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自中國逃難至台灣，並對台灣實施高壓專制統治，台灣的民主運動，便是在國民黨長期的專制統治下逐漸萌芽滋長。從國民黨實施戒嚴起，一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台灣的民主運動，並不只是台籍菁英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更是所有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熱愛民主自由人士一致的目標，因此有不少的「外省人」也都參與其中，並且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老一輩的如雷震、費希平、傅正等人，以至於張忠棟、廖中山，都是熱愛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可敬的外省籍人士；為追求自由和台灣獨立不惜自焚殉道的「外省囝仔」鄭南榕，更是台灣國民主史上第一位烈士；至於其他許許多多的外省人，如陳師孟、金恆煒、謝志偉等等，也都長期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有極大的付出。

傅正

組新黨被捕下獄  民進黨重要文膽

台灣的民主運動，從早期的黨外時代開始，便有許多民主先進持續地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到了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突破國民黨的黨禁組黨成功，終於使得黨外的反對勢力能以政黨的形式，正式和國民黨競爭對抗。而在民進黨組黨的過程中，傅正、費希平二人則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傅正是民進黨一九八六年創黨「十人小組」之一，曾和江鵬堅、謝長廷、張俊雄、黃爾璇等當時的黨外菁英，共同商討組黨意向，並草擬聲明、決議文及宣言。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傅正，早年曾擔任國民黨特種黨部的宣傳科長，後調任政工幹校擔任幹事，一九五三年因不服上級規定而遭到撤職。他投入台灣的民主運動，是從參與雷震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開始。

一九五五年，傅正插班入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在校期間即在《自由中國》上投稿，對台灣當時的政局提出批判，深得雷震激賞。因此他在畢業之後，雷震即邀他加入《自由中國》月刊社擔任編輯，後來又接任主編工作。他對於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及蔣介石破壞憲法制度的三度連任總統的作為相當反感，曾多次為文力斥，因此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

一九六○年雷震籌組「中國民主黨」，傅正便是他的得力助手，負責組黨的秘書作業。因此雷震案發生時，便和雷震一同被逮捕下獄，結果被判處交付感化教育三年。因為他拒絕接受感化教育，因而又被延長三年刑期，至一九六六年底才獲釋出獄。

此後的傅正轉到大學任教，未再參與政治，但對台灣的民主則始終關心。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創刊後，他再度投入政治運動，參與雜誌的編輯工作，同時也為黨外的公職候選人助選。一九八六年七月初，當時的黨外人士有意組黨，大家定期聚會並分配相關工作，傅正則負責擘劃新的政黨的制度等重要工作，而組黨的重要聲明、決議文、宣言等，也都出自他的手筆。

費希平

惹怒老蔣遭停權  行動支持創民黨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當時的黨外後援會在圓山飯店開會宣布成立民進黨時，會議的主持人就是隨國民黨來台的老立委費希平。原籍東北的費希平，在雷震案發生時，曾向行政院提出質詢，為雷震辯護，因而惹怒蔣介石，國民黨便處分費希平停止黨權一年。二年後，國民黨辦理黨員重新登記，費希平沒有再參加登記，因此便脫離國民黨，反而與黨外人士往來密切。

他也是民進黨創黨十人小組之一，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黨外人士聚會，敲定在隔天要舉行的黨外後援會上正式宣布組黨，會中就決定由費希平主持當天的會議。民進黨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大家約在費希平家中開會，決定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總召集人，江鵬堅擔任組織組召集人，黃爾璇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

在當時，要求老賊退位、國會全面改選，是黨外及後來的民進黨所提出的重要政治訴求，而費希平正是被要求退位的「老賊」之一。對於國會全面改選，費希平不但贊成，也不以被視為老法統為忤，他還常自嘲自己就是「老賊」，而在民進黨創黨之後，更主動辭去立委，以示他支持國會全面改選的決心。

雷震

不贊同威權統治  組黨被判刑十年

提到傅正和費希平，就不能不提到雷震。雷震可以說是國民黨的大老，生於一八九七年的他，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系，在學生時代就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一九二六年返回中國之後，曾擔任國民政府要職，並被選為制憲國大代表。

一九四九年他來台參與國民黨改造，同時創辦了《自由中國》，他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並不贊同，因此對時政多所批評，而引發蔣介石的不滿，一九五五年遭到國民黨撤銷黨籍。

雷震認為要改革政治，一定要成立反對黨，因而與外省籍和本省籍的政治菁英都有密切聯繫，醞釀籌組政黨。一九六○年他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黨」，奔走各地召開組黨說明會，被國民黨視為大逆不道，而被扣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鄭南榕

外省囝仔愛台灣  自焚展現意志力

至於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與獨立建國而不惜自焚的鄭南榕，則更是為台灣人的爭民主自由的歷史上，最勇敢的一位「外省囝仔」。

一九四七年鄭南榕出生在台北市，他是外省第二代，曾就讀成大工程系、輔大哲學系，最後在一九六八年轉入台大哲學系，但因堅持不修「國父思想」這門課而未能畢業。一九八一年後開始成為自由作家，在當時的黨外雜誌上寫稿。一九八四年三月創辦《自由時代週刊》，該雜誌社的宗旨便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為了這分隨時會被查禁、停刊處分的刊物，鄭南榕四處收集大學畢業證書，以便向新聞局登記，而為了對抗當時的警備總部的查禁、沒收和新聞局的停刊處分，他總共申請登記了十八張的執照，以便在萬一被停刊後可立即以其他的執照再出刊。

他主張以行動來落實理想，因此一直看不起那些投機不敢打硬仗的民主人士。一九八六年，鄭南榕為了要突破當時的政治禁忌，因此籌畫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和當時的黨外政治菁英，帶領群眾在龍山寺集會，抗議戒嚴長達三十七年，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解嚴。「五一九綠色行動」結束後不久，鄭南榕就被國民黨依違反選罷法而逮捕入獄關了七個多月，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下旬獲釋。

鄭南榕出獄後的第一件事，不是與家人相聚，反而是召集大批朋友，籌畫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紀念活動，這也是台灣人第一次公開追悼二二八的活動，他到各處演講，更要求政府查明二二八事件真相。接著他又和「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共同發起「新國家運動」，在台灣全島行軍四十天。

當時公開主張台獨是一項重罪，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台北市金華國中的一場公開演講上，他便站在台上對著台下的群眾大聲說：「我是鄭南榕，我是一個外省囝仔，我主張台灣獨立。」以公開、堅決、無懼的行動，來表達他對他的主張的堅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自由時代周刊刊出由許世楷（現任駐日代表）所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一文。一九八九年初，鄭南榕便接到法院發出的傳票，罪名是「涉嫌叛亂」。他為了堅持他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理念，在接到法院的傳票後誓言：「國民黨只能捉到我的屍體，不能捉到我的人」。

這句話一出，讓葉菊蘭深知他的丈夫已經決以死抗爭。為了抗議國民黨濫用公權力，鄭南榕自囚在雜誌社的總編輯室內，辦公桌下則擺了三桶汽油，用膠帶黏著一只綠色的打火機，並由各地前來支援的義工日夜駐守，以防範國民黨派軍警強行拘提。

為了強制拘提鄭南榕，國民黨重兵壓境，軍警荷槍實彈，強行攻打毫無武力的雜誌社。鄭南榕在支開了身邊的親友後，反身進入總編輯室，突然一聲巨響，冒出巨大的烈火，他投擲汽油彈，引火自焚。鄭南榕在自囚七十一天後，為自己堅持的自由民主思想而殉道。這一天是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七日，結束了他精采而偉大的四十二年人生。

自由時代周刊，一直到鄭南榕自焚後半年才結束，總共經歷了五年八個月，出版三○二期，揭發許多當時的政治黑幕，也因此創下被查禁和停刊次數最多的紀錄。而鄭南榕的過世，給予當時社會相當大的震撼，不只代表著一個自由鬥士的殞落，他以犧牲自我的自焚行動，展現他不願向威權體制屈服的意志力，更可以為台灣人爭取民主的典範。

廖中山

懷疑大中國主義  贊台灣獨立建國

外獨會首任會長廖中山，則是另外一種支持台灣獨立、民主理念的外省人類型。生於一九三四年的他，早年隨國民黨的軍隊來台，曾在陸戰隊的黨務單位服役，退役後轉任教職，一九八二年以後在海洋大學任教。解嚴後，民主運動在各地風起雲湧地展開，天生富正義感與自省本質的他，開始懷疑大中國主義的假象，進而虛心反省自己的政治觀點，不但積極投入反對陣營，更堅定地主張台灣獨立建國。

一九九二年，廖中山和一群主張台灣要獨立建國的外省人，共同發起創立「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簡稱「外獨會」），年紀最長卻又最熱心的他，便被推選為第一任的會長。他除了經常參加各種的抗議示威活動之外，也在寶島新聲ＴＮＴ電台主持廣播節目，以他一個「老芋仔」的身分，操著一口河南腔的北京話夾雜著少許的台灣話，向聽眾宣揚他的台灣獨立建國主張。

廖中山在參與民主運動之後，一年到頭總是穿著背後寫有「台灣國民」四個字的上衣，因為他認為，光說「台灣人」三個字，還不能夠清楚表達他對居住了數十年的台灣的認同，他不但要當台灣人，而且要當台灣國的國民。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就能夠看到台灣建國，因為如果後代還要做這個工作，就太艱苦了。一九九九年他臨終之時，口中呼喚著的是：再見了、台灣！

張忠棟

積極投入爭民主  輔選黨外候選人

張忠棟是另一位認同台灣、追求民主、主張獨立的自由派學者。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位台大教授，曾企圖發表聲明，呼籲國民黨政府要「明辨事實真相，不要趕盡殺絕」，以營救當時到處逃亡的黨外人士。這份聲明後來因國民黨當局的封殺而無法刊出，而四人也因此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甚至被封為「四大寇」、「四大毒草」。

八○年代後，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張忠棟一直以自由主義的立場協助黨外，制衡國民黨，並要求國民黨要貫徹民主憲政。當年「黨外公政會」的得以順利成立，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人居中出了不少力。民進黨建黨之後，張忠棟更是到處奔波為民進黨候選人助選站台。在台灣接連的各種抗議活動中，如要求修改大學法、反軍人干政、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要求總統直選等，都可以看到張忠棟教授身影。

一九九○年，第一個認同台灣獨立理念的學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在籌備創會期間，討論創會宗旨時，張忠棟除了積極參與，更發言表示：用「認同」這兩個字太不積極，應該改成「促進」台灣主權獨立才夠積極。一九九一年他退出國民黨加入民進黨，便積極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的研議。

除了以上這些積極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對台灣的民主多所奉獻的外省人士之外，更有許多的外省人士，也都對台灣的民主大力相挺，舉例而言，如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師孟、名政論家金恆煒、新聞局長謝志偉等皆是。台灣的民主之所以能夠在幾十年之間茁壯、開花結果，這些為台灣民主而奉獻的外省人士，絕對在功勞簿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