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一心一意要取得總統大位，然後完成「終極統一」的馬英九，公開說：「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絕非『族群衝突』。」老實說，是沒有良心的脫責。

先說二二八事件是不是「官逼民反」。幸虧馬英九如此的詮釋，從而勾引出台灣人的歷史感；「官逼民反」的說辭與美麗島事件官方「先暴後鎮」的說法確有奇異的連繫。

美麗島事件的事實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然而中國國民黨當局的頭頭蔣經國卻定調為「叛亂預謀」，遠在美國主編《波士頓通訊》的馬英九也在「社論」中表示：「美麗島雜誌在高雄糾眾製造暴動」，「我們可以確定這次的暴動出於預謀」，可見從蔣經國到從事校園間諜的馬英九異口同聲，全委諸於「暴動」。同樣的，二二八事件也是「暴動」，不同的是，馬承認在「官」的「逼」迫下；既而如此，就不可能有「元凶」，也因此就不可能如阿根廷的艾方辛政府般把罪行劃成，發佈命令者、執行命令者及超越命令所許可而侵犯人權者。

蔣介石是不是發佈命令的「元凶」？國民黨最喜歡拿出來反證的文件是當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給陳儀的電文：「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然而，這個電文是蔣介石敷衍監察院長于右任的官樣文字。再舉一例。三月五日奉派赴台的21師師長劉雨卿「率部台灣維持秩序」，「經十餘日之清掃」過程，「缺山砲兵」，劉雨卿乃電蔣介石要求增強兵力，蔣幕僚回電「擬准照辦，並電知陳總長及陳長官」，而蔣親批「如擬」二字，可見劉跳過陳儀直接向蔣報告，陳儀反而是轉告；坐實蔣才是總指揮官。

根據《二二八事件資料造蹟》記載，當年的正月十一日，蔣介石曾函覆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顯示，蔣已先入為主認定「共黨分子」潛入台灣起事，埋下二二八事件的殺機，哪有「官逼民反」？再看事變之初，陳儀宣布臨時戒嚴的同一天即電報呈蔣，文中提及：「27日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這又證明陳儀指控的是「共╱奸匪」勾結「流氓」，如此明確表白，與「官逼民反」何干？尤其突出「傷害外省籍人士」，這不是明言「省籍衝突」？此外，《台灣二月革命》一書也載明：「士兵說，台灣人不承認是中國人，他們打死中國人太多了，上頭准許我們來殺人，......」那麼，有沒有「族群衝突」？

馬英九用影片造偽史，又不認真看資料，如此信口開河，能騙台灣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