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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人，現在連開條便道都很難…
寬敞的台九線兩旁，整齊地種滿高大的鳳凰木，綠蔭扶疏，遮掩住大半的天空…，然而，再茂盛的綠葉，也遮掩不住亞洲水泥廠高聳的灰色建築，和延伸至山那端的巨大接管。
走出鳳凰林外，是一處太魯閣族人的社區聚落，有教會、有水泥房、有加油站、有旅館，7-ELEVEN的招牌高高豎立，襯著東部山脈的層巒疊嶂，顯得相當醒目。
這裡是秀林鄉富世村，與太魯閣國家公園之間，只隔了一道書寫有「東西橫貫公路」字樣的中國式牌坊，越過一道橋，越過立霧溪，國家公園管理處辦公室近在咫尺。
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太魯閣族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管理單位之間的關係，卻是陌生而敵對的。夾在礦業開發財團與國家公園之間，富世村的太魯閣族人，有著太多無奈與不解。
◆過去活動的家園現在如咫尺天涯
「我們不了解的是，那是我們過去的生活領域，過去活動的家園，為什麼現在我們必須跟它隔絕？」富世社區基督教台灣長老教會牧師高順益，語重心長地說著，「我們與國家公園間的關係，一直處於很不好的狀態，直到一兩年前，才有所改善。」
台灣自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成立國家公園以來，如今設立了六座國家公園，然而，國家公園管理單位與當地居民之間，一直存在各種類型的衝突。
其中，較符合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標準的雪霸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其範圍卻正好與原住民過去傳統的生活空間與現代的生活領域相互重疊。生活在國家公園範圍內及週遭的原住民，因為日常生活、經濟生產活動與傳統習慣已不能像往昔般維持或隨意，於是，在缺乏互動溝通與了解的狀況下，抗爭與衝突隨之發生。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管理單位間的惡劣關係，影響至深。如近來籌畫多年、同時也位於高山地區的馬告國家公園，即使已在原住民議題上已顯小心翼翼，努力爭取當地原住民的共識，仍因為部分泰雅族人對於過去國家公園制度長期的不信賴與反對，加上政治力的介入，使得此國家公園成立與否變得前途未定。
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其範圍囊括了花蓮縣秀林鄉四個村、南投縣仁愛鄉以及台中縣和平鄉，境內所居的原住民，幾乎都是太魯閣族。經歷了漢人入台、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來台，太魯閣族山區部落幾乎被強制遷徙下山，現今從鄰近國家公園的富士村到玉里鄉，都可見到太魯閣族的居民存在。「但我的爸爸會告訴我，我們是從Truku來的，我們是太魯閣族人，山的那邊才是我們的家園。」指著群山，高順益說著。
◆反壓迫、爭生存 首先要還我土地
十多年來，與國家公園比鄰而居的太魯閣族人，和管理處間的衝突關係，隨著原住民自主意識的提昇，越演越烈﹔一九八八年花蓮縣秀林鄉鄉民代表大會譴責太魯閣國家公園，罔顧原住民應有權利﹔一九九○年十月，秀林鄉富士、崇德及秀林三村村民強烈指責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尊重的「老大」作風﹔一九九三年四月，太魯閣族五十餘人完成有關修改國家公園法請願書簽署活動，並召開公聽會，要求修改國家公園法及開放國家公園內狩獵權給當地原住民。
到了一九九四年十月，一千多個太魯閣族人，以「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為訴求，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包圍抗議......。
「因為彼此不了解，因為缺乏誠意與溝通，衝突會一直存在。」三、四年前，高順益帶著社區族人提出開闢一條便道，讓族人方便回到傳統耕地從事農作的要求，當時的處長答應先做生態評估，再做回答。
「結果過了一年，我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如果不行的話，那就直接說嘛！幹嘛敷衍了事。我們到管理處抗爭時，當時的那位處長還頭低低的不敢看我......。」高順益笑著說，「更讓我們無法理解的是，如果亞洲水泥可以繼續運作，破壞我們山林的礦產生態，為什麼我們連開條便道都不行，好像有兩種標準存在？」
◆無人公園太浪漫 必須包容原住民
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教授宋秉明，近年來從事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互動的研究計劃，他指出，多年來，台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常是緊張而負面的，彼此之間的衝突層出不窮，表面也許平靜，然而若缺乏溝通管道，往往一觸即發。
事實上，不僅在台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間的衝突關係，是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紀駿傑指出，早期國家公園的概念，以為自然界的「荒野」並無人居住，未經人類「破壞」，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已證實，過去被認為是「未經人類干預」而得以保存的「自然野地」，其實大多充斥著人類的蹤跡，從極地、雨林、草原到高山皆是如此。而所謂「未經人類干預」的說法，是人類經歷工業破壞與污染後，對「荒野」所產生的浪漫想法。
紀駿傑指出，全球第一座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就在這樣的想像下誕生，影響了全球的國家公園保育政策，但也因為其忽視、隔離原住民存在的態度，影響了全球有關「無人公園」的理念，致使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生存權利遭受嚴重打擊。沒有考慮到原居於當地居民的存在，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間的衝突事件，於是屢見不鮮，不但造成居民對於國家公園政策的不合作及反對，將大為降低了國家公園的保育目標。
◆敬畏祖靈成規範 經營管理可藉用
宋秉明指出，一九七○年代，國際間的原住民開始積極爭取其使用土地的原有權力，特別是在國家公園制度中扮演領導者的美國與加拿大，使得兩國在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上作適當的修正。
直到一九八○年代，美國黃石公園與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開始轉化對待當地原住民的態度﹔一九八七年，美國國家公園政策在其「原住民關係經營政策」中，表示國家公園單位不但要「容忍」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與週遭的存在，更需尊重與主動地鼓勵及提倡原住民文化，使其成為公園本身的一部份。如何整合當地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的保育，逐漸成了國際間的新議題。
「然而，也就在一九八○年代，台灣開始成立國家公園，當時便是由於輕率地將美國以及後來經IUCN採用的這套國家公園理念與制度移植台灣，而未嚴肅地面對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生計、文化以及其他權益等問題，才會導致原住民不斷地抗議以及衝突的後果。」紀駿傑表示。
約在兩年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在前處長葉世文與人文學者的主導下，也開始思考與原住民間的互動關係，思考將傳統泰雅族與太魯閣族所共同信仰的Gaya，納入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基礎中，建立與原住民間的「共管」機制。Gaya相當於原住民的律法，在傳統部落中，因為敬畏祖靈，因此Gaya具有相當的約束力，相信如果不依照Gaya的規定狩獵或生活，將遭到如被野獸攻擊等嚴厲的處罰。
而一年前，早在今年六月內政部發布要三座國家公園必須成立原住民諮詢委員會之前，太魯閣國家公園已自主成立了「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諮詢委員會」，納入部分太魯閣族精英的意見，以紀錄傳統生態與語言的方式，改善國家公園中錯誤的太魯閣族語指標與資訊，並共同討論傳統太魯閣族對於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生活智慧與土地倫理，希望能導入國家公園的經營計劃中。
「建立互相尊重的共管制度，在適當法律的規範下恢復傳統原住民的狩獵權與土地使用權等，是我們的目標。」高順益說。
然而，太魯閣國家公園處長的替換，讓該委員會的成員近來頗感不安，不知未來委員會是否能建立完整健全的機制，除此，也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仍待思考，「在台灣這樣地小人稠的環境，在經濟開發行為已嚴重影響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情況下，原住民是否還能找回自己的傳統價值，仍是一個大問號，再加上太魯閣族人本身意見分歧，現在談共管，或談開放傳統狩獵權等，實在太早。」紀駿傑指出共管制度的隱憂。
無論如何，至少原住民諮詢委員會開啟了一個可供辯論與互動的理性空間，雖然對國家公園與在地居民而言，這是一個相當遲來的開始。
太魯閣族傳統對文化及生態上的觀念，是否能運用在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政策上，有待時間考驗。
「我們不了解的是，那是我們過去的生活領域，過去活動的家園，為什麼現在我們必須跟它隔絕？」富世社區基督教台灣長老教會牧師高順益，語重心長地說著，「我們與國家公園間的關係，一直處於很不好的狀態，直到一兩年前，才有所改善。」
台灣自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成立國家公園以來，如今設立了六座國家公園，然而，國家公園管理單位與當地居民之間，一直存在各種類型的衝突。
其中，較符合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標準的雪霸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其範圍卻正好與原住民過去傳統的生活空間與現代的生活領域相互重疊。生活在國家公園範圍內及週遭的原住民，因為日常生活、經濟生產活動與傳統習慣已不能像往昔般維持或隨意，於是，在缺乏互動溝通與了解的狀況下，抗爭與衝突隨之發生。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管理單位間的惡劣關係，影響至深。如近來籌畫多年、同時也位於高山地區的馬告國家公園，即使已在原住民議題上已顯小心翼翼，努力爭取當地原住民的共識，仍因為部分泰雅族人對於過去國家公園制度長期的不信賴與反對，加上政治力的介入，使得此國家公園成立與否變得前途未定。
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其範圍囊括了花蓮縣秀林鄉四個村、南投縣仁愛鄉以及台中縣和平鄉，境內所居的原住民，幾乎都是太魯閣族。經歷了漢人入台、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來台，太魯閣族山區部落幾乎被強制遷徙下山，現今從鄰近國家公園的富士村到玉里鄉，都可見到太魯閣族的居民存在。「但我的爸爸會告訴我，我們是從Truku來的，我們是太魯閣族人，山的那邊才是我們的家園。」指著群山，高順益說著。
◆反壓迫、爭生存 首先要還我土地
十多年來，與國家公園比鄰而居的太魯閣族人，和管理處間的衝突關係，隨著原住民自主意識的提昇，越演越烈﹔一九八八年花蓮縣秀林鄉鄉民代表大會譴責太魯閣國家公園，罔顧原住民應有權利﹔一九九○年十月，秀林鄉富士、崇德及秀林三村村民強烈指責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尊重的「老大」作風﹔一九九三年四月，太魯閣族五十餘人完成有關修改國家公園法請願書簽署活動，並召開公聽會，要求修改國家公園法及開放國家公園內狩獵權給當地原住民。
到了一九九四年十月，一千多個太魯閣族人，以「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為訴求，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包圍抗議......。
「因為彼此不了解，因為缺乏誠意與溝通，衝突會一直存在。」三、四年前，高順益帶著社區族人提出開闢一條便道，讓族人方便回到傳統耕地從事農作的要求，當時的處長答應先做生態評估，再做回答。
「結果過了一年，我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如果不行的話，那就直接說嘛！幹嘛敷衍了事。我們到管理處抗爭時，當時的那位處長還頭低低的不敢看我......。」高順益笑著說，「更讓我們無法理解的是，如果亞洲水泥可以繼續運作，破壞我們山林的礦產生態，為什麼我們連開條便道都不行，好像有兩種標準存在？」
◆無人公園太浪漫 必須包容原住民
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教授宋秉明，近年來從事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互動的研究計劃，他指出，多年來，台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常是緊張而負面的，彼此之間的衝突層出不窮，表面也許平靜，然而若缺乏溝通管道，往往一觸即發。
事實上，不僅在台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間的衝突關係，是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紀駿傑指出，早期國家公園的概念，以為自然界的「荒野」並無人居住，未經人類「破壞」，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已證實，過去被認為是「未經人類干預」而得以保存的「自然野地」，其實大多充斥著人類的蹤跡，從極地、雨林、草原到高山皆是如此。而所謂「未經人類干預」的說法，是人類經歷工業破壞與污染後，對「荒野」所產生的浪漫想法。
紀駿傑指出，全球第一座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就在這樣的想像下誕生，影響了全球的國家公園保育政策，但也因為其忽視、隔離原住民存在的態度，影響了全球有關「無人公園」的理念，致使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生存權利遭受嚴重打擊。沒有考慮到原居於當地居民的存在，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間的衝突事件，於是屢見不鮮，不但造成居民對於國家公園政策的不合作及反對，將大為降低了國家公園的保育目標。
◆敬畏祖靈成規範 經營管理可藉用
宋秉明指出，一九七○年代，國際間的原住民開始積極爭取其使用土地的原有權力，特別是在國家公園制度中扮演領導者的美國與加拿大，使得兩國在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上作適當的修正。
直到一九八○年代，美國黃石公園與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開始轉化對待當地原住民的態度﹔一九八七年，美國國家公園政策在其「原住民關係經營政策」中，表示國家公園單位不但要「容忍」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與週遭的存在，更需尊重與主動地鼓勵及提倡原住民文化，使其成為公園本身的一部份。如何整合當地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的保育，逐漸成了國際間的新議題。
「然而，也就在一九八○年代，台灣開始成立國家公園，當時便是由於輕率地將美國以及後來經IUCN採用的這套國家公園理念與制度移植台灣，而未嚴肅地面對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生計、文化以及其他權益等問題，才會導致原住民不斷地抗議以及衝突的後果。」紀駿傑表示。
約在兩年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在前處長葉世文與人文學者的主導下，也開始思考與原住民間的互動關係，思考將傳統泰雅族與太魯閣族所共同信仰的Gaya，納入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基礎中，建立與原住民間的「共管」機制。Gaya相當於原住民的律法，在傳統部落中，因為敬畏祖靈，因此Gaya具有相當的約束力，相信如果不依照Gaya的規定狩獵或生活，將遭到如被野獸攻擊等嚴厲的處罰。
而一年前，早在今年六月內政部發布要三座國家公園必須成立原住民諮詢委員會之前，太魯閣國家公園已自主成立了「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諮詢委員會」，納入部分太魯閣族精英的意見，以紀錄傳統生態與語言的方式，改善國家公園中錯誤的太魯閣族語指標與資訊，並共同討論傳統太魯閣族對於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生活智慧與土地倫理，希望能導入國家公園的經營計劃中。
「建立互相尊重的共管制度，在適當法律的規範下恢復傳統原住民的狩獵權與土地使用權等，是我們的目標。」高順益說。
然而，太魯閣國家公園處長的替換，讓該委員會的成員近來頗感不安，不知未來委員會是否能建立完整健全的機制，除此，也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仍待思考，「在台灣這樣地小人稠的環境，在經濟開發行為已嚴重影響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情況下，原住民是否還能找回自己的傳統價值，仍是一個大問號，再加上太魯閣族人本身意見分歧，現在談共管，或談開放傳統狩獵權等，實在太早。」紀駿傑指出共管制度的隱憂。
無論如何，至少原住民諮詢委員會開啟了一個可供辯論與互動的理性空間，雖然對國家公園與在地居民而言，這是一個相當遲來的開始。
太魯閣族傳統對文化及生態上的觀念，是否能運用在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政策上，有待時間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