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背上資匪罪 鋼鐵巨子入虎口
李禎祥
2008/01/09 第616期
李天生是台灣鋼鐵業的先驅,五十多年前,因義助老戰友背上資匪罪,雖然他主動自首,卻形同肥羊入虎口,被當局沒收事業家產,莫名其妙被扣「叛亂」帽子,造成「天生去坐牢,我財被沒收」。

從任何時代的角度來看,一個信用誠實、熱心公益、勞資和諧,並且愛國不落人後的企業主,都是模範實業家之選。這種人物,在任何國家理當都會被尊重和獎勵,不過在台灣倒未必然。早期鋼鐵業巨子李天生,就莫名其妙被扣「叛亂」的帽子,造成「天生去坐牢,我財被沒收」。


走江湖起家 做廢鐵買賣


李天生(一九○六︱一九八四)是台灣鋼鐵業的先驅,他所創辦的大榮製鋼,一九六○年代是全台四大鋼鐵公司之一(另三家是唐榮、台灣伸鐵、台灣煉鐵,當時還沒有巨無霸的國營中鋼);他的大榮集團橫跨鑄造、重工、製鋼、教育各領域,版圖以高雄為中心,遠伸至印尼和馬來西亞,其中在吉隆坡設立的煉鋼廠,還是馬來西亞第一家;一九六四年創辦的大榮高工(現為大榮高中),則是他培養基礎工業人才的學府。大榮集團員工最多時將近兩千人,一九八一年僅大榮製鋼(集團母體)的營業收入,就高達十五億元。


然而這位南台灣的鋼鐵大王,卻是嘉義六腳鄉的貧窮農戶出身。父親在他出生後不久即撒手人寰,全家一貧如洗,母親甚至打算將李天生送給別人收養,以張羅喪事費用,後來才由他的大哥想辦法籌錢度過難關。在艱困家境下,李天生只讀完公學校高等科一年(相當現在國一)就出外謀生,在糖廠工作兩年後,即開始傳奇性的事業生涯。


李天生的事業從跑單幫、走江湖做起。他買一些金屬工具和藥品,巡迴南北走賣;之後改做廢鐵買賣,獲利甚豐,生計也明顯改善。走江湖帶給他的另一大影響,是在途中廣交朋友,進而投入抗日運動。他先加入由同鄉侯朝宗主持的讀書會,繼而加入簡吉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也因此成為警察局的常客。一九二八年,李天生第一次坐政治牢,被關三個月;一九二九年農組「二一二大檢舉」前夕,他和丁雲霖掩護侯朝宗偷渡中國。侯朝宗起先向左轉,前往漳州投靠蔡孝乾,後來向右轉,投靠軍統,改名劉啟光。


義助老戰友 背上資匪罪


一九三九年中日戰爭正酣,日本殖民當局對抗日分子強化監控和逮捕,具有濃厚民族意識的李天生決定投奔「祖國」,在大屠殺之後的南京城買賣廢鐵,並開始設廠煉鐵。太平洋戰爭後,日軍一度找上門,威脅利誘要他代製手榴彈,李天生寧願工廠被斷電,也不接這種殺人生意。戰後回台,李天生在高雄開設茂榮鐵工廠,業務大展,並從軋鋼延伸到煉鋼。誰知一個闊別十多年的老戰友的出現,竟為他帶來生平第二次牢獄之災,也使他的事業幾乎全軍覆沒。


那是簡吉。這個一生都在為革命事業奔波的鬥士,始終沒有從革命撈到任何好處。戰後,劉啟光回台任新竹縣長,簡吉屈居縣府顧問;不久劉啟光離政從商,籌備華南銀行並任董事長,簡吉卻失業了。窮病交加的簡吉,一九四九年九月到茂榮鐵工廠的台北辦事處找李天生。李天生常在高雄,由台北辦事處主任施宜臻接待簡吉並提供住宿,總計住了二十多天,前後借他三千元醫病。李天生只知朋友有難,必須仗義疏財,渾不知這朋友已被當局通緝,更不知這朋友把借錢的事,記到小手冊裡。於是當一九五○年夏天簡吉被捕,小手冊被抄,又有人名又有數字,李天生的「資匪罪」就上身了。


肥羊入虎口 財產遭沒收


當李天生得知簡吉被捕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躲起來,因為簡吉曾有一次向他試探對共產黨的工作有沒有興趣,被他以「專心做生意,不想搞政治」拒絕。簡吉被捕以後,他才覺得苗頭不對,以當時鋪天蓋地的白色恐怖氣氛,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牽連,於是逃匿山區。後來看到報紙刊出《匪諜自首辦法》,始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出面向調查局自首。


然而他的自首是肥羊入虎口。在他自首前兩個月,當局發出通緝令,同日就沒收他的龐大財產。自首辦法第四條規定:「凡確係忠誠自首者,不予逮捕,不公布其姓名,並保障其原有之職業暨私有之財產。」但李天生自首才四個月,就被保密局偵訊,灌大量辣椒水刑求逼供,並移送軍法處判刑六年,而且被沒收的財產包括茂榮鐵工廠和台北市中山北路的一棟樓房都未歸還。


茂榮鐵工廠全體員工眼看多年奮鬥的心血即將毀於一旦,立刻展開救廠行動。他們集資以工會的名義參加拍賣投標,用一百五十四萬元(現值約六千萬)得標,改組為大榮製鋼繼續經營;等李天生回來後,再交給他領導。比起辜顏碧霞(判刑五年)的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後淪為陰森黑牢,李天生的鐵工廠毋寧是幸運的。李天生感念員工患難相挺,任大榮集團負責人二十餘年間,從未發生嚴重的勞資糾紛,而且只有兩次在萬不得已下延遲兩、三天發薪。這種勞資和諧的例子特別可貴,那是一群被政府摧殘的老百姓,在逆境中求生,在感恩中成就。


收容政治犯  大榮像天堂


李天生的案子曾有許多人救援。他入獄後,包括省議員劉啟光、李萬居、陳逢源、許金德,高雄市議長林仁和及全體議員,鼓山區長、士林鎮長等都聯名為他陳情,證明他的清白無辜;監察委員崔震華在對本案的調查報告中,做了「執法不平,不足以折服人心」的結論;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呈給蔣介石的「擬辦」公文中,則明白指出「本案甚引起社會各方重視」,建議發還複審,但蔣介石批示「仍維原判為要」,硬是橫柴入灶。可見「匪諜自首,既往不咎」這句口號大有問題;事實上,當局對於有「利用價值」的人,不是從他身上挖更多人出來,就是挖更多錢出來,哪有可能輕輕放過。


李天生的鐵窗生活都在新店軍人監獄度過。他在獄中也沒閒著,一九五四年,獄方採納他的建議,在監獄空地建一所軋鋼工廠,讓受刑人學習工作技能。一九五七年出獄後,李天生又安排超過二十名難友到他的集團任職,這些難友不拘省籍和政治立場,唯才是用,多人位居要津;和許多飯碗朝不保夕的出獄政治犯相比,大榮集團無疑像個天堂。這和他關懷弱勢的社會主義理想,從農組時代以來是一以貫之的。


只是我們不禁要問,一個老老實實的生意人,一個標準的抗日愛國志士,一個為朋友急難疏財的人,究竟招誰惹誰,變成了「匪諜」和「叛亂犯」?他和黃添樑一樣,就像遇到了土匪劫財;土匪劫財還會放人,他們卻要關十年六載才能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