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難度  收編特務系統

事實上，中華民國體制的情治特務系統，是否能在民進黨執政七年之後，成功的「國家化」，外界的評價不一。一位前國安會諮詢委員幕僚認為，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不斷試圖想要對情治系統進行「重整」，甚至由新潮流系大老邱義仁長期執掌國安會，但邱義仁雖被外界稱為「情報頭子」，「就掌握情治系統的力道來說，邱不可能與蔣介石的戴笠或者毛澤東的康生（中共中央調查部頭子）相提並論，國民黨的情報特務系統，基本性格就沒有國家化的可能，民進黨政府試圖用國家化的方式來對待特務系統，不會有什麼成果。」以民進黨執政七年至今，還有「毀謝計畫」出現，國家化的指望蕩然無存，就讓外界相當訝異。

從趙建銘台開案、SOGO禮券案、國務機要費案，陳水扁總統執政從政黨輪替的光明價值彰顯，直到被一連串小案件「凌遲」至幾乎「毀黨」，政權差一點不保，檢調情治系統在周邊細緻地操作醜聞爆發，結合媒體報導的包裝，已經證明民進黨政府對於檢調情治系統的控管幾乎失控。國務機要費爆發前夕，特定府院高層早一步得到情報消息，陳總統卻被隱瞞其中，第一家庭成員因為小案件、小瑕疵而被凌遲，都凸顯府院掌握檢調系統情資報告的自信，早已被破局。整個檢調情治系統的分化與操作，在讓陳總統與第一家庭幾乎崩潰之後，巧妙分化民進黨內部，塑造「謝長廷將來會有事」，或者「熱帶氣旋」等肥皂劇，也是未來黨國復辟集團，用「分化戰術」從民進黨內部瓦解泛綠陣營的關鍵。

據透露，情治系統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之下，運用各式技巧想要「分化」民進黨團隊，就曾經多次獲得成功。即使李登輝前總統執政初期，也曾經向民間友人私底下透露，「連我的電話都被監聽」。而民進黨執政之後，執政黨高層與部分國會議員、部會首長等，也都曾私下透露，「電話被聽」，甚至有多位府院高層核心幕僚，在私下場合講行動電話，都要特別小心翼翼，以防「隔牆有耳」。據相關人士透露，曾經有國安系統的監聽資料，針對特定的民進黨高層幕僚與媒體記者的談話，做成詳細的紀錄送到總統府，而監聽紀錄與實際談話內容，事後經當事人證實有相當出入，國安系統「捏造」監聽紀錄，用以「分化」府院高層互信的手法，也在政壇檯面下傳得沸沸揚揚。據信民進黨高層目前處於分崩離析狀態，檢調體系的藍色基因，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可說分化手段幾近完美成功。而依照這個體系的意識形態，若執政高層有交付對藍不利的任務，多在陽奉陰違中交差了事；但若是高層有對綠營內部產生疑慮而交代任務，則其加倍熱中，並加油添料、槓上開花，乃可想見。

調查局  師法蘇聯特務

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情治特務系統，是由蔣經國在一九四八年左右一手整頓創立，當時蔣家政權由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黨內檢討清算重整的手段非常激烈，蔣介石將情治特務系統重整任務交到蔣經國手上，主要由國民黨大陸時期的「中統」、「軍統」二大系統為核心，向外發展。

「中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是國民黨黨內的最主要情報機構，當年由蔣介石親信陳立夫兄弟所掌，稱為「ＣＣ系」，是黨內一大勢力。而「軍統」則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由蔣介石親信戴笠一手創立，是屬於軍事情報系統，國民黨政府歷來任由「中統」、「軍統」二大體系相互爭鬥，雙方人馬在蔣介石面前爭寵，蔣介石用此達到恐怖平衡，徹底掌握特務組織與黨內實力。

現在的法務部調查局，主要由「中統」在一九四九年改組而來，調查局外觀看似模仿美國聯邦調查局（ＦＢＩ），事實上卻是蔣經國取經於前蘇聯國安會（ＫＧＢ）以及內政部秘密警察組織而來，前蘇聯內政部秘密警察，專責思想、媒體控制以及稅務偵查，前蘇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就是內政部秘密警察的外圍組織，塔斯社記者多為內政部秘密警察人員，這是冷戰時代的公開秘密，而蔣經國一手創造內政部調查局（一九八○年才改隸法務部），也有文教處專門執行媒體滲透與組建媒體記者細胞，這些在解嚴二十周年至今，都還是台灣民主發展未被揭開的黑暗篇章。

情報員  忠貞Ｋ黨黨員

根據前軍統特務陳恭澍所寫回憶錄「藍衣社、復興社與力行社」所述，在一九二○年代中期，蔣介石就已經透過戴笠，組建國民黨內特務系統，參與的人都是蔣介石黃埔軍校系統的早期校友，包括法西斯主義者劉建群，以及在德國學習納粹黨控制術的前國大代表滕傑，陳恭澍還寫道，蔣介石養子蔣緯國，剛剛從德國回來，喜歡穿著一身納粹褐衫裝到處行走，這批人後來在戴笠的主導下成立「軍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削弱陳立夫「中統ＣＣ系」的勢力，兩方在國民黨內部的鬥爭非常慘烈，蔣經國則直接將此鬥爭權術，移植到台灣來，以此創立新的情報特務系統。

基本上，台灣目前的情治系統，皆是由國民黨黨內的特務組織所發展而成，組成成員也以忠貞國民黨員為主，這是蔣經國模仿前蘇聯特務機構的精髓所在，即使目前掌控台灣情治系統龍頭的國家安全局，也要等到一九九四年才真正法制化、國家化，資歷早於國安局的調查局、軍事情報局的藍色基因體質，可見一斑。而調查局、軍情局二大系統獨霸的局面，在一九八四年江南案爆發後發生劇烈變化，由於軍情局局長汪希苓涉案，軍情局遭到大整肅，「軍統」勢力遭到壓抑，調查局則一枝獨秀至今。

撈過界　介入政府運作

調查局介入民選政府的運作，不止只有台灣在政黨輪替之後的轉型正義調適不良中發生，連民主制度圓滿成熟的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美國總統施政的案例，也所在多有。根據美國傳記文學作家Kane Bostel所寫的《聯邦調查局檔案》（The Dossier of FBI）所述，從一九二四年就已經當ＦＢＩ局長的胡佛（J. Edgar. Hoover），當年在面對以極些微得票率贏得總統大選的甘迺迪，就處心積慮運用調查局資源鬥爭，「胡佛是保守的反共激進分子，不重視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甘迺迪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二年輕的總統，象徵新時代價值觀，甘迺迪上任的時候，胡佛已經擔任ＦＢＩ局長長達三十七年」。「ＦＢＩ從二次大戰就開始收集甘迺迪的個人資料，包括他的私生活、男女關係以及往來書信等詳細檔案，據稱胡佛將甘迺迪與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往來的細節，全部放在自己的私人檔案中間，這個私人檔案，塞滿了美國司法部大廈的四個房間」。

甘迺迪當年以年輕的新時代總統身分，準備徹底整頓暮氣沉沉的聯邦調查局，首要整肅的對象就是胡佛，Bolstel寫道，「甘迺迪任用自己只有三十五歲的弟弟羅伯甘迺迪，擔任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司法部長，讓胡佛再也不能越過頂頭上司司法部，直接闖進白宮，甘迺迪恢復了司法部的尊嚴，卻讓胡佛氣急敗壞。羅伯甘迺迪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ＦＢＩ首任局長的銅像再度搬回司法部大樓大廳，藉此提醒胡佛，他不是唯一的調查局局長，甘迺迪任內很可能終結胡佛獨裁的時代」。甘迺迪政府雖然得票不高，但是卻大膽進行改革，所有的新時代氣息不幸在一九六三年甘迺迪遇刺之後，才畫下句點。據說，甘迺迪死亡之後，胡佛再也沒有接過羅伯甘迺迪的電話。

新改革　淪為派系鬥爭

陳水扁總統以些微得票比例取得政權，與甘迺迪當年的處境相當類似，甘迺迪處心積慮的想要創造美國新時代的價值觀，不只任用年輕的司法部長來整頓聯邦調查局，還用知名的企業效率專家麥納瑪拉，重整美國國防部，不論軍事與情報系統，甘迺迪都緊緊抓在手中，用清新改變美國軍情系統沉溺在長年冷戰氛圍中的陳?蓂蓱吽A可惜功虧一簣。而民進黨掌握政權之後，初期也被外界期待，以類似甘迺迪少數執政的智慧，能夠一改國民黨黨國殖民體制下的特務情治系統，但是執政七年以來，民進黨政府在此方面的建樹，卻少有人樂意提及。

前國安會諮詢委員幕僚認為，台灣的情治特務系統，師法前蘇聯特務組織，「講究的是思想忠誠訓練，在人員培養階段，就不斷的灌輸思想教育，忠於國民黨、愛護中華民國的思想萬年不變，現在掌握調查人員教育與訓練的中階主管，都是蔣經國時代一路走來的威權既得利益者，即使局長是由民進黨政府任命，國安局長也是民進黨自己人，但是所謂『綠頭藍身』現象，在台灣現階段轉型正義未成，基本價值觀、教育觀沒有任何改變的狀況下，尋求『形式上的國家化』，事實上意義不大」。他認為，即使邱義仁長期掌握國安會，並且大量晉用前新系的民進黨黨工進入國安會擔任幕僚，但是這些安排到最後，「只是變成民進黨內的派系鬥爭，以及爭取政治資源的工具而已」，對於特務國家化的實質意義，幫助不大。

大課題　纏鬥黨國幽靈

調查局與台灣媒體之間的關係，更是源遠流長，調查局布建細胞與臥底探員，長期潛伏在各主要媒體內擔任眼線，這是媒體圈公開的秘密，甚至調查局、國安局、解嚴前的警總等單位，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部分以往的黨外核心分子，與調查局、警總等單位間的互相「幫忙」關係，目前都還是戒嚴時代的公案。此次「毀謝計畫」曝光，謝長廷所有的官司文件，不斷的透過特定媒體，進行系列的曝光，甚至利用特定媒體人進行錯誤解讀，意圖搶占媒體制高點，就是這些特務、媒體、黨國集團三合一運作的具體例證。

調查局與檢察體系，是凌遲台灣民主政治的一體與兩面，調查局的獨大與失控，也與台灣的司法改革，在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以來毫無進展，有絕對的關係。有多位法界巨擘曾經不只一次苦口婆心呼籲，「民進黨連推動司法改革的熱情都沒有，難怪會自食惡果」，審檢一家獨裁，司法官教育養成充斥黨國色彩，以往國民黨威權政府用司法官當成獨裁統治的工具，此種體制未改，奢談由司法改革進一步內化為整頓情治單位。

民進黨政府執政至今，依舊無法徹底改革情治機關的關鍵，在於改革方向的錯亂。事實上，採用「討好收編」的戰術來穩固「國家化」的正當性，卻沒有針對黨國法統體質做徹底的宣戰，是檢調系統至今依舊存有「藍色基因」，「不服輸」的最主要原因，這也與當年甘迺迪總統對抗胡佛，採取「釜底抽薪」方式對抗，「鞭子與糖果」並陳的改革方式，差距甚遠。未來民進黨政府要延續執政，維繫本土政權，改革情治機構，擺脫目前施政無法拓展的困境，如何拿出最大的戰鬥意志，與黨國法統幽靈纏鬥，才是台灣人民最關切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