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禮失求諸野」的過程，我們有責任擺脫若干刻板印象或旁人刻意中傷醜化的印象，去發現事實真象──我稱它為「價值真相」，意即從文明價值去判斷真偽，才不會被掌握媒體的既得利益者，牽著鼻子走。舉例而言，我們之中的多數人，現在多已能看出統派媒體的邪惡與威力，但是將近二十年前，當我首先提出「統派媒體」的稱號，以文明價值來檢驗這些統媒，提醒大家防範這種社會可怕病毒時，其實是非常孤單的。以當時的媒體生態來說，人們印象中的「中國時報」才是具有影響力的第一大報，加上它曾有鼓吹自由主義的輝煌歷史，許多本土派菁英因此拼命與它交好，對少數本土派媒體則嗤之以鼻，認為那是較低俗而沒有影響力的媒體。這樣的刻板印象持續了十多年之久，我當時等於是獨排眾議，孤單的提出呼籲，要說是孤軍奮戰也不為過──甚至很多在少數本土派媒體工作的人，也視能夠跳槽到那一家媒體服務為榮。

綠營的政治菁英，與這一家統派大報交情特好的，就是陳水扁與新潮流，而之前我也曾說過，阿扁主宰綠營命脈的時間，長達十二、三年（總統八年，加上他在民進黨獨霸的台北市長四年），可見獨尊某報的效應有多巨大。從這種現象的產生，我也可以想像所謂「高級外省人」，以及「自卑的台灣人」，其間的相互激盪關係。我來談一下自身的經驗：「新台灣」是一九九六年初創刊的，市場上有另一家統派周刊（系出那一家統派大報），而統派大報及統派周刊，常有大量廣告由阿扁任市長的台北市政府發出，「新台灣」則是零。有朋友看不過去，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替我安排一場與羅文嘉的單獨會面用餐（羅是阿扁處理媒體關係的最重要親信，我雖認識阿扁，但當時並不想主動向扁談到廣告事宜）。見面那天，這個年輕的高官羅文嘉，顯然並不把我看在眼裡，多數時間離開餐桌去講手機，坐在我面前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就匆匆離去了。我生平沒碰過這麼有失禮儀的事件，但我聽說他對待統媒高層則是打恭作揖的；我相當驚訝，但並沒有受到羞辱的感覺，反而在對方身上，嗅出一種濃濃的台灣人自卑感，覺得可悲復可憐。

當時的羅文嘉，其實應該靜下心來，好好聽我談媒體生態與文明價值觀的，因為我聽說他和阿扁，在那一段顧盼自雄的風光時日，對本土的自由時報也是不屑一顧的。我認為阿扁對這一家統派大報的痴戀情結，一直到二○○六年，該報有計劃的鼓吹紅衫軍出來倒扁，他才死心的，可惜時不我予；過去阿扁選市長或選總統，這一家統報都是明顯支持扁的競爭對手（深藍陣營），扁系還是死心蹋地愛它，也在資源上大量分配捐輸，真是不可思議的痴戀情結。我在長達二十年，鼓吹抗拒統媒病毒的孤軍奮戰期，其實相當清楚這種本土派菁英的中邪魔咒效應。我在本土派媒體努力經營這些「防疫」概念，最感孤單時，常向朋友笑稱：「本土派中，大概只有我和李永熾教授，能夠免疫」，也就是說，只有少數幾人，能夠不受到「這一家統派大報才是主流」，這樣的病毒侵犯，其他人大概很難拒絕該報的誘惑（報導或發表文章）。

我會特別提到前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因為在二十多年前那個時代，他和我都曾是該統報的常客作家；報禁時代尚無有規模的本土派大眾媒體時，我們已展現在該報發表文章的實力，套一句移民的流行語，我們是有一張可以方便入門的「綠卡」的。而蔣家強弩之末，報禁一解除，我們就轉赴本土媒體開疆闢土，寧受蓽路藍縷之苦，也不願回頭。換言之，因為自身的特殊經驗，使我們得以超越對該統報的情結，更能看清真相。一九八七年，我進入自由時報主編版面，李永熾教授也成為我邀請而來的專欄作家，常有頗具深度的文章發表。談到這裡，這星期發生的一個事件，剛好可以拿來印證我的敘述。幾天前，中國時報一位相當有名氣的前高層高信疆去世，該報用很大的篇幅報導，但本土的自由時報隻字未提，可能是認為敵報的「內部新聞」，不值一提。這其實是本土報的誤會，最起碼也應該有個名人小訊息報導──因為高信疆，也曾在本土報出任過顧問一職，雖然時間只有半年，但總是有點關係，可能是現在的本土報，並不清楚那一段，我覺得可以談一談。

高信疆何許人也？報禁時代，所謂民營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會被社會大眾認為代表「自由派」（另一報聯合報則是軍系色彩甚明的保守派），高信疆就是靈魂人物。一九七○年代，蔣家實施高壓統治，警總是負責監控媒體的恐怖特務組織，因此當時的報紙新聞千篇一律，並沒有什麼看頭；限制只能印一大張半的報紙，真正吸引人去看的，其實就是那半張的副刊版面。我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在該報「人間」副刊發表小說，當時才十六歲唸高一，拜通訊不便之賜，主編只看文章或書信往來，並不知道我的年紀，我初次投稿就被錄用了，從此成為發表小說的常客。一九七三年我唸大學時，高信疆接任副刊主編，他馬上打聽到我，跑到學校找我，鼓勵我多寫。換言之，文化界很多人都是他所一手挖掘或提拔的，但我不是，因此能和他保持一種平等的朋友關係。

高信疆很聰明、講義氣，也很有市場概念。當時聯合報副刊有一群軍中作家撐場，每天都很熱鬧，高信疆就以「市場區隔」理念經營副刊，用自由主義和對手競爭。這一招非常成功，很快就轟動全台，但警總也常干擾，最後都由報老闆余紀忠從中化解。總之，那是「兩大報」時代的競爭故事，就連呂秀蓮也是高信疆挖掘來，寫「海外專欄」鼓吹女性主義，而開始有名氣的。大約到了一九八○年代初，高信疆在掀起風雲之後，被迫離職下台，老闆有給他一大筆離職金（以幣值來算，是現在幾千萬元，甚至近億元，這種大手筆，是本土派大媒體做不出來的）。他在攬大權時，常對窮苦文人挹注金錢，出手相當大方，這種照顧文人的溫暖（雖然是余紀忠給他的權限），恐怕也是本土財團做不來的，常令我很感慨。而下台後的幾年間，少了呼風喚雨舞台，高信疆其實是很落寞的，等於從高空摔落平地。一九八八年，我在自由時報時，為了幫他尋找舞台，我乃心生一計，遊說自由時報聘他當顧問──我那時很清楚余紀忠有一個怪脾氣，只要是他用過的人才，就不容許別人「染指」（所以會給超大筆退職金）。這一招果然見效，半年後，余紀忠就找他回去創辦中時晚報了（任社長），他又找回自己的舞台；而衝著他的名氣，中時晚報一開始就有很多好手加入。

中晚初始辦得有聲有色，然而余紀忠的女兒在當發行人，實質介入，這使得該晚報再也難維持自由派風格，因為這個女兒是堅定反李的新黨信徒，反本土的意識形態，超級強烈（兒子去日報接班，也是堅定的新黨信徒）。第二代介入後沒多久，高信疆又離職了；而我是從他被找回去後，就很有默契的不曾與他連絡，剛好時代也進入統、獨對立的局面，大家正好「各擁其主」，不必連絡，以免尷尬。我會講這一段故事，是要讓那些自卑的台灣人，明白時代是如何走過來的，而我也想告訴大家，所謂「高級外省人」在經營文化事業，是很有一套的；台灣人從二二八事件文化菁英被剷除殆盡後，對文化人就有了嚴重的斷層危機，一方面並不重視，另一方面也常稱斤論兩，文化風雲很難被興造出來。藉此也讓阿扁或羅文嘉等人知道：我們是曾經放棄可以有虛榮機會的超越者，並不像你們那麼井底之蛙──一九七五年，我就曾應高信疆之邀，進入該報副刊幫他忙（副刊就我們兩個人），直到該年底入伍服役，但因此接觸機會，我也更清楚這樣的媒體生態，將是台灣長久的夢魘。

附帶提一個小故事：一九七五年六月，我說服高信疆，讓我在影響力超大的副刊，發表了一篇抗議財團餐廳欺負、恐嚇消費者的短文（約三、四百字），題為「山寨」，這是戰後台灣首次出現，具抗議性質的「社會評論」。此文一出，竟引來超大迴響，讀者來函堆積如山，可見當時社會多像一座被壓抑的火山，只等著爆發（四年後就發生美麗島事件）。我相信這件事相當程度影響了高信疆後來的編輯風格，但該文立即被警總扣上「挑撥社會和諧、製造對立」的帽子，也是想當然耳。不管如何，高信疆有力量時，很會照顧人，這一點誠值得我們本土派學習。

而這個星期以來重要的新聞，就是扁在法庭時的全面崩潰，以及馬英九宣稱他若連任，就要和對岸展開「政治協商」；兩件事都同樣令我們心驚膽跳。阿扁因體會獲釋無望，終於崩潰，這一點令大家都很同情，一個卸任的民選總統，不管怎樣，也相當程度代表了國家的面子，但現在卻被當成豬狗般無情凌辱，在司法人權上說不過去，在民主價值上，也是一種恣意踐踏。然而我最感慨的，乃是被阿扁在獄中猶出書咒罵的謝長廷，在「恩怨不值一提」的情境下，前往牢中探視阿扁的畫面。在我的文章裡，我曾多次提到阿扁難除忌恨謝長廷的心魔，是導致本土政權中斷的一大原因。照理說，當事人謝長廷被扁在當權時欺負、幾乎「害死」的心境，一時之間是很難平復的，現在卻願意前往探視，就必須擁有相當不容易的超越功力。我記得往昔我和阿扁總統見面時，時常會提醒他放棄忌謝情結，我最常抬出的說辭是：「別忘了你們是穿同條褲子的，你們在一起的情誼也都比幕僚、派系或我們深」，可惜這些話在當時，像是蚊子叮牛角，真令人洩氣。

而阿扁獄中出書稱外界說「謝常讓扁」，他很不以為然；試想，都當了總統，謝該幫的也都幫了，竟還講這種風涼話，實在不三不四。基於此，有件事我就非提不可：扁第一任總統時，謝是民進黨主席，任期將屆要改選時，謝原計劃連任，但如同現在的馬英九，幕僚也拋出扁想兼任黨主席的訊息。有一天我和阿扁見面，就詢問他是否真有此意，扁說：「我又不好意思自己說出來」，出了總統府，我打電話給謝，勸他不要尋求連任黨主席，就讓給扁好了，免得給社會「長扁相爭」的負面印象。坦白說，當時謝若堅持選連任，扁可能不敢和他競選，而縱使扁敢跳下去相爭，以當時的社會條件（黨員多數很反感有人要「整碗捧去」的企圖），扁可能也選不贏謝，即使選贏了，在社會價值上也是輸。不管如何，謝當時沒有多做辯駁，就說：「好吧，他既然那麼想當」，總之，隔天謝就在高雄公開說他支持「總統兼黨主席」，而扁後來果然當了黨主席。如果這不是「讓」，又是什麼？雖然現在看來，我當時的多管閒事插一腳，實在是判斷錯了，如果維持一種「黨政分離」的格局，也說不定更有機會對阿扁後來的胡搞瞎搞，產生某種有效的制衡作用。這一點我認為很對不起謝，一直很內疚。

想來還是謝長廷較有智慧。紅衫軍倒扁時，扁問謝有人叫他下台，謝的看法如何？謝說「現在下台並不是最壞的結局」，謝認為當時扁若下台，由呂秀蓮接任，可進行總統職權內對扁家司法案件的特赦，但若不然，扁沒下台，但司法案件也更難收拾，到最後，本土政權沒了，扁家去坐牢（如同現在），台灣害了了，這才是「最壞的結局」。雖然扁當時很不滿謝沒有叫他不用下台，但回想起來，兩人的智慧實在差太多。自從阿扁在法庭崩潰以來，朋友見面時問我看法，我都會說：「我同情阿扁，但我更同情自己」，總之，扁為了個人的人身自由在痛苦掙扎，但我們卻為整個台灣前途，以及我們無言以對下一代，在痛心滴血！因此，我更佩服謝拿出「兄弟情」（扁一直在否定的兄弟情），去牢裡探望扁，送溫暖──這個動作的意義是重大的，在政治上，走到這一步時，相信獨裁的馬政府及其附庸司法體系，也會有點投鼠忌器。

不管如何，光衝著馬英九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句「連任總統後，不排除和對岸政治協商」，我認為五一七的示威遊行能量，將是相當巨大的。二十年來我們有付出，形塑了台灣價值，在未來更艱難的時日，這個「價值真相」千萬不要被傲慢肆虐的統派，及對岸中國，合作聯手下矇蔽了。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