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大屠殺剷除台媒菁英

國民黨戒嚴三十八年，究竟如何宰制大眾傳播媒體？今日台灣主流報紙呈現三大統報、唯一本土大報的生態，究竟如何演變？據歷史學者李筱峰教授的研究，「二二八屠殺，是國民黨徹底清除台灣媒體菁英的一場精心計畫」。經過二二八屠殺，台灣人辦報菁英被清一空，「包括自力創辦民報的前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以及擔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的阮朝日，在二二八屠殺中受害都是例證」。而一些倖存的媒體菁英，如曾擔任台灣新民報編輯的林呈祿，則退出報業，轉型開出版社搞兒童文學，遠離主流媒體。

據統計，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一共有十二家左右的報紙倒閉或者宣佈停刊，同一時間，國民黨黨營和政府公營媒體，卻大規模在台灣創刊以及復刊，從此迅速占領台灣報紙市場的主導地位，「大眾媒體成為威權控制的次系統」。在這段時間裡，李萬居的公論報是個異數。一九四七年十月創刊的公論報，經營才短短十四年而已，激烈的批判風格卻受到讀者肯定，銷售量常年第一，但也受物價與戰略管制所影響，經營朝不保夕，編輯記者因言論而繫獄者高達數十人。

根據世新大學助理教授管中祥的研究，「國民黨控制公論報的手段包括，不准政府機關購買該報及刊登廣告，不准報攤公開販售，將李萬居打為共產黨，迫使李萬居不得不透過不斷增資來維持營運，國民黨卻在此時趁機融資介入，並且改組報社，讓公論報在法院判決後，被迫轉手聯合報」。

新聞用紙戒嚴台灣人難辦報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蔣政權宣布戒嚴，台灣進入戰時軍事體制，大眾媒體受管制的情況更加嚴峻。當時國民黨政府將新聞用紙視為「戰略物資」，不准民間人士任意購買囤積。根據資深影評人黃仁的說法，當時不止新聞紙張是戰略物資受管制，「連電影膠捲、攝影膠片都是戰略物資」，私自購買相關物品，都會被視為意圖叛亂，只有國民黨軍方、黨營媒體才有管道取得這些原物料。連最起碼的紙張、底片都沒有，台灣人更無空間籌辦媒體，也沒有人才。

在戒嚴軍管的肅殺氣氛中，只有來自中國的逃難文人，才獲准創辦新報刊，如一九六四年，由國民黨情報人員夏曉華創辦的東方日報（台灣日報前身）。而吳三連一九五九年接手自立晚報，還必須要借重有國民黨色彩的葉明勳擔任社長，才能得到認可。葉明勳在《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報告中被指，曾經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發電報請蔣介石出兵台灣，是二二八屠殺事件的幕後黑手之一。不論是台灣日報或者自立晚報，都必須向國民黨政權的情治機關取得某種聯繫與默契，才能不受太大干擾的經營下去。

自立晚報的存在其實頗為微妙，吳三連接手經營後，有「台南幫」的政商財力網路為本，國民黨政權基本上抱持著既對抗又合作的情結，自立雖然經歷幾次短暫的停刊，但是基本上營運不受太大影響，根據研究國民黨統治數十年的美國報導文學作家大衛柯普蘭的說法，自立晚報「是國民黨宣傳自由中國的一個樣板」。

台日遭遇坎坷屢受當局宰制

台灣日報的遭遇更為坎坷，夏曉華創東方日報之後，因為走農業路線，在中南部受到歡迎。後來由律師傅朝樞接手經營，正式改名台灣日報（一九七六年），批判色彩日益濃厚，當時在中台灣大受歡迎，發行量曾經達到三十萬分，由於傅朝樞的自由派色彩觸怒蔣政權當局，一九七八年八月台灣日報被國防部強制收購，傅朝樞逃亡海外。改為軍系報紙的台日，言論方向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對台灣民主運動惡意攻擊的言論過度誇張，曾經引起讀者怒砸台日台北辦事處的「台灣日報事件」（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前是台灣「唯一本土大報」的自由時報，在創辦初期也深受國民黨宰制的困擾。聯邦集團林榮三在一九八○年買下台中的自強日報，在一九八一年將其改名為自由日報，當時只限在台中地區發展，國民黨政府不准民辦報紙「進入台北市」。一九八六年，國民黨終於准許自由日報遷址台北縣新莊市，據說是當時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威脅」得逞的結果。

據透露，宋楚瑜要求林榮三切結簽署「股權讓渡書」，將五成一的股份讓給宋楚瑜，一旦自由日報「失控」，宋楚瑜就要「收回來」。因為這段檯面下交易，林榮三才成功的把自由日報搬到「台北市旁邊」，一九八七年九月改名自由時報，直到一九八九年報禁解除之後才得以進入台北市辦公。林榮三與宋楚瑜之間日後的個人私怨心結，據悉也由此而來。

聯合中時爭寵甘為Ｋ黨喉舌

至於所謂「統派二大報」的聯合與中時，則是國民黨宮廷政治所馴養的二分指標報，代表蔣家政權中國式的「自由主義」風格。國民黨統治喉舌，主要任務還是落在中央社與中央日報身上。

根據資深媒體人王景弘的回憶錄《慣看秋月春風》所述，「聯合報是民營企業，由幾個老闆合夥，王惕吾當發行人，軍統（情報局）出身的『半山』林頂立當監察人，因為林頂立有貪瀆案在身，不能當報社負責人，實際經營操縱在王惕吾手中」。至於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報業皆知與王惕吾在國民黨中央，「處於惡性鬥爭的地步」，二位報人皆是國民黨中常委，在蔣經國面前想盡辦法「爭寵」，蔣經國講究蘇聯共產黨式的媒體控制權術，也任憑余、王二系統惡鬥，藉以製造恐怖平衡。

中國時報在辦報精神上，相對於聯合報而言，突顯了「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尤其是一九八四年引起風潮的「人間副刊野火集」，一舉捧紅龍應台，讓中時報系成為中國派自由主義文人的橋頭堡。一九八二年美洲中國時報創刊，王景弘寫道，類似陳若曦這類自由派文人，「大批中堅編務、業務人員調到美國，待遇遠高於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不到一年就嚴重虧損」。

電子媒體開放地下電台竄紅

戒嚴時期的主流平面媒體生態，即以此面貌維持定調，直到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之後，政治控制轉變成為純粹的資本遊戲規則，政治影響力改為另一種面貌繼續影響台灣主流輿論氛圍。印刷媒體如此，電子媒體的開放更是步履蹣跚，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之後，國民黨法統派與李登輝的民主改革呈現雙頭馬車的惡鬥局面，李登輝巧妙用妥協和衝撞的雙面手法，逼法統派節節退讓，電子媒體的開放，才能度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這段尷尬期，一舉達陣。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為了擔任行政院長，而在立法院接受第二屆立委「馬拉松」質詢的連戰，首度在答詢中透露出「開放天空」的意思。事實上，這是李登輝與民進黨進行檯面下「合作」的暗盤。當時民進黨與李登輝合作，將郝柏村趕下台，「開條件要一家無線電視台」，李立刻答應，由連戰在立法院的演說首度曝光。民進黨在一九九一年二月，就已提出一套電視解禁計畫，連戰接任行政院長後，幾乎跟著這套計畫走。

幾乎在同時間，為了突顯空中頻道長期被國民黨所壟斷的不公平電子媒體環境，「地下電台」現象出現，一九九○年三月，張俊宏就陸續在台灣各地成立「民主之聲」電台，一九九二年成立「全民電台」。而同時引起「Call in」風潮的「台灣之聲」也藉著選舉竄紅，繼之由多位自由派學者、政治人物所催生的「ＴＮＴ寶島新聲」電台（一九九四年）、後來的綠色和平、淡水河、群眾之聲、海洋之聲、青年之聲、建國廣場等電台，都相繼列隊「突破頻道壟斷」。

綠色小組突圍帶動另類風潮

民視的成立，也在民間力量不斷衝撞下達陣。一九九四年新聞局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頻道之前，即有各類挑戰三家電視台報導不公的集體行動出現，例如一九八六年底，著名「綠色小組」製作中正機場事件錄影帶，意外成為台灣民間錄影帶出租店的熱門商品，突顯出台灣主流民意需要宣洩窗口的能量。而跟隨這種另類媒體風潮的，還有一九九○年首次出現的「民主電視台」，當時有二十四家民進黨支持者設立的民主電視台，合作成立「台灣民主電視台全國聯合會」，一九九三年已經達到全台灣七十五個會員台的規模，這也是台灣有線電視台系統業者初創的雛形。

天空頻道開放之後，不論是「民主電台或電視台」，都接受了資本遊戲規則的考驗。但是在有線電視法通過，以及地下電台紛紛申請合法執照之後，這批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試圖闖破國民黨媒體壟斷的民主新生力量，紛紛被統派親中勢力「解編」。原本多數由台灣派人士創立的有線電視系統台，在幾年之內皆由新興財團勢力所收編，成為東森、和信二大集團的禁臠。而好不容易領到合法播放執照的地下電台，則全由趙少康的飛碟電台系統所收編，民主化成為商業化掛帥，其中尤其以張俊宏的全民電台，搖身一變為趙少康御用新聞台，最耐人尋味。

政商利益壟斷錯失改革遠景

解嚴二十年之後，民主化改革的不斷前進之下，台灣的媒體生態卻由政治壟斷，變成在商業壟斷下的政治壟斷，台灣派媒體人出現二二八屠殺後的斷層，少有投入媒體事業的台派人物，而包括李登輝後期至民進黨政府執政後，也沒有政治力量關心台灣的媒體改革遠景，甚至鼓勵台灣企業，投入媒體事業經營，放任式、討好式的媒體改革視野，侷限了解嚴之後媒體健康化的最後機會。近期東森集團爆發財務危機，壟斷台灣有線電視系統高達七成以上的東森勢力，可能將轉手讓有線電視系統資源為外資全面壟斷，則是近期台灣媒體學術圈，最感憂慮的大眾媒體病態發展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