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布，未來民進黨中央不再接受中國時報記者的採訪，這是游錫堃從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正式針對中時報導「中國豬」事件控告該報，經過三個月的時間醞釀後，再下一城擴大抵制中國時報的行動。

游錫堃利用此案開庭的時間宣布這個決定，不只在台灣內部掀起一波媒體自律與採訪自由的激烈討論，更進一步激起新的媒體抵抗運動。據了解，游錫堃十二月二十九日晚間接受【大話新聞】獨家專訪一個小時，收視率約為二，是【大話新聞】十二月份的最高收視成績，也象徵了所有台灣的閱聽大眾，對於媒體改革運動有非常深切的關心。

捍衛自衛權打響第一槍

對於游錫堃的這個動作，連日來不斷在各媒體書寫評論的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盧世祥認為，游錫堃挺身而出質疑媒體報導的荒謬，對於台灣未來的媒體改革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性，「這讓我們了解到，連動見觀瞻的政治人物，都對媒體的惡意報導深惡痛絕，不得已引用消極的『拒訪權』，一般的社會大眾一旦遭受媒體惡意侵擾，當然可以效法游錫堃這樣的做法」。盧世祥說，台灣的政治人物「幾乎都是靠媒體報導在為個人政治前途造勢，游錫堃身為民進黨的『四大天王』，理應更需依賴媒體效果為個人加持，游錫堃不做此想，反而為苦悶的閱聽大眾打響第一槍，這在台灣新聞史上是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而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林元輝則認為，游錫堃只是引用自己的「自衛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游錫堃都沒有主動攻擊中國時報，這難道不是身為一個閱聽眾最卑微的要求？

游錫堃主席辦公室核心幕僚說，外界惡意的將這個事情導向「游錫堃與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建壯的『個人恩怨』，特別是黨內有些人的『冷言冷語』，事實上是將這個事情的焦點模糊掉」，游錫堃認為，中國時報從今年八月開始的倒扁運動中，「不思考自己的媒體角色，反而用鼓動、參與、介入和造勢的包裝，主導政治活動，甚至介入民進黨內派系惡鬥，明顯已經逾越媒體本身的分際，中國時報根本不該被稱做是媒體，反而應該被認為是某些政治派系的御用工具」。幕僚說，就是因為中國時報的媒體身分已經改變，控告本身是爭取民進黨最起碼的尊嚴，也提醒台灣社會，媒體的惡意報導及操作已經到了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境地。

自稱是質報難得會認錯

林元輝解釋，事實上游錫堃的主動出擊，「與所謂的新聞自由、知的權利等無關」，「游錫堃只宣布拒絕中國時報一家媒體訪問，其餘的媒體還是可以照常進出黨部，民眾知的權利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害，反而進一步希望提醒中國時報『反省、自律』。」

盧世祥說，中國時報常常自稱是「質報」，但是堪稱全球品質頂尖的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年在報上更正錯誤的次數高達三千二百次，「一個說自己有品質的媒體，才更應該要常常認錯，認錯才是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具體實踐，才能慢慢地獲得閱聽眾的信任，中國時報在這個方面，實在相差太遠了」。在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今年下半年的「烏龍新聞」統計，中國時報連續在六至七月（八則）、八至九月（十則）、十月（十三則）、十一月（十六則）獲得第一名，「烏龍新聞最多」，中國時報是否能夠稱為「質報」，「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游錫堃則認為，中國時報在國民黨販賣「三中」黨產過程中的角色，多次受到外界質疑，但是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建壯一律以「沒有意見」回應，而中時與國民黨中央、特別是馬英九之間的關係，牽涉其中的程度事實上在媒體界也受議論已久，並非由游錫堃個人提出或者刻意醜化，提出此現象供社會大眾檢驗，也是民進黨主席該做的事情。對於民進黨中央伸張的「拒訪權」，一度遭受部分媒體，甚至台灣記者協會的質疑，盧世祥也認為，即便是記協的態度，「都過於傲慢，缺乏自省」。

游魁下戰帖勇氣誠可貴

盧世祥說，游錫堃這樣站出來「與媒體對抗」，以中國時報拋磚引玉，「事實上也是避免中國時報淪入『自毀』的境地」，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A&R Edelman在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布「二○○六年十大亞洲國家利益關係人報告以及對台灣企業之影響」報告中指出，「台灣信賴媒體的人口目前只剩下一％，台灣人信賴網路謠言，甚至高於信賴報紙新聞」，盧世祥認為，台灣媒體的荒謬已經到了這個境界，中國時報如果還拿不出任何的「反省、自律」，未來的前景非常令人憂慮。

林元輝則認為，這整個事情，如果還被外界導向為「政治事件」，用政治語言去解讀媒體改造運動，那實在是太小看台灣閱聽眾的智慧。「難道支持游錫堃的閱聽眾，都是綠色的嗎？」據他研究「新聞公害」現象這麼多年蒐集的案例，控告媒體惡意報導的受害者，「根本是藍綠不分」，受到媒體胡亂惡意報導傷害已經成為台灣社會普遍的現象。盧世祥說，「你看電視新聞上面，在災害現場、在醫院病床旁邊，用盡各種侵擾言語公開傷害當事人的記者，這些現象引起的社會公憤，已經不是媒體故做沒看見這樣的處理，就可以輕輕帶過」。

「當然，中國時報可能也會認為，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的調查，是『泛綠』的聲音」，林元輝說，「但是你要從方法論上面來觀察，新防會兩個月推出一次的調查報告，調查方法是什麼？禁不禁得起學術檢驗？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情，被質疑的媒體，不能以『政治鬥爭』就這樣悄悄帶過去。」媒體的公正與客觀究竟是誰來監督？在正常的民主國家裡，「當然是由人民監督」。但是林元輝也感慨，「台灣的人民分為兩個種類，綠的和藍的，大家各自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言論，這是個很特殊、卻也無解的現象，在這樣激烈對立的社會之中，最起碼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調查媒體烏龍新聞的方法，是可以被檢驗的」。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在這樣無助的狀況之下，游錫堃以政治明星的角色公然跳下來一戰，才更顯得整個社會氣氛轉變的可貴。

再改革媒體大家來退報

游錫堃辦公室核心幕僚認為，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的「退報運動」是台灣新聞史上堪稱為可圈可點的事件，影響力非凡，退報運動當初看起來規模不大，但是卻變成台灣報業生態轉變的一個起點，從這個起點開始觀察，自由時報也是從差不多這個時間開始衝報份，讓台灣報業生態從「兩大報轉而為三大報」，再經過十年的時間，三大報變成「蘋果、自由與聯合中國報」鼎立，中時與聯合短短十年，從兩大報變成「一加一小於一」，當年由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等人發起的「退報運動」，更顯示出其微小的媒體改革，沛然而成歷史巨浪的經驗，游錫堃也希望，這次的「拒訪」運動，也能連動帶起這樣的社會版塊變動，效果能夠經由時間而慢慢突顯出來。

「拒絕媒體騷擾、侵害，是基本人權」，林元輝強調，台灣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權利，他研究涂醒哲舔耳案的最大感慨，就是涂醒哲「竟然沒有控告惡意報導的聯合報」，讓這個事情變成政治私鬥，沒有把握住機會，讓閱聽眾知道媒體造假新聞的可惡，「這是很可惜的事情」。這次游錫堃控告中國時報，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當時涂醒哲案未達到的境界。盧世祥則說，游錫堃的這個小小火花，教導了所有社會大眾，「連愛惜羽毛的政客都要控告媒體了，那麼像我這樣的小人物，更可以對抗媒體惡意報導的霸權！」盧世祥強調，就目前民進黨內政治惡鬥的情況來看，游錫堃可以不思考個人政治前途，這麼單純的開這一槍，不論目的如何，「都讓我個人對他相當肯定與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