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合報的趙建銘賣巨鑽案、陳文茜的總統出訪私運案，到金恆煒在民視被毆案，台灣媒體的嗜血、惡性競爭甚至造假胡謅的荒謬景象，已經到達爆發臨界點，整個社會因為媒體偏頗、立場鮮明的報導，讓閱聽眾呈現兩極化的撕裂邊緣。這種「新聞公害」，台灣至今沒有學者進行過系統研究，也沒有任何學者嘗試結合法律、哲學與運動性，進行深入探討。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林元輝認為，如果在法律實務界，依舊還是放任媒體藉著「新聞自由」名義，進行對閱聽眾無所不用其極的「侵擾」，台灣好不容易才達成的第一波民主化，將可能毀於一旦。林元輝希望針對這個「新聞公害」現象，啟動台灣的第二波民主化運動，「將自由權，從現在的媒體手中，重新歸還給一般人民」。

若橫行　人權將遭蹂躪

林元輝在剛剛出版的《新聞公害的批判基礎－從涂醒哲舔耳冤案新聞為主例》研究報告中，經由大量的資料彙整研究歸納，首度揭露出台灣的新聞「公害」戕害社會的嚴重程度，甚至司法救濟機制完全無法發揮「監督」績效的尷尬。林元輝解釋，將新聞視為一種「公害」（Public Nuisance），是從歐美國家人民普遍擁有的「環境權」所衍生而來的概念，「公害」原本侵擾的是屬於人類生活環境的健康，而新聞的公害則將直接的人體侵擾轉化為抽象的道德式侵害，「如果新聞『惡招』任其橫行而無從改善，可能會導致人權遭到蹂躪，社會無可信的資訊、獲知、受教、議論、娛樂甚至文化傳承，都會喪失憑藉，社會難免崩解」。這是新聞公害，可能對台灣整體環境造成創傷的一種危機。歸納目前台灣新聞公害的類型，大致分為過度報導、刻意渲染、粗率鑄錯、侵犯隱私，甚至膽敢造假，以至於成為「媒體殺人」。

搜尋台灣現存文獻，最早將新聞定義為「公害」的，是一篇一九七五年聯合報刊載引用，由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宇野精一所撰寫的〈亞洲的危機和新希望〉一文，文中寫道「今日的日本，大眾傳播界的墮落情形，是眾所週知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對中共和北韓所做的報導，把壞事加以隱諱，這就是所說的『公害的報導』。這些公害報導發生的原因，有的是受了『新聞勞聯』－新聞勞工聯合會－的壓迫，有的則是記者本身的自甘墮落。使他們應該做公正報導的，在潛意識上，失去公正，那些顛倒是非的報導，透過銷路極大的報紙，收視率很高的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加以傳播，實在令人憂心忡忡。」林元輝認為，這篇論文的觀點，即使對照今天的台灣媒體，也非常的適用。

引述語　須盡查證責任

既然台灣的媒體報導，某種程度上已然成為一種公害，人民基於生存權的考量，對於破壞「環境」的新聞業，應該有透過司法救濟的管道。但是，很遺憾的，經過案例的調查歸納，林元輝認為，目前台灣的法界，依舊沒有「道德勇氣」向媒體開刀。「以涂醒哲舔耳案來說，事情發展到最後，涂醒哲控告了李慶安等當事人，卻對惡意報導的聯合報等媒體，輕輕放下」，林元輝認為，涂醒哲冤案是台灣新聞史上，從一九六一年的「公圳分屍案」之後，由媒體造假新聞冤案的最嚴重案例，當年公圳分屍案也是因為聯合報造假報導，讓清白無辜者受盡磨難。但是，涂醒哲案發展到最後，竟然對聯合報還是「輕輕放下」，沒有繼續追究媒體在這件惡意報導事件上面的過失，林元輝覺得這是個遺憾，據他側面了解，原本涂醒哲「是有想要告聯合報的打算，但是後來還是被長官壓了下來，可能是陳水扁總統的意思」。

林元輝認為，涂醒哲沒有針對媒體控告，除了背後交錯的政治考量之外，也與目前台灣司法界，對於媒體報導「重源輕流」無法、無心管制的一種心態有關。所謂「重源輕流」簡單的說，就是目前媒體界大部分人認為，「只要是引述別人說過的話報導，就沒有責任，跟我無關」。事實上，媒體在引述他人講話時，「也必須盡到新聞查證的基本責任，不能有聞必錄，這是新聞採訪學的基本道理」，林元輝覺得，台灣媒體似乎已經不把這些查證當做正常程序，而在司法領域，也罕有人針對媒體的這種惡質控告成功的。「非常耐人尋味的是，涂醒哲沒有告媒體惡意報導，反而後來開記者會想抹黑涂醒哲的立委楊富美，控告了所有引述她所說『涂醒哲在辦公室做不該做的事』的所有媒體，這實在很諷刺」。

知權力　是真相非謊言

「新聞公害造成的損傷，多半落在隱私權、名譽權、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的衝突解決上，一般來說，除非被報導人的隱私和名譽受到嚴重傷害，一般人不會輕易對媒體採取法律行動，即是依法追訴，台灣的法院往往過度詮釋新聞自由，難以有效節制惡意的錯誤報導，和恣意的過度報導。而一些社會運動團體，往往一廂情願希望新聞媒體支持，所以都採取配合媒體的態度，對錯誤報導也委曲求全，導致新聞媒體一向居於強勢地位」，林元輝分析，這也是台灣社會缺乏對媒體制衡力量的源頭。但是，司法單位在其中的尷尬上，也必須負一些責任，林元輝說，台灣的法院往往沒有充分認知到，自己是「守護社會的關鍵角色」，在新聞公害的惡例上面，可能「連補償個人受損的功能都無法發揮」。尤其是現代的司法制度，將法院「定位在不告不理的中立被動立場，任何不當報導所造成的刑事損害，多半屬告訴乃論，而民事賠償也需要被害人主動提出，一般公眾對這些受害意識不夠強的話，對新聞媒體根本沒有約束力」。

林元輝認為，目前台灣一般公民在接收新聞資訊上，對自己的權利意識明顯不夠，無法體會新聞公害所傷害的不只是被報導的當事人，也同時損害了民主國家公民知的權利。「就像是早期單純地以『妨害私人』的法理態度處理環境汙染事件，不足以應付環境公害問題。而防制新聞公害，也不可能像現狀一樣，只是持續地以維護個人基本權益為訴求，新聞公害侵損的權利標的顯然應該他覓」。他分析，新聞工作者常常否認有新聞公害這個事情，主要的說辭不外乎是「民眾想看」以及「嚴守真實」兩個說法。事實上，「這兩個擋箭牌，其實是兩回事，互相抵觸，因為如果報導的是假造的，即使再精采、閱聽眾再想看，仍然是假的，仍然不該報導。」林元輝說，「新聞業者常常掛在嘴巴上面的民眾『知的權利』其實是『知道真相的權利』，閱聽眾得知謊言和偽造，根本不算是權力」。

總動員　改革媒體亂象

「現今的台灣社會，新聞報導已經變成不可信，甚至每天都在誤導民眾對這個社會環境的認知，引發閱聽眾錯誤的決斷，轉化成社會生活的新風險，這是今天台灣變成『風險社會』的典型病症」。例如，美國報業一百年前介入政黨惡鬥，一九○一年四月十日，紐約新聞報晚刊的社論，以抨擊當時的麥金萊總統，寫道「如果擺脫壞制度和壞傢伙只剩下殺人一途，那就需要有人來動手！」當時正是美國報業「黃色新聞」的黃金時期，報業介入政治惡鬥的程度非常深入，紐約新聞報這篇公然煽動刺殺總統的社論，引起美國社會動盪不安，結果真的引發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刺殺總統成功，兇手行兇的時候，口袋裡面正放著紐約新聞報這篇社論。林元輝認為，台灣的新聞公害亂象如果持續走下去，社會道德與司法制衡力量沒有繼續成熟，美國一百年前的媒體亂政醜像，可能會悄悄降臨台灣。

「台灣人爭取了幾十年，終於爭取到了民主化改革，但是這些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權，卻在民主化之後，落入強勢媒體手中，台灣人依舊沒有完全的民主」。林元輝說，台灣必須啟動「第二波民主化運動」，重新「將民主自由的權力，從媒體的手中爭取回來」。「改革媒體的他律運動必須祭理，也需祭力，無論何者，都需要全民參與。因為依照『第四權』理論，自由的主體在民，媒體只是受民委託。此刻新聞公害頻傳，就是因為自由已經被媒體這個受委託者所奪，公民絕對有權力要求媒體歸還人民自由，也唯有全民參與，才可以制衡媒體這個『惡僕』」。但是，要真正達到媒體改革，除了公民力量的參與之外，林元輝還是期待，媒體人自省的力量出現，集體之力對抗目前新聞界「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基層媒體人集合起來對抗媒體老闆唯利是圖、介入政治鬥爭的手段，但是觀諸台灣媒體界生態，這個動作，恐怕目前依舊無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