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聲說,認「真」活了半個世紀,很弔詭的常常為價值觀所累,為生命定位所苦。幸運的是三十年來,有件事是唯一未曾改變的,就是透過鏡頭看人,怎麼看人?為何是這樣的一個人?
走有如生命記事的生活照,各種人物穿著婚紗或其他服飾出現在各種場合。一對新人站在老教室的黑板前,孫中山的紀念像、板擦、粉筆、課桌椅交織成記憶歷史時空,黑板上粉筆寫著「三年一班 吳芬玲林文正」,名字中間的心形樸拙可愛。
林聲說,這對新人小學同班同學,歷經青少年到成年不曾有過情感,一直到男的出國留學回來,兩人在同學的婚宴相遇燃起愛情的火花,因此他們回到事件現場見證拍攝。
「拍人物傳記攝影必須加入導演的成份,純粹的報導攝影沒有導演,拍人物如何透過導演加重故事的意象。因此,你必須讓你技術和策略變成工具,去捕捉你的意念。」七、八個大學生圍著林聲,聽他闡述人像攝影的理論,並且檢討每個人的拍攝作品。
課後,有一對新人來找,林聲彷彿與老朋友聊天,聆聽與探問他們認識的故事,一邊討論一邊建議拍攝地點和重點。了解每對新人故事,是林聲的例行工作,是他發掘見證婚紗影像美學的基礎,也是他對婚紗樂此不疲的動力。
◆他一直都喜歡拍人
牆上有對新人站在鄉間的農舍前,幾個孩子在鏡頭前作鬼臉,稍遠有一間農村舊廁所,瞬間掌握鄉間情事的動態。四張連續照片,拍出男女相依、背對、或靠或離的姿態,傳達都會人時近時遠的情感樣貌。一對穿著軍裝男女,兩人一前一後分立,背後圍牆有如監獄,兩人面露冷漠疏離的神情。一對穿著花衣男女相擁並行,女的突然高腳飛踢,背後牆壁書寫大字「老公!我愛你。」
傳說有個宜蘭頭城漁夫經過,看見圍牆那對著軍裝冷漠表情的照片,跑進來說:「我要拍那一張,下個月我要結婚,我老婆是越南來的,跟她沒什麼感情,我要拍那樣子。」很多新人經過他的櫥窗前,被他的故事照片吸引走進來,也有已經拍了婚紗照,又決定找林聲重拍。因為,林聲將每對新人的生命故事拍進婚紗照中,讓單調僵化的唯美婚紗照融入個性化的姿態、場景和故事。
林聲說:「就攝影職業,拍婚紗是比較能夠生存的方式。如何在商業化的婚紗攝影走出攝影藝術,表現更獨立思考的攝影意象。作個比喻,假如我出生在一個賣菜家庭,我不想臣服一般市場賣菜叫賣的形式,我想販賣營養的概念給顧客。結婚是榮耀、莊重、神聖的時刻,如何讓結婚攝影變成一個見證,透過結婚的剎那去見證那一刻的喜悅。台灣婚紗竟然出現格格裝、鐵達尼號,結婚在台灣搞成那種搔首弄姿的樣貌,現在上海也在燃燒這種台灣婚紗文化。」
「人是善變的,尤其是面對不同時刻與心情,攝影師要能去閱讀人在善變中的心情。攝影師不只是用眼睛看外在,也要用心去看內在的心靈,包含身、心、靈、意。因此,我在拍照時感到很過癮,因為有太多的可能、變化、不同、感動和觸動,於是影像的表現與張力有很多可能性的發展,所以,我一直喜歡拍人。」
◆看存在主義生了病
林聲童年面臨家道中落,幾乎淪為童工,幸虧在達達影視工作的大哥給他學徒工作機會,他白天工作晚上唸書。林聲懷念的說:「第一代的廣告人的功夫非常扎實,不論在美工、編導等非常卓越,我受到傳統學徒嚴格要求的訓練,經過多年後回想,我才明白現在的各種專業能力,都是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讀攝影科時,新潮文庫是讓大專生心靈燃燒的書籍,林聲也進入存在主義的階段,崇拜王尚義式悲情美感,他閱讀沙特、卡謬、齊克果等書籍。他說:「那時候感覺像是嗑藥,不知道要去拒絕,也不覺得有拒絕的必要。記得高一的時候我在學校昏倒,面臨生死交替,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上面在上課,我在下面看存在主義的書,雖然那時候對『存在』『空虛』一知半解,卻有很深的感觸,覺得自己顛沛錯亂,也許是那個時代的氛圍的移情作用。」
診斷病因的結果,認為是因精神與肉體長期耗損造成腦膜炎,醫生囑咐林聲不要再看存在主義的書。也許他是台灣第一個閱讀存在主義得到腦膜炎的患者。後來他看了赫曼赫塞寫《流浪者之歌》,從此他的志願從當哲學的攝影家轉向作家,住院三個月後他回鄉下療養。
這段時間,林聲開始接近台灣土地,他沒有錢過著悠哉的流浪生活,於是選擇到處打工的生活。打工兩年生活中,他刻意選擇社會邊緣或者重勞力的工作,在太陽下穿著短褲製作明礬,忍受硫酸製作的焦熱,到下層酒吧當保鏢,在刀光劍影中度日,四處擔任學徒工作,在極端的生活與工作中,逐漸讓他脫離存在主義的情緒。
◆月薪千元寧為學徒
當兵是另一個階段的成長,林聲重新面對社會的階級、權力和鬥爭,他也從中在反思存在主義,重新反省權力與意志的人際關係。雖然當兵是消耗體力的無聊生活,事隔多年,他反而覺得那種過程是自己生命成熟的一部份,但他也注意到國家的僵化與虛偽,他擔任文書工作每天抄寫假資料,甚至連輔導長的政戰日記都由他代寫,看盡軍隊對國家人民盡忠的虛假,徹底對國家認同感到幻滅。由於他對部隊的反感,更加深他對社會的反叛意識。
一九七八年間退伍後,林聲尋找一個小婚紗館,可是沒有一家相館願意收二十四歲的人當學徒。他抱持著全力以赴的態度,願意以低學徒低工資,向老闆提出一個月一千元的工資,不到一年,他對當時僵化的攝影風格感到厭膩,反抗意識又發作了。接著他去應徵業務員,面試時總經理問他:「有沒有機車?」他說:「沒有,有腳踏車,腳踏車和機車跑業務有差別嗎?」結果他從一百多個競爭者中被挑上。他開始猛K業務高手書籍,結果連續三個月業績第一名,第四個月升業務主任,不久他又厭膩,雖然老闆再三挽留,但是他依然決定回到攝影。
二十六歲林聲開始創業,發現當老闆與當攝影師不同,不過,在攝影風格上他追求比較「有意識而自在」的影像。他的反抗意識依然如舊,若有新人批評他的攝影,當場他拿出大剪刀將照片剪成兩半,把錢退給對方說不幹了。
◆婚紗攝影頂尖人物
一九八六至八八年間,林聲創造「油畫攝影」風格,將婚紗攝影帶入比較自由個人色彩風格,也成立台北攝影家協進會,第一次他感受可以改變當時婚紗攝影的風格與產業結構。二十八、九歲,他成為婚紗攝影師的頂尖人物,四處辦研習營講課,舉辦婚紗攝影展,帶動婚紗攝影的新趨勢。相對的,權力、光環、地位和金錢帶來腐化,他的生活也開始陷入種種危機中。
一九八八年社會運動風潮,帶給林聲新的影響,當他面對政治與改革運動,參與街頭運動,尤其鄭南榕的自焚帶給他悲憤的震撼。他說:「雖然我不是核心份子,很浮面地參與運動,在街頭攝影中,讓我重新反省影像代表生命,重新反思土地與生命的關連。」這時期他對僵化制度與特權的反抗意識仍然依舊,參與社會運動與攝影,變成他發洩他過去所拍攝政商菁英貴族的精神壓抑。
由於性格剛烈得罪很多人,當情治記者等想以特權拍照免費時被他拒絕,引來查稅危機,林聲的公司家產被查封,他被列為國家重要經濟罪犯。從此數年間,他沈淪在頹廢的酗酒狀態,他的心靈沈沒在社會底層。
後來,有企業家識其才氣出資開設婚紗公司「自然主義」,林聲開始接納社會的溫情,也認同朋友的情義,但是面對商業化婚紗攝影,不得不以商人角色去經營,他依然感覺矛盾和衝突。三年後公司經營不善倒閉,虧損六七百萬後,他才真正認清自己「不配作商人」,難得是投資者不責怪他,反而安慰他說:「你是典型的專業者、藝術家,你還是走你自己的路,只是你是藝術家的行為要有節制。」但他又開始喝酒了,每天晚上七、八點一直到清晨二點、三點。
◆《孩子!別哭泣》
也許沈淪到底層後,出現物極必反的現象,林聲承認,當時經常在悲憤之餘有厭世的衝動,但是他做不下去。他一度情緒不好遠走花蓮,女友擔心報警防範他去自殺,害得花蓮縣警察通報注意海邊有人自殺事件,結果他跑去找經營民宿十二橋的周木喝紅酒聊天,過兩天無牽掛的日子。近幾年,他看到周木逐漸在花蓮落地生根,他開始想移民花蓮。
一九九九年林聲竟然信了基督教,林長老和他大姊的長期關懷帶給他啟示,於是他又重新出發創辦「黃金印象」,他釐清新的生命策略與思想。他的策略是「對社會不採取對抗,重新接納社會。」。二○○○年他對教會奉獻,義務為花蓮黎明教養院拍攝病患照片專輯《孩子!別哭泣》(黎明之光︱林聲攝影集)。
「看林聲拍攝這些身體有著多重障礙朋友的作品,似乎可以讓我們看見多重的『鏡中鏡,窗中窗』。」攝影學者吳嘉寶的文章中說。「我看林聲紀錄孩子的作品中,早先總是有一種社會觀點以及他記錄事物的習慣,但後來變得自由起來,超越了早期的觀看。」花師美教系副教授潘小雪,也這麼寫道。
攝影集的林聲自序〈以有限創造無限的存在〉:「認『真』地活了半個世紀,很弔詭的常常為了『價值觀』所累,『生命定位』所苦。幸運的是三十年來,有件事是唯一未曾改變的,就是透過鏡頭看人,怎麼看人?為何是這樣的一個人?似乎在鏡頭小框的侷限內,更能發現靈魂的深度和神奇。就像在電影院內,你自然會很敏感專情地投入劇中的關鍵時刻及角色;嚴格來講︱拿掉框框,我會瘋掉!」
◆凝視人的攝影職業
林聲一直想要擺脫存在主義的夢魅,他只有專心投入鏡頭的凝視而忘我,專心投入別人的故事而離我,因此他選擇專注在「凝視人」的攝影職業。經過三十年的凝視「人的存在」,他慢慢將「自我」叛逆性格從反抗社會的意識中轉化,轉向社會的整體存在,重新肯定生命的意義。
將叛逆轉化成對理想的堅持,林聲深信他的婚紗攝影經過一百年後,會散發出歷史的意義,不僅對當事人的後代,甚至對台灣社會婚姻史勾勒一幅眾生生命的歷史巨像。
08a.jpg 林聲「婚紗見證攝影」美學,是希望回到當事人珍惜的生命時刻拍攝,日本新郎由利正中和台灣新娘陳慶珮認為台北街景很美很有趣,因此冒著冷冷秋雨在車流中拍照,因為這是真實的台北也是他們相戀的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