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這門行業，是台灣現代化與國際化的過程中，最偉大也最卑微的幕後英雄。偉大是它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卑微是從事翻譯工作的人總是沒沒無名。他們是「知識經濟」第一線生產者、新觀念新思維的開路尖兵，見證並推動台灣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不必懷疑，這正是政治犯對台灣的許多貢獻之一。
牢中苦修勤讀 習得翻譯本領
這要從翻譯事業的大本營：翻譯社說起。台灣最早和最大的翻譯社都是由政治犯經營的；台灣有多家老牌老字號的翻譯社，也是由政治犯主持的。他們身經百戰，業務五花八門，小從合約文件，大到書刊論文，翻來譯去都能搞定。政治犯活躍於翻譯社並非偶然：一則翻譯門檻很高，沒有優秀的學歷不行，政治犯多的是高級知識分子；二則翻譯是標準的智慧密集產業。政治犯出獄後，沒資本、沒技術、沒勞工，但因在牢中苦修勤讀，精熟外語，翻譯是他們最快上手的工作之一。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翻譯社的定位很奇怪：既重要又邊緣。一九六○年代，翻譯社是最時髦的行業之一，現今一些跨國企業當時還在草創、萌芽階段，企業主請不起外文秘書，為了跟國外做生意，很多文件都找翻譯社幫忙。然而時移勢易，這些企業因資本、技術、勞力雄厚，現今年營業額數以百億、千億計，翻譯社的營收可能連它的零頭都不到。書生不是商人，翻譯社也不是誠品；政治犯做了無數生意的產婆，但在社會分工之下，仍是相對廉價的知識勞工，當然這也是翻譯界「為人作嫁」的宿命。
白色恐怖陰影 協助移民、逃亡
還有更耐人尋味的。翻譯社應運而生的背景之一，正是一九六○年代的白色恐怖。經過五○年代大整肅之後，六○年代以後的台灣既孤立又死寂。許多感到前途無亮的人想辦法「浪港」，明的藉留學作為移民跳板，暗的偷偷取得綠卡或外國籍。無論如何，這些人除非外文夠行，否則都得找翻譯社。諷刺的是，這些打算從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開溜的人，很多根本是國民黨的達官顯貴；而幫助他們「預備逃亡」的，竟然是被國民黨迫害的政治犯。白色恐怖這齣戲演得真是光怪陸離，而且透露一種政治犯對國民黨「以德報怨」的味道。
根據「國際翻譯社」網站的〈翻譯社簡史〉網頁，台北也是台灣第一家翻譯社是「聯合翻譯服務社」，一九六二年左右成立。主持人是張志良，江蘇人，原為外交部科長，一九五○年因「陸孝文案」（六人死刑）判刑八年。出獄後憑其外語能力與在新聞局的人脈關係取得資訊優勢，經營翻譯業務，協助許多人準備移民所需的文件。但因當時高唱「反攻大陸」，這家幫人「前進美國」的翻譯社必須行事低調，甚至不敢登記，過沒幾年就歇業了。張志良後來做到國立藝專校長、兩廳院主任，在白色恐怖受難群中算是異數。
統一最富傳奇 規模亞洲最大
一九六五年，「統一翻譯社」成立。主持人方振淵是嘉義人，台大經濟系還沒畢業，就被白色恐怖掃到風颱尾而輟學。官方指控他明知他的朋友莊水清（高雄三民國校教師，死刑）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處刑七年。統一翻譯社初成立時，因陋就簡，甚至連一台打字機也沒有，但發展至今，已在全球設有十四個據點、號稱「亞洲最大專業翻譯公司」；辦公室內譯員約六十人，全球各地專屬和特約譯員三千多人，能供應七十五種語文的翻譯需要，世界各大知名企業都是其服務對象。從一個坐叛亂牢的大學生，到一家世界級翻譯社的主持人，方振淵的奮鬥故事充滿傳奇性，但也證明白色恐怖的黑牢實在很糟蹋人才。
一九六七年，一位「海軍白色恐怖案」的受難者胡子丹開了一家「國際翻譯社」。當時翻譯社相當新奇，難以分類，被歸為「打字業」；經過胡子丹的爭取，台北市的電話簿才開始有「翻譯社」這一行。胡子丹是安徽人，一九四九年廿一歲在永昌艦服役時被捕，隨即和其他海軍案受難者一樣，經歷恐怖的煉獄之旅。十年出獄後，因為隻身來台，無親無故，無錢無產，只憑在綠島苦背英文字典磨練出來的實力，以翻譯打工，過了七年才辛苦創業。四十年來細水長流，穩健務實，頗受客戶肯定。
胡子丹能譯能寫，最著名的作品《跨世紀的糾葛》描寫他的冤獄歲月，曾獲第一屆「中國時報傳記文學獎」第一名，文學和史料價值極高。他還開過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著作、譯作和工具書不下兩百種，有些還是難友執筆的，他的奮鬥故事是極具勵志性的典範。
嚴秀峰蹲苦牢 撐起了一片天
一九七一年成立的世界翻譯社，創辦人嚴秀峰女士的生命故事非常曲折。她是杭州人，十七歲扛起槍桿參加抗戰，之後認識了「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締結一段大風大浪的亂世情緣。一九五○年嚴秀峰涉「季澐案」被捕，五一年李友邦也被捕，隔年槍決；嚴秀峰則坐了十五年牢。
嚴秀峰出獄時已四十四歲，雖然身為蘆洲望族的遺孀，但堅持獨立謀生。為了撫養孩子，起初養雞鴨、織毛衣，粗細活都做；後來發現這不是辦法，才以微薄資金創辦翻譯社，接中小企業的信函文件、經貿和法律著作，慢慢改善生活。翻譯社成立至今已具相當規模，合作的各國譯員六百多位，現由其子李力群經營。嚴秀峰則忙於推動李友邦的歷史定位和平反，以及古蹟保存工作（蘆洲李宅現列為國家三級古蹟）。
以上各翻譯社都以英文起家，比較後起的「宏儒企業」則走不同的方向，主力放在翻譯日文書刊。主持人是楊鴻儒，台南人，軍校出身，任職國防部。他利用公餘賺點外快，在一位客家人湯鳳霖開設的「台灣通商產業資料日刊社」兼任日文翻譯，提供產經情報給日本商社參考。一九七一年秋，台灣「退出聯合國」前夕，憂心忡忡的湯鳳霖發表兩篇文章討論台灣前途，內容傾向台獨，被當局指控「顛覆政府」判刑十年；楊鴻儒也遭波及，同樣十年。
出獄後，楊鴻儒已年過五旬，此後他的奮鬥軌跡和盧兆麟相似，都是以精湛的日文功力，抓緊時代脈動，引進多元新知，努力成為多產的譯家和作家，代表作包括《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白團》等。宏儒另一員大將是顏尹謨，彰化人，台大法律系和日本東京大學法政研究所出身，是李鴻禧的學弟，因「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判十五年。
走在時代尖端 未與社會脫節
以上所述，只是政治犯從事翻譯事業的簡概；此外，還有許多人做過翻譯，但不以此為本職。像王乃信（二進宮，前後坐了廿五年牢，等於服無期徒刑）譯自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台灣社會運動史》，便是研究台灣史的經典鉅作，但他的本業卻是藥品生意。
表面上看，政治犯在牢中消磨青春，出來應該與社會脫節；但從翻譯社這個角度看，他們又走在時代尖端，讓台灣各方面和世界順利接軌，這真是奇特的現象。或許，他們掌握了關鍵技術（語文），發揮了關鍵精神（拚勁），才能跨越時空的斷層，再度衝刺人生，貢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