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後因為親綠談話性節目的影響，大家都將此結果歸諸連勝文槍擊案，以致少有人願意去面對「近來做民調時，很可能挺綠者較藍營勇於表態」，這樣的現象。而如果這個現象是存在的（如同大話新聞收視率，近三年來始終遠遠超過Ｔ台，但這並不保證綠營的選票，一定遠遠超過藍營），那蔡陣營是不是應該更努力一些？──因此，我還要誠懇的提醒蔡主席：千萬不要過度依賴替你操盤的，那些新潮流人士的自以為聰明戰術。也就是把媒體效應當成選舉的全部，以為每天維持大報與電視台的能見度，到最後勝利就會到來。在上次的文章中，我有提到二○○四年綠營險勝的例子，除了李、謝在背後幫了很大的忙，我想另有一點，更是現在的蔡主席，應該「見賢思齊」的。
那就是關於阿扁個人的勤奮努力。他像個過動兒，每天跑三十多個大小場子，而這些拉票效果，都不是易熱易冷式媒體效果所能達到的。尤其蔡主席的家庭背景，容易讓人聯想她是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女，若能向扁式拼命三郎般風格看齊，一定更令人刮目相看，帶動熱能。好了，接下來就來進入今天的主題。我最近的文章對蔡主席有較沉重的說法，最主要是接下來這一仗，是沒有退路的國家與民主價值保衛戰，不像北二都那樣，縱使成為某些政治playboy（如
不過我始終相信蔡主席，有著和阿扁不一樣的資質與智慧，可以超越這種宿命。此外，我當然更希望新潮流也能自我超越，不要再用那一套派系利益來凌遲台灣命運了，我們中有很多人都曾受它之害，那就到此為止吧，從現在開始，為蔡主席、為台灣著想，替自己做一些救贖吧。如果玩政治玩到現在，還在玩那種「抵制謝某人」的遊戲，難道這就是邱義仁、吳乃仁、洪奇昌、段宜康……你們這些人的人生價值嗎？新潮流利用笨笨的蘇某人來卡住
我今天要來談談這些問題。我的意思並不只是說新系的方法論不好，而是很重要的，價值觀的問題。談到價值觀，這又很抽象，這樣說好了：最近有一則新聞，是宜蘭地方法院院長黃瑞華痛心請辭的新聞；她因為院內有一個惡劣法官陳某，曾對一個受性侵傷害的少女，在審案時予以二度傷害，因而循程序向司法高層呈報，要懲罰陳某，未料陳某在高層有靠山，此懲罰呈報被輕易就抹消了，黃院長因此覺得是結構性生態問題，憤而辭職。有良心正義感的黃院長辭職了，陳某卻還是安然無事，這一則新聞就令人義憤填膺矣……。我的重點在這裡：我們社會是看著新聞在生氣的，但是在真實的世界，這不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也就是「真實的人生」嗎？我們社會不就是趨炎赴勢才是生存之道嗎？嘴巴講正義感的人，碰到真實的人生，自己又有多少黃瑞華的勇氣呢？或者會告訴自己「識時務為俊傑」？
這其實是每個時代都有的老套故事，多數人會選擇識時務為俊傑，少數人則去加以對抗，終而頭破血流──但人類進化或文明價值的建立，卻是用這些少數人的血汗去灌溉的。新潮流系正是典型的識時務為俊傑，而且是將這一套信仰發揮到極致的偉大實踐者。如果有人還是不太明白這種偉大，那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譬如新潮流在民進黨所用心栽培出來的陳文茜，她在現實社會所獲致的功成名就，能不令人稱羨嗎？陳文茜就是新潮流溫室所精心栽培出來的，一朵很出色的紫玫瑰，而新潮流溫室有幾個特色：長袖善舞、有專業公關處理媒體關係、選舉時從特定政黨獲取龐大文宣利益、不擇手段打擊可能侵犯自己利益者、唯一政治信念（信仰）就是個人利益。有人或許會說，其實新潮流也有某些個不錯的人……云云，那我要套一句二十多年前李敖在批判國民黨時，常說的一句名言：國民黨有些個別的人很不錯，但放到國民黨這個大染缸，他們就會使壞。這也是新潮流的寫照。
舉陳菊為例。二○○六年陳菊要參選高雄市長時，她去尋求謝長廷的支持（這個故事是一個資深記者告訴我的），說她一向很支持謝，希望這一次謝也能支持她，謝嚇一跳，因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新潮流最反謝啊（陳菊是新系），因此謝笑笑說：「那好啊，你只要講得出一件支持我的事，我就全力幫你」，陳菊想了一會，支支吾吾說：「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初選時，我本來就是支持你的，但是……但是後來是因為派系會議有決定要支持阿扁，我才不得不……」。當然，眾所皆知後來的高雄市長選舉，
二十多年來，台灣人政治菁英有創造實質亮眼政績，而特別令人稱頌的，我如果說是以下這三個人，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就是民主工程大師李登輝、創造宜蘭經驗的陳定南以及創造高雄經驗的謝長廷，這三個人都是我所欣賞，有骨氣的台灣人政治家；然而非常弔詭的，這三個人也都吃了新潮流大虧。新潮流用很多心思，也花很多精神去抵制李登輝、謝長廷，消耗他們的政治能量，這件事大家較有印象，但陳定南的故事就較少被注意到，我在後面會談及。而在我的經驗中，有一個特殊現象也很耐人尋味──二十年前李登輝執政時，由於有主流、非主流之戰，當時我主張民進黨和李登輝合作，以達成共同的民主目標（否則難道要一天到晚走街頭、挨警棍嗎？），到後來新潮流卻到處散佈謠言，說我是被國民黨和李登輝收買（×！這件事還是透過施明德跑來向我質疑的，試想，難道我要主張老李去和非主流合作嗎？）而到了十七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之後，我不斷為文主張「一長一扁，天作之合」，要求民進黨和阿扁以「長扁合作」來創造社會認同度……這個時候，新潮流又開始散佈謠言，說我是拿了謝長廷好處，才會一直幫謝講話，到了今天，這種講法仍在持續──我認為耐人尋味的地方，是那些謠言本來是統派媒體先製造出來要醜化我的人格的，到後來卻「交付」給新潮流在執行這些任務，這兩者的關係不是很奇怪？
原來打從一開始，兩者就建立了相互為用的特殊關係。統媒在運用這種精緻分化的手段，其實是有點歷史的，但跟新潮流之間卻維持最久，也最有效。最早統媒的實驗對象是劉泰英，當劉還是李總統時代身旁大紅人時，由於掌控了天價黨產利益，統媒雖然一方面每天咒罵老李，卻是分出另一手在大力稱讚劉是「經營之神」、「經濟大師」云云……這樣的兩手策略（劉泰英當然也會分出好處給統媒了）；試想，這不是相當靈活而詭異嗎？而接下來的小巫是阿扁當北市長時代，掌握媒體預算與親信實權的羅文嘉。統媒是有名的逢扁必反，但他們卻一路稱讚羅文嘉；這就如同我們到今天仍可看到的，統媒雖對民進黨充滿恨之入骨的敵意，欲置之死地，但他們卻一路歌頌新潮流，彷彿新潮流是另個政黨的產物。這個新潮流到底有什麼神秘之處啊？它們除了在每次重要大型選舉都要掌控文宣預算之外（以二○○四年阿扁的大選來說，此部分就有近十億元，全由新系在支配），新系人馬其實有著相當完整的「選舉產業鏈」，從這個做生意的角度來解讀這個派系，或許較能接近現實。統媒其實比我們了解這個派系，我們還會為了這個新潮流有著特殊的「明流」、「暗流」成員在搞不清楚，但統媒卻全無這項困擾。
至於我又是怎麼接觸到這個新潮流的呢？這要從我在本土報寫老包專欄談起。一九八七年，我是因在文化界已有一定的地位，才進入本土報的（一九七五年我大學畢業之前，已是當時呼風喚雨的兩大報，其中之一的專屬小說作家；後來我是相當有計劃，用心良苦進入本土報的，這一段改天再談），因而獲得一定特權可以自行決定版面內容。當時適逢苦命的民進黨剛成立，我基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心理，開始很有技巧地支持與幫助他們。別忘了，當時還是威權時代，一向只有黨外雜誌（被傳統社會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在出聲的這些人，有個大眾媒體在呼應他們，這是歷史的第一次，對他們來說，也有重大意義。我舉個例子，二二八受難家屬
早期的民進黨生態相當單純，基本上就是兩股勢力在相互競爭與前進，一股是比較重視人際關係、較具地方山頭色彩的「泛美麗島系」，另一股則是富有理想色彩、以理念論述為存在價值的勢力，就叫做「泛新潮流系」。因此，很自然的，我就和泛新系比較接近（提醒大家，那時阿扁是泛美系，而謝長廷則是泛新系）。而在專欄上，我也比較支持新系，常對許信良等人為首的美系有所針砭。我和新系相熟時，他們一群年輕人還尊稱我為「導師」呢，原因是一九九一年，他們的大姊頭陳菊要在高雄參選國代，正在苦思不得恰當的競選口訣標語，來求助於我；那一天我在細思幾分鐘後，就說：「台灣菊──台灣人的女兒陳菊」（「陳菊」和「台灣菊」的台語發言很相近），一群人如獲至寶，就此敲定，延用至今。後來我也和林義雄共同去高雄為陳菊助選。總之，我和純樸時期的新潮流，關係也算密切。
一九九二年我因故離開本土報（後面會提到），轉赴自立晚報寫老包專欄，一年多後，去辦周刊雜誌（新台灣的前身「黑白周刊」）。一九九四年北市長選舉，民進黨爆發了有名的長扁相爭初選事件，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民進黨和台派的命運：當時是泛新系（謝）和泛美系（扁）的對決，但因新潮流和阿扁有了後來人盡皆知的，醜陋的政治交易，竟臨陣倒戈棄謝轉挺扁，以致謝措手莫及吃了大虧輸掉初選。一開始我真的還是看不太懂怎麼回事，而同一年又有省長選舉，陳定南在很倉促的情況下，被推出參選，對手是宋楚瑜，大家都認為較不可能勝選，但因為陳是「泛新系」，我也很樂意幫陳定南一些忙。在不被看好的當時，陳其實沒有財力打那一場大型選戰（民進黨也是第一次的經驗）。我當時靈機一動，從政府發行公債的概念，幫陳想到「選後可兌換式紀念券」策略（選後有競選補助金可預備應付），由心思相當細膩的彭百顯付諸執行。此策略相當成功，這件事其實可在台灣選舉史上記上一筆──竟一口氣募得小額捐款總數將近四億元！有了經費之後，接著我知道陳找了新潮流操盤選舉（那時是相當自然的事）。
問題來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省、市（院轄市）長投票日之前不到一個月，有一天擔任陳定南競選執行總幹事的蘇嘉全，忽然帶著助理提兩大袋競選資料，匆匆忙忙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嚇一跳，問是怎麼回事，蘇說：「新潮流臨時撤退了，現在競選總部沒人了，陳定南是你朋友，我沒辦法了，接下來的文宣，就你來替他做吧……」天底下竟有這種事，我莫名其妙接到了這個燙手山芋（我是媒體，怎麼變成選舉公司了），但因為太清楚陳定南剛正不阿的個性，也就二話不說接下這項「義工」了。原來聽說陳定南對於新潮流在操盤時花錢沒節制，就找了他自己一個親信去總部管出納，事事比價（這一向就是陳定南的個性），未料此舉牴觸了新潮流發選舉財的用意，就管你去死，全隊人馬撤退了。我猜陳定南當時和我一樣，並不知道新潮流已在發展那種「選舉產業鏈」，就這樣被放鴿子了。
在我看來，陳定南和謝長廷是相同屬性的政治家，差別在陳是容易被「君子欺之以方」，且不太反抗（內部鬥爭時）的人；但謝則是不甘束手就縛，願意多方嚐試突破極限的精彩人物，這一點更令統派及新潮流某些人氣炸（怎麼都害不死）。陳定南其實是抑鬱以終的，紀念他的人常說他是「陳青天」，我覺得這是誤解了他，因他事實是一個經營奇才，怎麼可以把他一直放在法務部那個「不可以做事」的位置？到最後甚至羞辱他，叫他回鍋去選宜蘭縣長。我曾替他在阿扁面前幾乎拍桌，表示憤憤不平，這件事陳定南生前始終不知道，下次我再來談，替他出口氣。
總之，那一年省市長選後，一九九五年，有一天我向朋友很感慨的說，沒想到新潮流竟然變成這個樣，這麼不講義氣、不顧人間義理，既背叛謝長廷，也背叛陳定南。那一天朋友忽然用一種很詭譎的眼光看著我，說：「你不知道你自己才是最早被背叛的嗎？」我實在是聽不懂他的意思，在我追問下，他才告訴我：原來我在一九九二年初會離開本土報，幕後黑手就是新系的頭頭邱義仁！當時邱是民進黨副秘書長，但新聞界都知道他有一定的實權。民進黨主席是許信良，秘書長陳師孟，原來新系和泛美系跨界合作在那時就開始了。有一天邱主導，由許信良、陳師孟陪同出面背書，去約我在報社的掌權主管（社長）吃飯，宴中邱強力說服該報紙主管，一定要撤下我的老包專欄！我作夢也沒想到我的專欄，不是被老K施壓封殺，竟是被民進黨三巨頭搞掉的（我朋友也在宴席現場）。我只知道當天晚上，該主管就強制接管我的版面，並撤下我的專欄，他沒說理由，我也不想問（本來就知道和老K這個大集團鬥有大風險，而且寫四年的每日專欄也夠本了）；雖然該主管可能覺得有點心虛，一直說只要我不寫專欄就好，他會幫我升官加薪，但我微笑著就離開這個報了。
表面上看來，新潮流邱等人是得逞了（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還糊里糊塗的和新潮流維持友好關係，直到一九九五年），而且連陳師孟也當了幫兇──黨外時代大家常掛在嘴邊的是，「我不同意你的話，但我誓死維護你說話的自由」，現在竟連自己朋友、恩人也可以砍一刀了，實在有夠狠──實際上也不見得是得逞。因為我的專欄停了兩個星期後，由於讀者群情激憤，不斷抗議，報社又來電要我回去寫。我則一口回絕，這件事一定要說出來，才不會讓有些小人內心暗爽。而再過兩個星期，自立晚報就請我去開專欄了。天理昭昭，一個月後，我在自立的專欄揭發黨主席許信良「帶人去買票」（第一次有不分區立委選舉，大概許與邱等人是安排好要壟斷安全名單吧），支持者因而齊向許抗議，終逼迫許邱集團改變遊戲規則，許並公開向支持者道歉！因此，現在陳師孟藉口王定宇事件向蔡英文，以及民進黨嗆聲，我總覺得那種理直氣壯並沒有那麼自然。
阿扁第一次參選總統時，在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後，有一陣子氣勢很差，民調是第三名，那時連替他操盤的新系都有意倒戈。有一天悶悶不樂的扁來到我的辦公室，談到這種低迷景況，我跟他打氣說你一定會當選，還算了一遍給他聽（不是扁最近所說宋是因興票案才輸扁，扁會贏是要感謝老李始終挺住，沒有放棄連，能夠維持住三強鼎立之局，扁自然會出線，這是定律。但當時替扁操盤的新系，卻很沒天良，透過統媒放話，說宋如當選，對新系最有利，因為外省人要當總統要有台灣人合作，而新系是最適合的合作對象）。當時我也把邱出賣我的故事告訴他，但我的重點不是在「爆料」，而是請他參考一個過來人的人生價值觀。
我說從形式來看，我的人生根本是被「民進黨」陷害的（因為是黨中央三巨頭聯手陷害），但我卻從來不會「中計」，去怨恨民進黨，因為我很清楚民進黨是我們這些信仰民主的人，所共同孕育且支持成長的，而不是某些特定人（譬如許、陳、邱）的私產，這樣一想，我在支持民進黨時，就毫無心理負擔了，也甘之如飴。當時扁為了這句話，還特別向我舉起茶杯表示「敬佩」呢（不過我主要是鼓勵他不要被那些趨炎附勢派打擊到選舉士氣）。當然，從結果論來看，扁似乎也沒有把我的暗示放在心裡，因為他還是照樣那麼信任邱，以致最後搞垮江山，雙雙入獄。
我今天講這麼超長的故事，用意也不是要提醒蔡英文什麼（她的精神與體力負擔大概也夠多了），而是要講給新潮流們聽，因為他們才是這十多年來，影響民進黨與台灣命運的最大變數，當他們總是躲在幕後，而所有主流媒體也都幫他們塗脂抹粉時，他們永遠也弄不懂是非，只會繼續讓很多人痛苦。但願新潮流們真正醒覺，不要再搞內耗把戲了，螳螂捕蟬，黃雀（國共）在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新潮流自認是民進黨內的「黃雀」，難道你們還是這種想法嗎？
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