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時間十點十分，鎮暴部 隊壓過來。現在時間是十點三十五分，又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警察用催淚彈......，現在剛好在我們美麗島服務處下面，美麗島在中山路和大同路的交叉口，剛好在紅綠燈那個位置發生衝突，一台鎮暴車突然衝向群眾，還好大家都往旁邊散掉。現在鎮暴部隊和群眾的距離非常近，群眾圍在那裡，沒有武器，只有拿著點火的竹篙，現在還沒點火，拿來一直打。鎮暴部隊一直不停地壓過來......」

這是張俊宏胞妹張美貞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高雄事件」現場的紀實報導。如果當初沒有「台灣之音」與黨外的電話連線，恐怕這段歷史性的聲音將不復存在。

紐約發聲 突破威權監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是影響戰後台灣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尤其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瀰漫著恐怖高壓統治的氣氛下，從此成為噤聲的年代，台灣人不敢再過問政治；經過二十多年後，一群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輕人，感受到台灣處境的危機，起而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匯聚成一股新的黨外運動，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的發行、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以及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都是這股力量的具體表現。

同時期，遠在美國紐約台灣同鄉會的支持下所成立的「台灣之音」廣播電台，反而突破國民黨的監控，將一九七○年代，台灣本島內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透過實況錄音，不只是原音重現，更能還諸當時對話過程的歷史情境，反映事件當時懾人心魂的情節，傳送到海內外，不僅型塑國際輿論對國民黨政府的壓力，更見證台灣最關鍵的年代。

改弦易轍 播報內容轉彎

回想起台灣之音創立的背景，時值一九七一年，台灣國內政治發生重大衝擊，蔣介石政權被趕出聯合國，台灣從國際舞台退出，國民黨政府為了維繫政權，便逐漸開放台灣人民參政，於是，許多知識分子紛紛透過從政治、社會和文化運動等路徑來挑戰黨國體制。

當時的黨外雜誌包括《大學雜誌》開始批評時政，《台灣政論》要求自由人權、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這一代》、《夏潮》和改版的《富堡之聲》等繼之而起，都發出改革的呼聲，而一九七七年底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讓黨外勢力找到合法的出口，加上黨外人士熱烈參與隔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並在楊青矗、黃信介、施明德等的運作下，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不僅掀起台灣人民對政治等公共事務的關注，也逐漸凝聚黨外的群眾基礎。

國外情勢，也隨著台灣政治的轉變起了大變化。在美國，原本只以台灣同鄉和教會的消息為主要播報內容的「台灣之音」，在張富雄、楊宜宜夫婦的主導下，肩負起身為台灣僑胞的使命感。

人權宣言 偷渡海外嗆聲

張富雄回憶起台灣之音創設的經過，一九七七年初，他向新上任的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林俊提提議，同鄉會利用電話答錄機成立台灣之音，做為同鄉會發佈消息、地方新聞的管道，每周更換節目一次，經同意後，（212）726-3023的電話號碼在四月一日開始試播，五月一日正式開播。

同年八月十六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國民黨政府應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份宣言在台灣立刻被政府壓制並嚴禁外洩。恰巧，張富雄的三姐張惠真全家正要移民美國洛杉磯，鄭兒玉牧師藉此機會拜託張惠真到美國後，立刻快遞一個信封袋寄到紐約給張富雄，鄭兒玉只告訴她說，「這是對富雄很重要的東西」。

這封信就是被國民黨政府壓禁的「人權宣言」。張富雄在紐約收到文件後，除了在台灣之音一再播送之外，並於一個月後邀集了全美六十八個同鄉會、教會及美國教派神職人員，靠樂捐奉獻，花了美金一萬元，聯名在紐約時報購買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第Ａ１４版面的廣告。英文廣告標題是「Listen!! Outcry Within Taiwan: “A New and Independent Country”」，中文標題是「台灣人民要獨立」。

之後，台灣發生中壢事件，從此台灣之音報導有關台灣政情的消息大量增加，接著黨外助選團成立、中美建交、陳婉真絕食抗議、美麗島雜誌出版，一直到高雄事件、林義雄家滅門慘案、高雄事件大審等，一連串的政治事件讓張富雄夫婦毫無喘息的機會，更讓國民黨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輿論壓力。

長途話費  高達上萬美元

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台灣之音改用電話直接向台灣當事人訪問，當日播報的新聞都是國民黨政權強力壓制下無法見報的消息，此外，又以電話答錄機錄音方式，提供海外台灣同鄉一通電話即可獲知台灣最近動態的服務，楊宜宜強調，許多台灣國民還必須打越洋電話到台灣之音，才能得知國內的消息。

這種方式打破國民黨的新聞控制，快速地將國內消息傳遞至海外，激起台灣人的愛國情緒，隔海支援島內運動，頓時，台灣之音從一個地方電台晉升為播送台灣國內新聞的國際電台，甚至在短短三年中，成為包括美國三十多個城市及加、巴、法、德等國都設立分台的大廣播網。

要說台灣之音的盛況，每年的長途電話費高達上萬美元，不僅紐約的十條分機線路始終處於占線、滿線的情況，設立各地分台後，才稍解這個現象，也因為「台灣之音」過於轟動，國民黨政府後來也跟著在華府設立了「寶島之聲」。張富雄說，當時在緊急情況下，曾經同一日更換節目五次之多，當年也經常在半夜三更被台灣的長途電話叫醒，得到消息就立刻開始製作節目，有的時候一天睡不到兩小時，兩夫婦異口同聲地說，「現在回想起來都有點不相信自己當時是怎樣熬過來的」。

雖然「台灣之音」遠在美國，但楊宜宜坦言，一家人的行動被國民黨派遣的特務給盯上了，不時可以看到留著平頭的黑衣人在家門前走動；後來，美方ＦＢＩ也向張富雄表示關心，請他說明「台灣之音」是否有秘密組織在背後支持。最慘的還是因為採訪新聞，與島內政治團體還有剛出獄擔任黨外總幹事的施明德聯繫而上了黑名單，十七年回不了家鄉，楊宜宜說道，「我以為我一輩子都回不了家」。

任務圓滿劃下完美句點

原本是一對攜手共赴美國就讀的留學生夫婦，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意外地參與台灣的民主運動。楊宜宜表示，她從沒想過會在歷史留名，也沒想過對台灣民主運動有任何貢獻，年輕的她對政治更是一無所知，當「台獨」一詞出現後，她還曾心生「台灣怎麼能獨立」的想法，只是單純地盡著台灣人的本分。

楊宜宜認為，「重要的倒不是我們或台灣之音有沒有被忘記，而是台灣的歷史、我們自己的故事不能被遺忘。」她很欣慰台灣走向民主之路的一小段關鍵性歷史沒有成為空白，「台灣之音」完成了它的歷史性任務。

「台灣之音」最後會慢慢結束，最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因素是一九七九「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黨外人士被捕，全部都消音了，整個運動就沈寂下來；第二個因素，是因為楊宜宜的父親生病，她到日本照顧父親，所以有一段時間整個工作就由張富雄一個人獨自支撐；第三個因素，是一些台灣人或社團經營的海外報章雜誌的出刊，如《亞洲商報》、《美麗島週刊》的復刊以及《台灣公論報》等，要得到台灣的消息就沒有以前那麼難，而且緊迫性的事件也少了。

所以起於一九七七年終於一九八二年，「台灣之音」時代性、歷史性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告一個段落。在那年競選正式開跑前的關鍵時刻，美國「台灣之音」打進黨外助選團總部的一通電話，催生了島內外民主運動合奏的序曲，也見證了非常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