺脫命運的交纏。

在封閉的年代，女孩子家離婚是天大的醜事，但離婚後的蘇秋開始學習做自己的主人，她決定為自己活下去，那年她四十五歲，「我決定放開自己，在紅塵滾滾的大世界，追隨人生的洪流」。但要說蘇秋人生的轉機，就要從她和一對兒女暫居日本說起，在日本東京的一段時間，蘇秋反而更了解台灣原住民的歷史，那份對原住民的愛，一直潛藏在蘇秋的心田，直到前往日本後，開始在她的身體裡激盪、發酵。

籌製紀錄片  拍原鄉故事

當時蘇秋常常到東京大學的圖書館，雖然不諳日文，但是日文中摻雜漢字，所以能約略猜測高山族的紀錄文史內容，如果有不懂的就問孩子，後來她自己又常帶著壽司和水壺，在打工之餘，搭乘電車輾轉跑到神田書店街找資料，在異鄉漂泊的日子裡，奠定了蘇秋對文史資料研究能力的基礎，交雜著童年對千金姨的印象，讓她認同並喜歡台灣原住民。

倦鳥歸巢心切，蘇秋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台灣，於是就先帶女兒回到台灣，恰巧，公共電視在徵稿，蘇秋試著把心裡所蘊含的人、事、物和她所接觸的文史資料寫成數個企劃案投稿，意外地雀屏中選，讓蘇秋扎扎實實地向紀錄片之路邁進。

該說是意外，還是上天註定，蘇秋回顧自己的一生，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定數，從小她就壓抑不住對藝術的喜好，在學校會說故事給同學聽，有時下了課就偷偷跑去「撿戲尾」，或者坐在阿公店溪旁的大石頭上，居高臨下，看著木麻黃樹、潺潺的溪水，一邊哼著喜愛的曲調；任教職十多年的歲月，她相當疼惜窮苦的學生，就像她當了紀錄片製作人後，關心弱勢族群一般。

然而，蘇秋心裡有份使命感，這份使命感源自於她對原住民的熱愛。身為漢人，蘇秋明白漢人對原住民的歧視、不屑，那些喝酒、骯髒、童妓等少數人的負面形象蒙蔽了所有漢人的雙眼，蘇秋認為，這對同在台灣的同胞是種族歧視、是一種沙文主義，她畢生所做的，不在乎能賺多少錢，只在乎能為原住民做些什麼。

排灣族感恩  封她大公主

所以蘇秋上山下海，跋山涉水、露宿山頭，只為了紀錄珍貴的原住民文化，是感恩、是回饋。她形容自己像是山野中的野狼，月圓時在孤獨的山谷對著月影咆哮，她豐富的情感不能滿足於大城市的牢籠，唯有回歸到沒有框架的大自然才能自由自在，她對於台灣原住民的付出，讓台東太魯閣的排灣族部落為她殺豬、歃血為盟地命她為「卡拉伊漾絲魯布」，意指族裡的大公主。

只是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蘇秋，卻要投入全然不同的藝術領域，所以剛從日本回台的她，全憑著心情上的熱潮，義無反顧的向前衝，蘇秋是這麼說的，「用生命與之交揉在一起，成為共同體。」一路靠著自己的力量成立製作公司，甚至曾經傾家蕩產，人活到四十多歲還有這股傻勁的，非蘇秋莫屬了。

一個人能成功不是沒有道理的，蘇秋成功的道理在於她虛心求教、尊重專業。蘇秋說，以前的她是相當有叛逆的潛藏個性，去日本後，她學會負責、守時的態度，以寬宏、包容的心向人請教，然而她豐富的人生際遇，讓她在拍片時，更能夠敏銳地察覺人世間酸、甜、苦、辣的滋味，而去挖掘他人未發覺的一面，所以一九八五年蘇秋以她拍的第一部紀錄片【青山春曉】一片獲得第一座金鐘獎。

獎座數不清  不在乎立名

「立名」對蘇秋而言是毫無香煙的神主牌，大大小小的獎座，蘇秋已經不願去計算了，年屆七十的她，現在只擔心著一生辛苦所拍攝的上千捲紀錄影片無法永久保存，她不在乎自己付出了多少，只是介意政府沒有投入人才培育的工作，讓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坐吃山空直到最後放棄一生的職志，蘇秋看著日本從事文化再生運動好生羨慕，她用強硬的口語督促政府，「不要把文人殺死了，文化保存不是不勞而獲的成績，唯有去輔助文人，才能得到更多的文化資產。」蘇秋呼籲社會經濟強勢者都應一起協助政府重視文化的保存工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台灣的文化才不會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