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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耳烏龍案週年 涂醒哲為同性戀叫屈
涂醒哲從事愛滋病防治工作，對被抹黑成同性戀者，並不以為侮，但他對李慶安藉著打擊、歧視同性戀來打擊他，卻深深不以為然。
舔耳案至今已滿週年，回顧此事件，令我難忘又難過。這件烏龍事件，整整佔據各大媒體版面達多日，而李慶安以連續劇的方式每天播出新劇情，媒體再配合炒作，結合政治、色情、同性戀等誇張的內容，劇情張力十足，曾騙得台灣人團團轉。
如今，我控告李慶安誹謗的民事官司還在法院進行中。回想當初李慶安的咄咄逼人，絕非檢察官事後認定的「這是一場誤會」，而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李慶安選擇同性戀為題材，做為提升劇情張力的手法之一。
◆李慶安濫用同性戀刻板印象
同性戀者雖然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台灣仍然是一個隱諱曖昧的議題，以同性戀作主題，多少可以引起人們的竊竊私語，以及更大的想像空間，比起異性戀的性騷擾，同性戀的性騷擾可以引起媒體更多的興趣報導，也可以在民眾心中造成更大的道德瑕疵。
由於我多年來從事愛滋病防治，在台灣可說是愛滋病防治的先驅之一，是最早在台灣大學開愛滋病防治課程的老師，也是第一個防治愛滋非官方團體（誼光）的創始人，更到全國各地做過幾百場演講，曾上過李慶安主持的電視節目暢談愛滋病防治問題。由於愛滋病與同性戀者密切相關，可能李慶安也想當然爾，認為我「應該」是同性戀，也認為社會大眾一定會像她一樣，認定我「有問題」。此案雖無實證更無查證，她卻認為一定可以抹黑成功。
我從事愛滋病防治工作，對被抹黑成同性戀者，並不以為侮，但對李慶安藉著打擊、歧視同性戀來打擊我，卻深深不以為然。我覺得這對同性戀者而言，也是很不公道的做法，這種「性騷擾女性就很不應該了，竟然性騷擾男人」的抹黑伎倆，正足以顯現其心思的不正，如果不是蓄意，是什麼呢？
◆丁瑞豐李曾教他出國散散心
由鄭可榮先生所提出的陳情中所寫的性騷擾過程細節，包括兩個男人脫衣、擁抱、放浪形駭以及其間的一些用語，也讓人誤以為那是一個同性戀者的性派對。加上壹週刊及一些媒體推波助瀾，以連續劇動畫方式，將此烏龍事件描述得好像色情片一樣。
李慶安在烏龍事件中，宣稱當天ＫＴＶ有很多證人，可以證明我有去過ＫＴＶ，發生性騷擾事件，但事後不但沒有一個證人陪同李慶安及鄭可榮出來記者會，反而躲躲閃閃，李慶安還說是政府讓他們「不敢」出來作證。當時我幫忙呼籲，只要當天在ＫＴＶ的客人或老闆能出來作證，確認我有去，我馬上辭去現職。
丁瑞豐後來被媒體找到，說出模稜兩可的話，以及徐群英在台北市警察局地下室由警官陪同下接受台視記者訪問，說出很確定的話，造成我名譽重大的損害，我也依法提出告訴。該案未明時，我曾經請求檢察官限制丁出境，因為此案李慶安的目的在羅生門，如果讓丁瑞豐溜出去，則傳訊不到，會使案情拖延，最後一定不了了之，成為一個各說各話的局面，我會更百口莫辯。
果然不出所料，有消息傳出說當丁瑞豐打電話向李慶安說明當天去ＫＴＶ的不是我時，李慶安不但不聽「證人」的話，還教丁瑞豐出國去散散心。如果丁瑞豐離境，該案只剩鄭可榮一位當事人的說辭，可信嗎？李慶安為何反而要丁出國呢？這不是很奇怪嗎？說沒有蓄意誹謗？那是什麼呢？
◆台灣人應努力破除媒體公害
試問，如果李慶安真的握有「證據」，例如那天在ＫＴＶ的錄影，或我進出ＫＴＶ的畫面，或有人錄到我的聲音，或......更有力的證據，李慶安會放過我嗎？老早就一槍斃命，哪會要留到十月一日才用連續劇的方式，逐漸抹黑呢？這種伎倆其實是「曾參殺人」，將謊言一再重複加上媒體配合，如此羅織，從國民黨威權執政多年的經驗中，李慶安相信對方必死無疑。
李慶安烏龍事件，媒體絕對佔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力，沒有媒體的參與，主動或被動配合，這一個以攻擊政務官的私德而要求下台的戲碼不會這麼生動、聳動。媒體在此事件的表現，整體來講，非常讓國人失望，已淪為李慶安等人的「私器」。
此一烏龍事件，稍有良知的媒體人一定自覺慚愧，我的受害能喚起媒體的良知及反省，也是美事一樁。可惜的是，少數媒體似乎並無自我反省的能力，在過去的一年來仍然一再發生說謊、誤導或公器私用的情事。此舔耳案的媒體效應（名列去年重大新聞事件），讓國人深切體會到，媒體是國家的亂源之一。
媒體欠台灣人一個公道。某些媒體在舔耳案中的用字造詞，極盡不客觀的能事，已經超過唯恐天下不亂的境界。這種媒體，我還是期待它們能自省、能改進，否則就如同我當年所說的，我不會對其他媒體提出誹謗的告訴，但對壹週刊及聯合報系，我還要聽其言、觀其行，在民事處分於法定期間內，仍可隨時起訴，以替台灣人民爭一個了解真相的權利。
媒體操控輿論到這種地步，人民一方面覺得媒體是亂源，一方面又受其左右，相信其內容，這也是台灣人的悲哀。我也再度承諾，所有賠償金額，扣除法律相關費用外，將全數捐出，以防制媒體的公害，以提振台灣人的覺醒。
（本文作者為前衛生署署長）
如今，我控告李慶安誹謗的民事官司還在法院進行中。回想當初李慶安的咄咄逼人，絕非檢察官事後認定的「這是一場誤會」，而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李慶安選擇同性戀為題材，做為提升劇情張力的手法之一。
◆李慶安濫用同性戀刻板印象
同性戀者雖然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台灣仍然是一個隱諱曖昧的議題，以同性戀作主題，多少可以引起人們的竊竊私語，以及更大的想像空間，比起異性戀的性騷擾，同性戀的性騷擾可以引起媒體更多的興趣報導，也可以在民眾心中造成更大的道德瑕疵。
由於我多年來從事愛滋病防治，在台灣可說是愛滋病防治的先驅之一，是最早在台灣大學開愛滋病防治課程的老師，也是第一個防治愛滋非官方團體（誼光）的創始人，更到全國各地做過幾百場演講，曾上過李慶安主持的電視節目暢談愛滋病防治問題。由於愛滋病與同性戀者密切相關，可能李慶安也想當然爾，認為我「應該」是同性戀，也認為社會大眾一定會像她一樣，認定我「有問題」。此案雖無實證更無查證，她卻認為一定可以抹黑成功。
我從事愛滋病防治工作，對被抹黑成同性戀者，並不以為侮，但對李慶安藉著打擊、歧視同性戀來打擊我，卻深深不以為然。我覺得這對同性戀者而言，也是很不公道的做法，這種「性騷擾女性就很不應該了，竟然性騷擾男人」的抹黑伎倆，正足以顯現其心思的不正，如果不是蓄意，是什麼呢？
◆丁瑞豐李曾教他出國散散心
由鄭可榮先生所提出的陳情中所寫的性騷擾過程細節，包括兩個男人脫衣、擁抱、放浪形駭以及其間的一些用語，也讓人誤以為那是一個同性戀者的性派對。加上壹週刊及一些媒體推波助瀾，以連續劇動畫方式，將此烏龍事件描述得好像色情片一樣。
李慶安在烏龍事件中，宣稱當天ＫＴＶ有很多證人，可以證明我有去過ＫＴＶ，發生性騷擾事件，但事後不但沒有一個證人陪同李慶安及鄭可榮出來記者會，反而躲躲閃閃，李慶安還說是政府讓他們「不敢」出來作證。當時我幫忙呼籲，只要當天在ＫＴＶ的客人或老闆能出來作證，確認我有去，我馬上辭去現職。
丁瑞豐後來被媒體找到，說出模稜兩可的話，以及徐群英在台北市警察局地下室由警官陪同下接受台視記者訪問，說出很確定的話，造成我名譽重大的損害，我也依法提出告訴。該案未明時，我曾經請求檢察官限制丁出境，因為此案李慶安的目的在羅生門，如果讓丁瑞豐溜出去，則傳訊不到，會使案情拖延，最後一定不了了之，成為一個各說各話的局面，我會更百口莫辯。
果然不出所料，有消息傳出說當丁瑞豐打電話向李慶安說明當天去ＫＴＶ的不是我時，李慶安不但不聽「證人」的話，還教丁瑞豐出國去散散心。如果丁瑞豐離境，該案只剩鄭可榮一位當事人的說辭，可信嗎？李慶安為何反而要丁出國呢？這不是很奇怪嗎？說沒有蓄意誹謗？那是什麼呢？
◆台灣人應努力破除媒體公害
試問，如果李慶安真的握有「證據」，例如那天在ＫＴＶ的錄影，或我進出ＫＴＶ的畫面，或有人錄到我的聲音，或......更有力的證據，李慶安會放過我嗎？老早就一槍斃命，哪會要留到十月一日才用連續劇的方式，逐漸抹黑呢？這種伎倆其實是「曾參殺人」，將謊言一再重複加上媒體配合，如此羅織，從國民黨威權執政多年的經驗中，李慶安相信對方必死無疑。
李慶安烏龍事件，媒體絕對佔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力，沒有媒體的參與，主動或被動配合，這一個以攻擊政務官的私德而要求下台的戲碼不會這麼生動、聳動。媒體在此事件的表現，整體來講，非常讓國人失望，已淪為李慶安等人的「私器」。
此一烏龍事件，稍有良知的媒體人一定自覺慚愧，我的受害能喚起媒體的良知及反省，也是美事一樁。可惜的是，少數媒體似乎並無自我反省的能力，在過去的一年來仍然一再發生說謊、誤導或公器私用的情事。此舔耳案的媒體效應（名列去年重大新聞事件），讓國人深切體會到，媒體是國家的亂源之一。
媒體欠台灣人一個公道。某些媒體在舔耳案中的用字造詞，極盡不客觀的能事，已經超過唯恐天下不亂的境界。這種媒體，我還是期待它們能自省、能改進，否則就如同我當年所說的，我不會對其他媒體提出誹謗的告訴，但對壹週刊及聯合報系，我還要聽其言、觀其行，在民事處分於法定期間內，仍可隨時起訴，以替台灣人民爭一個了解真相的權利。
媒體操控輿論到這種地步，人民一方面覺得媒體是亂源，一方面又受其左右，相信其內容，這也是台灣人的悲哀。我也再度承諾，所有賠償金額，扣除法律相關費用外，將全數捐出，以防制媒體的公害，以提振台灣人的覺醒。
（本文作者為前衛生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