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二十周年紀念日，前總統李登輝發出書面講稿，肯定蔣經國當年宣布解嚴，是「歷史性、前瞻性的決定」，但也砲火全開痛批國民黨保守勢力阻撓台灣民主改革進程，試圖讓威權復辟，而執政黨則路線軟弱、立場反覆，讓人民失去了國家的方向感。相對於綠營高層批蔣經國是威權主權者和獨裁者，李登輝一再肯定蔣經國，背後有何內幕玄機？面對舊勢力負嵎頑抗、反撲，綠營有何撥亂反正的「錦囊妙計」？
基於政治倫理 肯定小蔣決策
李登輝對蔣經國一貫維持尊崇基論，對於解嚴，朝野立場紛歧、評價落差極大，但李登輝獨排眾議強調，蔣經國解嚴，是一個領導人在面對變局時所做出「勇敢、果決的前瞻性決定」，不僅明確回應了民間的期待，更讓台灣踏出告別黨國體制的第一步。台聯黨主席黃昆輝意在言外轉述李登輝的看法表示，解嚴雖然是大勢所趨、潮流擋不住，但如果蔣經國不做這樣的決定，台灣的民主化可能會被延宕。
除了對當年阻撓、延宕民主改革的保守勢力，如今仍負嵎頑抗表達強烈不滿外，李登輝也直言批執政的民進黨，表面上標榜以台灣為主體，但在面對保守舊勢力時，卻經常表現得軟弱、猶疑，未能對自己的路線及目標展現強有力的信心和決心，讓人民失去國家的方向感。
長期觀察政治發展的資深媒體人指出，統派媒體利用李登輝的肯定蔣經國說法，居心叵測製造李登輝和綠營當權人士的緊張對峙關係，其實李登輝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等並沒有站在對立面，因為綠營高層率多認為李登輝是基於政治倫理，才一再肯定、稱讚蔣經國的解嚴決策，而非站在加害者的立場發言。
潮流抵擋不住 德政說過獎了
還原當年的狀況，一九八四年三月李登輝正式擔任蔣經國副手搭檔，當年十月十六日發生「江南事件」，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七日美國總統雷根公開勸告台灣要民主化。其實，美國對台灣民主化的關切，早在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中，已可窺見端倪，否則，「美麗島事件」被告黃信介、施明德觸犯的是二條一重罪，為何在軍法大審中沒被判死刑？且在三個月多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立即公開宣示，蔣家人不會再從政（意謂不會再有蔣家人繼任當總統）云云，再對照《見證台灣》李登輝口述歷史的內容，不難發現國際壓力，尤其是美國的關切，確實是蔣經國決定解嚴的相當關鍵性因素。
「解嚴」真的是蔣經國「德政」嗎？李登輝雖然肯定蔣經國解嚴，是「歷史性、前瞻性決定」，但卻將歷史定位、評價留給後人論斷，統派媒體和保守勢力的「德政說」，則被綠營高層大力撻伐。因為「解嚴」是蔣經國面對民主改革人士不畏死衝撞的應變操作，而非計畫性施政。
據分析，對於「解嚴」，李登輝筆記中曾出現「潮流擋不住」的說法，所謂「潮流擋不住」，當然也可以卯勁、逆勢加以阻擋，只是必須付出慘烈的代價，甚或也可能因而被潮流沖垮、淹沒。
引導小蔣懷柔 力抗保守勢力
從李登輝《見證台灣》相關筆記中，約略可以感受到當時保守勢力的能量相當強大，蔣經國對待異議人士是採取高壓、懷柔兩手策略並用，李登輝順水推舟引導蔣經國往懷柔政策方向移動，這也正是民主化改革的歷史開端，而保守勢力的主流聲音卻是高壓政策，所謂「潮流擋不住」，其指涉包括美國關切台灣民主發展的壓力、美麗島事件的啟蒙讓更多民眾覺醒和參與抗爭活動，另外則是蔣經國個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意向，因為當時蔣經國身體狀況已經很糟，已不再有參加列寧革命的鬥志了，對於李登輝向懷柔政策傾斜的建議相當聽得進去，反而對保守勢力高壓的聲音有所保留，凡此種種都是蔣經國「解嚴」決策的背景因素。
從逆向角度思考，如果蔣經國當時採取的不是「解嚴」懷柔政策，持續進行戒嚴高壓統治政策，那李登輝繼任總統、擔任國民黨主席，推動民主化改造工程，完成「寧靜革命」的這段歷史，可能就會完全走樣、改觀。
熟稔當年政治生態和秘辛的黨政高層人士透露，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民進黨正式宣布組黨，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蔣經國接受華盛頓郵報葛蘭姆訪問時就表示，台灣即將解決戒嚴、開放組黨，此兩事件當然有所牽扯，而居間促成蔣經國對民進黨不採高壓政策的正是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
活在政變陰影 走過權力鬥爭
《見證台灣》披露李登輝在十一月十三日記載內容是：「上午八時半總統召見，垂問如下各種問題：
一、新約教會問題應了斷，不要他們再參加黨外人士之各項集會。
二、黃爾璇此人如何。
三、分歧分子所組織的民主進步黨，其常委人選如何。（指民進黨七位組黨工作人員：費希平、尤清、謝長廷、游錫?憛B顏錦福、黃爾璇、傅正）。
四、其目標不清楚，好像共產黨與台灣之混合。關於此點，建議暫時靜觀其變化。
五、最近，政府對這些分歧份子、組黨等情形，採取冷靜、旁觀不取締態度，一般民眾有何觀感？關於此點，有兩項優點：民眾不受干擾，分歧分子湊熱鬧起來。警力之消耗不多。
黨政高層人士指出，在威權體制統治時代，被蔣經國點名的分歧異議人士，一定是各方面情資很多，如果決定採取高壓政策，必然是風聲鶴唳、大剌剌抓人整肅，何必還旁觀不取締或靜觀其變化？這其中，當然是李登輝的建議、居中斡旋、轉圜，發揮了相當程度潤滑作用，才讓那些保守派不敢造次。
據了解，從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開始，李登輝其實是活在「政變」陰影中，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底，第一屆國代、立委全部退職，以及一九九二年五月廢刑法一百條、八月大幅度解除黑名單、廢止警備總部、年底第二屆立委全面改選，「主流非主流」權力鬥爭暫告一段落，李登輝執政大權才漸趨穩固。
與在野相呼應 完成寧靜革命
李登輝說，國民黨守舊勢力在解嚴隔年蔣經國逝世後，試圖以台灣政局不穩，繼續持續高壓統治，讓當時剛接掌國家重任的他，在推動民主化過程中面臨許多阻撓。但二○○○年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後，「過去舊勢力不但從未崩解，反而用各種不同的手段重新集結、反撲，執政黨還予以配合。」
政治觀察人士指出，李登輝基於政治倫理，發言肯定一路拉拔他的蔣經國，確實無可厚非，但他痛批保守復辟勢力之餘，將解嚴和政黨輪替後的一切政治亂象，歸咎於扁政府與舊勢力的「配合」，或恐也非事實真相。因為這些政治亂象，某種程度是「寧靜革命」的分期付款，由於「寧靜革命」未進行大破壞與大建設，如今才要持續付出代價。
就事論事，舊勢力負嵎頑抗的主要範疇，包括媒體、司法、教育和文官體系。這些領域，當年李登輝由於耗費太多人力、物力與非主流進行權力鬥爭，因而無暇顧及，但政黨輪替後，扁政府由於缺乏執政經驗，加上國會朝小野大的生態，因而對於相關改革的推動，或恐是力有未逮的成分居多，而非刻意「予以配合」。
再從事後諸葛的角度往前推論，李登輝當年在蔣經國身邊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是與在野的民主改革人士相互呼應，透過裡應外合推進台灣民主化改革的進程，尤其在李登輝繼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後，這種「裡應外合」的角色扮演就更明確化和公開化，包括總統直選、資深民代退職、國會全面改選等台灣民主化改革重大突破的關鍵性政策，都有來自保守勢力負嵎頑抗、集結反撲的歷史軌跡，反而是在野洶湧、澎湃的民意，儼然是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的最大靠山、動能。「國是會議」、「野百合事件」等，正是李登輝操作「裡應外合」的典型著力點與槓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