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稱的「蔡英文障礙」，事實上是在人生中我們都很容易碰到的，蛻變前的抉擇。而一個領導人是否能夠為團體開發出更寬廣的空間，則關係到這個陣營的興衰。在二○○八年之前，由於陳水扁不三不四的領導，綠營事實上很難在整體戰役中有所發揮（當時只要提到「陳水扁」三個字 民眾普遍對綠營很反感，搞得大家進退失據）；但是在二○○八年之後，陳水扁家族付出代價，綠營的「負債」清除，社會也開始提供綠營一個較之前有利的發展空間。理論上五都選舉綠營應在版圖擴張有所進展才是（最起碼也應把「老巢」新北市爭回來），未料功虧一簣，仍在陳水扁衰敗領導時代的版圖界限中原地踏步！這時就有必要痛定思痛，好好檢討內部環節了，豈能因循苟且？職是之故，我才會主張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好好和前總統李登輝商談，當一個歷史上真能有貢獻的「佈局的人」，而不要輕易陷入內部戰局，使綠營在和藍營對決時，成為制式反應中（即網球賽兩強機械性底線來回抽球），喪失主導能量，處於被動的挨打角色，最終無法找到制勝機會。

我會特別提到前總統李登輝，乃是基於對政治人物冷靜觀察而來，而避免一種感覺式「我執」。從事政治評論二十多年，這中間看到很多政治明星的起落，也學會「看人一生，不要只看一時」的鐵律，更能深刻體會台灣民主成長的艱辛。然而真正讓我打從心底佩服與欣賞的政治人物有兩個人，就是李登輝和謝長廷。這兩個人在他們的政治生涯中，備受詆毀與攻訐，但都為台灣留下可貴的民主資產，直到今天大家還在享用。在文字敘述中，我們常用很少的辭句就概括論述了他們的政績，但事實上過程既漫長又驚心動魄，沒有那麼理所當然。譬如說李登輝在當上總統後的前幾年，國民黨內嚴重的主流非主流政爭，現在說來好像很輕鬆，但當時慘烈到台灣政經情勢很不安穩，不但向外移民數增加，甚至資金也嚴重外流，在在都可想見其過程之令人怵目驚心。而緊接下來的推動總統直接民選、國會全面改選等等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民主路線，所牽涉到的既得利益大反撲，過程慘烈自不在話下。

這些民主成就的連結與累積，背後充滿了政治智慧與政治藝術（方法論），並不是等待天上掉下來那般輕鬆愉快，信仰與勇氣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而從生命的軌跡來看，民進黨的謝長廷同樣令人讚賞。人們現在所寄以希望，用來制衡國民黨馬氏政權狂飆式傾中的民進黨，在戒嚴時代蔣家政權的一九八六年成立，以及二十多年後幾乎被阿扁一個人玩完，卻仍依靠南方高雄這個大灘頭堡的奇蹟，在調理元氣伺機再起……，這些重要的民主資產，都和這個人的政治智慧與過人勇氣有關。民進黨內固有一些人並不感恩，相當敵視他，也常中傷他，但我認為：沒關係，這就是民主的試煉；李登輝當年在國民黨內推動總統直接民選時，馬英九是反對的，馬所屬的非主流派，對李的仇視更是人盡皆知，但現在馬卻依循這一條總統民選路線，當了總統，人們也不覺得荒誕奇怪啊！

晚輩謝長廷和前輩李登輝，其實有著不少共同點。除了同是日本京都大學出身之外，兩人都很重視信仰與理念論述，在政治場域也很能創造與掌握主導能量，相當講究節奏主導，正是我曾談過的「政治衝浪高手」──衝浪的藝術在於你不能畏懼、閃避，反而要迎浪而上，但若沒有平衡技巧，很快就會摔進浪潮中（像今天爆發的蔡英文也有領18%爭議，就是欠缺政治衝浪的專注與警覺心）。台灣的民主改革，是在近二十多年創造累積成就的，其中每一個重要環節，都如同政治衝浪，浪頭一來，如果畏懼閃避，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民主環境。當然，或許有人會認為謝長廷在二○○八年沒能選上總統（那一場選舉根本就是阿扁和馬英九在廝殺，綠營很無奈的只能承受業障），民主路線的發展畢竟有遺憾。然而我還是從李登輝的身上，看到了某些啟示──李登輝第一次推動總統直接民選，雖然有決心也有奮戰，但卻失敗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中旬，引起全國震盪的國民黨十三屆二中全會，因非主流派激烈反對，而使提案胎死腹中）。事隔三年多，在抵制力量漸弱之後，才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底的國民大會，通過總統直選的憲法修改案！換言之，歷史上重要的總統直接民選，是經過近四年的折騰才過關的。

謝長廷最近開始拋出某些具有戰略性與思考性的政治議題，試圖在馬英九完全執政、掌握優勢的大環境中，為在野的民進黨找到某些主導能量。在他的第一場記者會中，他提到台獨派應和維持現狀派結合，形成多數來「保護台灣」；接著在第二場記者會，他提到台灣內部應發展「憲法共識」，來淘汰國共兩黨所創作的「九二共識」。至於兩岸互動，則是以「憲法各表」（你有你憲法，我有我的憲法），來取代所謂「一中各表」，這樣才能有效保護台灣。這兩場記者會是相互連貫的，簡單的說，就是在為民進黨相當不足的社會支持基礎（北二都選舉結果就是警訊），尋找挹注能源，試圖在接下來的兩場大選（國會改選與總統選舉），為綠營求得贏的方程式。這個出發點，也和李登輝最近在敲邊鼓的某些主張，有其相同之處──那就是，光是民進黨自行悶著頭作夢，是不可能抵抗國共兩黨合作，贏得執政權的；一定要想辦法和「國民黨的本土派」（謝長廷的說法較精確，就是台灣社會的維持現狀派）合作，才能在二○一二年達陣，避免台灣被出賣給中國。

謝長廷遵循他的「先有理念，再談意願」格言，拋出了這一套向維持現狀派示意的理念論述，其內容相當嚴謹，並不像很多政治人物的信口開河。在這樣的出發點與論述基礎上，綠營除非是想當永遠的少數在野黨，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反彈或反對的。然而很快的，透過本土報的傳播，綠營反彈和反對的聲音還是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亂沒風度的人身攻擊（如牽扯什麼「退出政壇」、要抵制什麼「謝系人馬」未來的參選的，或刻意移花接木，把謝主張台灣內部應建立「重疊共識」，講成兩岸要重疊，再據此批判謝），另一種則是把現行這一套憲法的種種不是，怪罪到謝身上，好像這一套憲法是謝長廷制定的，因為謝開了記者會，大家才有了「中華民國憲法」似的，實在令人發噱。

這件事情還在發展之中，我想應該給社會多一些時間去消化與理解，那些用「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當理由，來反對謝長廷的人，我想用一個故事來說明他們的心理矛盾：公元二千年，我所熟識的一個獨派前輩資政大老，對於謝長廷提出「憲法一中（中華民國）」見解相當反感，甚至到了反目程度，我跟他解釋說那只是講出現實，並不是謝自己發明的「主張」也沒用；但有一點卻令我很納悶，那就是當阿扁令人跌破眼鏡，提名軍人唐飛當行政院長時，理論上大家都是當年曾經「反軍人干政（反郝柏村組閣）」出身，曾經義正辭嚴、義憤填膺反對過的人，當時該對阿扁大表反對、反彈才是吧？但這位大老卻公開對記者說：「我愈想愈通（愈想愈有道理）」。原來當時大家都是了顧全大局，就容忍了阿扁的激進式操作了。與這件事相較，謝長廷的「憲法共識」說，既不激進也非無中生有，是否只是因為戰略「高度」，而讓某些短視的人看不清楚，致心存恐懼呢？

至於獨派很不喜歡面對的所謂「兩岸問題」，我想以自身為例來說明現實狀況：大約從二○○四年開始，「新台灣周刊」，的某些廣告大客戶，就開始撤廣告了，原因是他們的業務據點已擴充（或漸轉移）至中國，但老共都會向他們表示關切，「聽說你們在支持一本台獨雜誌？」這些公司都嚇壞了，沒人想得罪那個沒有民主素養與民主文化的大勢力，因此就對「新台灣」說抱歉了。沒去中國作生意的當然不怕，但問題是有多少具規模的公司是沒去的？因此到了二○○七年，大咖老客戶就只剩不到三分之一了，加上二○○八年扁式政治土石流發生後，「新台灣」在年底也只好說再見了。「兩岸問題」可以不理會嗎？恐怕不是這樣吧。看到了高高的浪頭，衝浪人可以畏懼逃避嗎？還是選擇以技巧、藝術去周旋面對？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還是要鼓起勇氣吧？最起碼當有能者那麼勇敢在挑戰時，我們也應該給一些適當的掌聲吧？

此外，本土報對這件事的操作方式，我也認為有可議之處。首先它完全封殺了謝長廷在記者會講話的新聞，隔天卻大作批判文章，甚至用社論修理謝。在新聞倫理上，這叫做不對稱報導，是一種違反專業的惡意操作，也是獨裁國家在殘害忠良時，慣常使用的「缺席審判」手法。這種操作手法，大約只有戒嚴時代才會視為理所當然，當時國民黨控制下的各家報紙，就是用這種手法對付「黨外人士」的──也就是根本不報導黨外人士的活動新聞，也不讓他們有機會傳述政治理念，但只傳播批判黨外、醜化黨外的文章。因此我們當時都練就一身功夫，學會從那些批判的字句中，去過濾解讀「黨外」的訊息，要不然就是轉而去找黨外雜誌來看，自力救濟維護自己知的權利。以上這一段歷史，本土報應該銘記在心，不要讓自己在民主路上留下缺憾。至於它對謝的不公平由來已久，有時甚至和國民黨深藍的邱毅在羞辱謝時，有異曲同工之妙，實在很弔詭；然而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實在很沒必要這麼淺薄吧？

不管如何，謝長廷終究是站在浪頭上了，在我的觀察裡，這也提供綠營一個作「柔軟操」的機會，因為大凡運動員要上場之前，為了避免身體僵硬，總要先有效暖身才能應付難纏的硬仗吧？

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