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價值」，以源於傳統「定於一」的威權本質所演化而成的中原文化，為主流的價值觀。自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統治者以傳承「法統」身分，用極強勢的政治手段，徹底「教育」台灣人民，從「國語推行委員會」，到「我愛中華」，學童首課就是「你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幾乎所有價值判斷的依據都非「中國」不可。所有的政策都是為了「祖國」而「經營」台灣，對台灣人民而言，「安和樂利」都是施惠台灣的「德政」！這是「蔣朝時代」的中國強勢價值觀：台灣只是一個「復興基地」而已。

　維護強勢「中國價值」的戒嚴法於一九八七年解除之後，台灣的「本土聲音」才逐漸從街頭挑戰維持近半世紀的「威權價值」，海內外的台灣人「公然」地共同追尋和建立「台灣價值」。一九九一年台灣自行宣示「結束國共內戰狀態」，一九九二年的立法院改選，倡議「台灣主權獨立」的民進黨，首次贏得歷史性的「小勝利」，這也是統獨論戰正式在國會對壘的開端。李登輝總統體察「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一九九五〉後，中國北京政府「警覺」到民主台灣的時代趨勢，遂於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舉行民選總統之前，用文攻武嚇方式向世界宣示對台灣主權的併吞訴求。民選總統後的台灣，正式邁入民主時代，在國際風雲際會中，尤其是美國柯林頓政府明顯向中國「傾斜」時，李總統勇敢地「中華民國在台灣」提出「特殊兩國論」的主張，以對抗中國的併吞野心，這該是「台灣價值」觀首次由「執政者」正式公開宣示。二千年的第二次總統選舉，台灣人民在島內外「中國霸權」文化夾攻的恐嚇下，勇敢地選出「台灣之子」，從尊崇「中國價值」的傳統政黨中接下政權，建立政黨輪替的民主常軌。然而李登輝總統也因而承受執政黨敗選的全部責任、羞辱和責難！

　不論台灣新政府有多少善意，北京政府仍然無所不用其極地向台灣「灌輸」新的「中國強勢價值」。在外交上封殺台灣的國際舞台；在「兩岸關係」上拉攏「一中聯盟」的成員，赴京接受「高規格」的「招待」，同時嚴拒不接受「一中原則」的民進黨成員前往「訪問」，即使號稱「一國兩制」的香港，也把這個新的「中國強勢價值」掛為「最高指導原則」，最近的迎「馬」拒「長」，正是新「中國文化」的印證。生意人更在「一中原則」的誘惑下，視中國為時下經濟不景氣的「救生圈」，於是「台商」和往昔誓言「打倒共匪，消滅漢奸」的高官貴族及其後代，絡繹不絕於「上京」道上，形成一股詭異的「中國熱」，嚴重地腐蝕著稍出苗頭的「台灣價值」。新政府被擅長於「亂小」的國會，弄得手忙腳亂，無力招架，不只新政推不出，連原來的「老本」在新「中國強勢價值」誘導下，都快被「裡應外合」所掏空。這樣的台灣亂相，實在不該是政黨輪替所應付出的代價。於是為了台灣的安定，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用「虎口」和「告白」兩本書，為台灣人民解惑，避免台灣再度淪入新「中國強勢價值」觀的宰制。眼看台灣時局繼續「沉淪」，不顧年邁體病也「潦落去」，為「台灣價值」呼喊，挑戰台灣內部因「中國強勢價值」所引發的亂局、衰敗，甚至被併吞。

　年輕的台灣人，忍看長者仍然奮力出擊，而自己卻仍在「醉生夢死」中和惡魔起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