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香港部長會議經過六天五夜的密集諮商，農委會主委李金龍談起此次結果說道：「該守的，到目前為止我們是守住了。」一句話道盡國際談判的無奈，應驗俗話所言：「國際談判靠的是情勢，而非說理。」

Ｇ10會員  彌補劣勢

WTO的基本理念要求逐步開放市場及促進公平競爭，攻防之間就靠國際談判。而台灣一方面國際處境艱難，形勢比人強；另一方面做為小農國家，農產品生產成本過高，李金龍說：「我們沒有『攻』的本錢，只能盡量守住。」而自由貿易已經是無法阻擋的長期趨勢，李金龍自認採取務實做法：「我不認為WTO的談判會對守勢國家有利，我們只能盡量爭取比較高的彈性，把台灣農業的衝擊減到最低，爭取較長的調適時間。」

不幸中的大幸是，台灣在兩年前與瑞士、日本、韓國、挪威、冰島、以色列、模里西斯、列支敦斯登等國組成G10集團（保加利亞現已加入歐盟，G10只剩九國）。在WTO多達一百五十個會員國裡，G10雖然僅有九個國家，占世界人口三％，但卻是主要的糧食進口國家，進口了全球二○至三○％的糧食，仍具相當的影響力。換句話說，G10是WTO主要的防守國，立場在於主張農業的多功能性│農業不是只有貿易層面，還攸關糧食安全、生計安全及鄉村發展，G10會員雖然願意進一步開放市場，但也要爭取更多的彈性。G10成員之間平日即頻繁集會諮商，甚為活躍，在國際農業談判上形成堅實的聯盟。農委會駐日內瓦參事張淑賢嫻熟國際農業談判事務，她分析，除了美國或歐盟這種超級強勢國家，一般國家如果想憑一己之力從事國際談判，難逃遭邊緣化的危機，就連巴西這樣的農業出口大國，也要透過G10來斡旋，因此加入G10可說大大彌補了台灣國際地位的劣勢。

農業政策  缺競爭力

在WTO部長會議期間，雖然多達四、五百名部長級資深官員齊聚香港，但實際的會議結論是透過「密室會議」達成共識，只有二十來位代表得以參加，而瑞士及日本則代表所有G10國家進入密室協商，台灣的立場和期待也是透過這兩個國家傳達。整體而言，G10在此次會議發揮了積極的功能，例如對於敏感商品及關稅上限的提案，本來不利於糧食進口國，但透過G10運作，並未當場做成決議，留待下一回合協商，張淑賢說：「至少把這些傷害控制下來了。」

WTO香港部長宣言主要在針對早先通過的大致方向，進一步加以補充或詮釋。其中與台灣最攸關的在於「境內支持」的消減（稻米保證收購即為境內支持的一種措施），分為三個級距，其中台灣屬於削減幅度最小的級距，影響也較小，但實質的消減公式和數字仍未談定。李金龍指出，真正的談判實戰階段在明年一至四月，到了四月底，各國便要議定農業減讓模式。他並再三強調不願對此次結果做任何價值判斷，只是意味深長地說：「市場只要一打開，對台灣不會有壞處，但也不見得立即有好處。」

然而清大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彭明輝倒不這麼看待香港部長宣言，他說：「雖然談定的只有談判架構，但最終的結果已經浮現。」彭明輝看到的結果就是，如果持續依循目前的WTO態勢和農委會政策，十年後，台灣的中低收入戶將沒飯吃。彭明輝研究WTO對台灣農業的影響投入甚深，曾親身訪談稻農，所說的並非單純社運人士的意氣之言。

彭明輝指出，台灣農業使用的肥料比其他國家貴上三倍，稻米的產地價格和零售價格差了一倍，農民飽受上、下游雙重剝削，而農委會計算農民工資是以泰國、越南、浙江為標準，除了保證價格收購的額度之外，其餘產出都是「嚴重不敷成本」。彭明輝語帶諷刺地說：「千萬別說台灣農業沒有競爭力，台灣農業的工資和技術絕對有競爭力，但是農業『政策』沒競爭力。」

雙重壓力  進退失據

二○○四年，台灣休耕的稻田已經超過一半，水利設施失修的程度早已引起基層農業官員的憂慮，同時稻農平均年齡在五十五至六十五歲之間，農業人口出現嚴重斷層，年輕人不再進入農業，十年後，農民平均皆超過退休年齡。以現況來看，休耕農田勢必日益擴大，十年後台灣幾乎沒有可能復耕，甚至沒有具備農業知識之人。

自由貿易的支持者或許會說，台灣生產稻米的成本過高，乾脆向國外購買便宜的糧食，對消費者最為有利。但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ＦＡＯ）統計，全世界僅有四％的糧食進入國際市場交易，其餘九六％糧食都留在當地供應國民，更糟的是，這四％糧食屬於投機性生產，產量全憑當年市價而定，波動之大無從掌握，更被全球十大貿易商所壟斷，ＦＡＯ早已針對糧食貿易化現象發出警告，認為貿易自由化若無配套措施，貧民往往最脆弱，也最容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彭明輝說：「到時候，一碗飯賣你三萬元也不嫌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維持糧食百分之百自給自足，但至少要有能力對抗糧價波動，不要被人掐住脖子。」

另一方面，台灣當初入會時，「已經闖下大禍」，國民黨談定條件，民進黨接下爛攤子。以稻米來說，台灣比照已開發國家日本，而非開發中國家韓國，意味著台灣調適時間比別人短，開放額度比別人高，彭明輝形容：「我們是脫光褲子，被人羞辱到底了，而且褲子穿不回去。」隨著WTO談判進程，各國都必須做出讓步，但是當台灣本來的出發點就比人落後，自然沒有領先的一天，更何況，台灣還有來自美國的單邊壓力。

農業命脈  不容斷送

乍看之下，許多強勢國家在香港部長會議做出重大讓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歐盟承諾在二○一三年完全取消各種形式的出口補貼。但彭明輝指出，談判能力強的國家早就在國內完成布局，才優雅坐上國際談判桌，以歐盟來說，早已將國內農業轉型為自給自足的非出口型態，削減出口補貼自然不受影響，「這些策略雖然不致影響市場，卻會鞏固農業。」WTO談判考驗的是「有沒有錢玩和懂不懂得玩，台灣現在只有幼稚園大班程度」，彭明輝也提醒，雖然加入G10是台灣農業談判的一大進步，但是也要小心勿過度倚賴盟國，以免在密室會議中遭到出賣。

彭明輝強調，未來WTO談判的不是農業的未來，而是每一個消費者的未來；而十年後台灣的糧食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而關乎最基本的人權，屆時受害的極可能就是工人和農民階級。他建議政府應盡快透過立法程序，盡可能將補貼措施列入WTO所認可的「綠色補貼」（green box，即對貿易無扭曲效果者）或「藍色補貼」（blue box，扭曲貿易效果較不嚴重者），為農業保存命脈。

本行是機械工程的彭明輝，為什麼近來投入農業研究？他回答得巧妙：「黃土水的水牛浮雕，都市小孩不會懂得欣賞，他的作品好在眼神的溫柔，只有和水牛互動過的人才會知道。」他認為，人類在文學藝術上的傑作，多半成就於十九世紀，帶有農村背景；一旦描寫的情境消失了，德國人再也讀不懂歌德的詩，台灣人也讀不懂鍾理和的小說。沒有農業，就沒有農村；沒有農村，人文精神、文化和歷史也跟著喪失。從這個角度分析WTO農業談判，或許遠了一些，但也顯示農業問題絕不能零碎切割，必須全盤審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