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我最近以來，時常對人類能夠昇華到集體生存法則的境界，感到心嚮往之時，我忽然看到報紙有一則訊息，指彭明敏先生（長久以來，台灣人為了敬仰這一位民主前輩，皆尊稱他「彭教授」），將在週日（六月十四日）有一場新書發表會。這一則訊息令我非常興奮，因為彭教授在一九六四年與兩位學生，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旋即被捕、引發國際震撼、釋放改為軟禁、閉關五年刻意低調、易容化裝逃亡至瑞典，這一段轟轟烈烈的故事，簡單的說，就是台灣人少數能夠將個別生存法則拋諸腦後，而直接昇華至集體生存法則的典範。基於這樣的認知，彭教授要將他當年逃亡的過程，在新書中有所補充說明與交代，我就覺得是一場特別有意義的發表會，而決定在隔天去現場感受一下特別的氣氛。
週日早上，我在念研究所的女兒，正準備要搭車回返新竹學校，我告訴她下午要去彭教授新書發表會現場，她眼睛一亮，說：「哇真好，也幫我買一本書回來，我想看」，這樣的對話，更令我覺得欣慰。女兒和我之間，我們有著兩代相隔的差異，也有相知相惜的可貴元素。但這一兩年來，她時常流露一種對我們這個世代，感到不能充分理解的困擾與困惑，則時常令我內心隱隱作痛。女兒有時候會很小聲問我：「阿扁到底怎麼了？」我通常多無言以對，因為我知道她並不是單純在問一般人常掛在表面的，「阿扁到底有沒有貪污」，這種很飄浮的問題，而是更深沈的，「你們這個世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的大哉問（我的女兒在攻讀社會與文化學）。現在她很想拜讀一下彭教授的新書，這顯示她和我一樣，也試圖要在台灣人的困惑時代中，去尋找某一種可以協助解惑的典範；或者說要在貧血的年代中，找尋可以補充養分的可能。
我在週日下午，按照報紙所揭示的時間，提前十分鐘抵達會場，會場已經爆滿，人聲鼎沸。彭教授是在一九九二年，從流亡二十多年的國外回到台灣，不久之後，我就和他熟識，也一路見證他這十多年的政治活動，因此坦白說，週日那天的會場氣氛，其實比他一九九六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時，來得熱絡。我一方面在想，這或許和大家內心，都有共同的困擾與困惑，亟待找到岀路有關。我在會場買了五本書，另外三本是要送給在經營企業的好朋友，他們在事業忙碌之餘，也常會看時代好書，而因為我的關係，也認識彭教授。不管如何，買書真的是一件快樂的事；我當然也知道彭教授辦公室在事先，其實有寄書送給不少朋友，沒有寄給我，但我一點也不以為意。我知道很多人有大頭病，但在這一方面，我比較像日本的金美齡女士，是可以輕易加以超越的──大約是二○○一年的夏天，我應日本一個台灣人醫師團體之邀，赴東京演講，當時聽說有獨派團體，因為主辦單位未事先和他們協商，而感到不受尊重，就群起抵制拒絕參加；對我這個局外人來說，我當時的錯愕是可以想見的，但我到了會場，卻發現金美齡已經到了現場，坐在第一排，還特別跟我說：「我是不請自來」，我哈哈大笑，說這和我的性格很像。
對我來說，彭教授發表新書是屬於公眾事務，我自己覺得有意義，當然要「不請自來」。彭教授辦公室事先邀請了一些人，那是他們的行政考量，我為什麼要受限於台灣人的大頭病，自我放棄更高層次的意義追尋？一九九六年彭教授參選總統，他打算發表「新自救宣言」，記者會的前一天晚上，打電話給我說請人代筆的文章，長得像一篇生硬的學術論文，根本不適合，向我求救，要我另寫一篇。我當時也替他著急，就立即取消當晚的約會，在辦公室連夜趕工，絞盡腦汁寫到兩三點，完成了一千五百字的「新台灣自救宣言」。這一篇新自救宣言，在隔天記者會後，重要報紙就全文照登了。我會提到這一段過往，是因為當時我已交代不必向任何人透露是我代筆的，但隔天的報紙仍從競選辦公室獲得「內幕消息」，報導是我幕後操刀。這件事我其實有點介意，因為我並不願意被人說成是一個愛出鋒頭，有大頭病的人，何況看報的人也不知道並不是我去張揚的。那麼，有誤會就去誤會吧，比較重要的是，彭教授的事務能夠順利進行就好。
總之，我和彭教授算是有點親近的。我很樂於親近彭教授，其實和我樂於親近李登輝或黃昭堂，都是相同的，屬於一種我對世代斷層，與人生價值的連結與追尋渴望──就好像我的女兒，對我這個世代，以及她的祖父輩或更早的事務，渴望追尋與理解一樣。他們都算是我的父執輩，也是生為日本國國民的台灣人菁英，如果我不能從他們身上發現更多那個時代的重要元素，我會認為我的人生是有重大缺憾的。我對上一代的歷史與人生記憶，渴望到這個程度：有一天去參加一場婚禮喜宴，黃昭堂先生和我並坐，隔壁桌有五、六個穿著和服的日本女性，我跟黃昭堂說：「我好欣賞那些和服的花色，美極了」，他附在我耳邊說：「和服穿上或卸下時，聽那發出的絲綢摩擦聲音，才令人陶醉呢」，我當場愣了許久，彷彿在荒野中聽到拉赫曼尼洛夫的「帕格里尼主題狂想曲」，就在時光隧道中穿梭起來了；隔了許久，我嘆了一口氣說：「閣下實在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詩人，而不應只是一個台獨運動家。」
我對彭教授也有著相同的感覺，這裡面當然也存在著我對台灣人世代歷史，遭國民黨外來政權抹消切斷的不甘願。我在一九八○年代初，才第一次看到彭教授的前一本書「自由的滋味」，基本上彭教授是一個很擅於說故事的文人，那本書是英文原作，再由旁人翻譯成漢文的，文筆非常好，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作家。而現在這一本書叫「逃亡」，英文書名「A Perfect Escape」，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一點 ，因為我始終認為彭教授的日文、英文或法文，其實都比他的漢文表達能力好。這一點李登輝也差不多，李的「台灣的主張」寫得相當生動感人，又有深度，最原始也是用日文寫成的。「逃亡」這一本書，是當年「自由的滋味」的補遺之作，本文並不長，但對於我們這一代，卻有很重要的歷史提醒，與時代典範價值。我稍為感到遺憾的，則是當天與會人士與發言的安排，一位歷史學者有一些不錯的說明，但時間太短，其餘的談話則較索然。
二○○一年十月，我曾去聽一場李登輝與彭明敏的「世紀對談」，那場景就頗令人感動，也有世代激盪的火花展現（也許電影「海角七號」那種對斷層歷史的追尋，與觸及後的通電感應，可稍加比擬）。我當然覺得這一本新書「逃亡」很珍貴，但這一次為什麼不能找李登輝來出席？或李登輝為什麼不能來？彭教授曾經當過台獨聯盟主席（在美國），也在一九七六年和黃昭堂合出過「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日文），那麼，又為什麼黃昭堂也沒有來？我內心其實有一些些的困惑與感傷，這正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在台灣人長久被「歷史抽離」，而造成生活價值與文化深度的貧血現象中，目前還活在這塊土地的李登輝、彭明敏、黃昭堂這些前輩菁英，可說是台灣人重要的國寶，也是台灣人共同的資產，他們所留下的任何文字紀錄，在未來都將扮演重要的典範形塑角色。有機會與他們見面時，我常會懇請他們寫下完整的回憶錄──李登輝固然已有較豐富的「台灣的主張」，以及國史館為他作的「訪談錄」，但我更希望看到他自己用日文寫作的早年回憶（他的日文表達能力較好），彭明敏與黃昭堂則還可以再寫。這三個前輩都受過很好的菁英教育，文筆與文化深度，也與戰後出生，完全接受國民黨式教育的我們不同。我們這些戰後出生的人，對於一九六○年代或之前的種種，可說是陌生而幾近無知的，那是一個「故事失落」的時代遺憾，台灣人不太喜歡看書，或許也與這種貧血症有關呢。基於此，我對於這些父執輩彼此之間竟也存在某種微妙的心結，就會有一些些的感傷。
怎麼會沒有無聊的心結呢？譬如我就在彭教授的新書「逃亡」的自序中，發現他很突兀的火氣。他說他很感謝當年（一九七○年）協助他逃亡，但「為善不欲人知」的人，「此以美國人居多，例如對我幫助最大的Thornberry牧師」，而對於一些「東方人」，他則很不以為然。書上寫道，那些人「反而僅做了一點事就在我未說明以前便大吹大擂，誇張吹噓」。我看到這一段話，總覺得有點怵目驚心，因為就我們這些晚輩來看，我們總是抱著一種謙卑、歉疚的心情，在閱讀那一段形塑典範的歷史。在那個蔣家政權迫害台灣人如踩死螞蟻般可怕肅殺的時代中，任何「僅做了一點事」（協助彭教授逃亡）的人，其實都是不容易而令我們感佩的。在我四個月前所寫的「欣賞與感恩」文章中，我就曾提到台派必須從陳水扁所代表的詛咒自己人文化困境中走出，開始學習互相欣賞與感恩的文明藝術，但今天看到彭教授似乎也有著某種難以壓抑的火氣，就難免令我感到訝異。
我並不知道彭教授是在斥責什麼人（書上沒有明說），但他所說的「東方人」卻多少可以猜測出來。可是我還是要以一個讀者的立場來說幾句話，按照彭教授新書所描述的逃亡過程，做最多、也對他幫助最大的，其實就是一個「東方人」日本人叫做宗像的，而宗像則是獨盟的盟員，書上雖然有一句「其後李敖吹噓他是幫助我逃亡的大恩人」，但一句對「東方人」的不以為然，總是有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不管如何，將來若我女兒問起我這一句話的意思，我一定會說是彭教授漢文表達能力不是很精確所致，以免橫生枝節。否則按照彭教授這樣的火氣（那一段話其實有點多餘，可能老先生是有一些壓抑的怒氣，無處渲洩吧），難保有一天他也會斥責我，「吹噓」與他的「有點親近」關係；雖然我和他真的「有點親近」，既陪他首次搭國內線飛機（他對國內線有一種恐懼感），去花蓮見識東部景觀，也陪他人生首次赴北海道旅遊（他在日本求學很久，卻沒去過北海道）。
我當然也知道他和日後的獨盟相處關係不佳，也知道他和李登輝近年來也形同陌路，但我卻寧願只記得二○○一年八月，李登輝親自為他慶生，以及同年十月的李彭世紀對談，這些我都有幸參加的美好的回憶。人生是有必要經過一些「價值過濾」的，否則光是應付台灣人習於在小圈圈內，說三道四與惡意中傷的困擾，我們就精疲力盡了，奢談什麼「集體生存法則」。舉例來說，先前我就提到去日本演講那一次，被獨派團體無聊杯葛抵制的經驗；一九九八年，我應邀去美國洛城演講，也同樣被另一派團體在洛城發動抵制，逼得邀我的主辦單位，在全美登廣告發布演說消息，後來來聽演講的，果然有半數以上是外州來的，美國幅員廣闊，讓他們遠道而來，令我非常過意不去──那一次在美國抵制我，我也不認識的人，彭教授新書發表會那一天，就當起貴賓坐在他身旁；如果要計較這些，我們就什麼事也不必做了。
敬愛的前輩們，您們都是我生命中可貴的父親，我自有一套價值過濾機制，就請您們無論如何，留下更多有用的文字紀錄吧。我尤其想看您們受教育的過程，以及您們與漢文或漢文化搏鬥的經驗──大約半年前，彭教授告訴我，他是留學國外回到台大教書，才開始學北京語的，而一直到逃亡時由瑞典轉赴美國，才開始學台語；這樣的繁複經驗，何其不可思議，卻也是台灣人歷史重要的一部分，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又怎麼能夠不去追尋與感受理解？關於一九七○年代以前，那一段我們這個世代最缺乏感受的點點滴滴，都請您們用最擅長的文字，留下感人的故事吧。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