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意藉「求田問舍」這一句成語說教，但我要提醒這幾年來走火入魔的某統派媒體，當年既能以「求田問舍」的震憾式標題，嚇阻老代表們無止盡的政治勒索，為何如今自己卻一路墮落，甘當國共聯合陣線的爪牙？自從十年前這一家統媒的創辦人去世之後，那種在一九九一年會以古典情操嚇阻深藍族群邪氣的風骨，就一去不復返了。近十年來，這一家媒體已從昔日的第一大報，慘跌淪為墊底，甚至易手給在對岸做生意的紅頂（紅色?）商人經營，成為一家運用台式語言在歌頌、包裝赤色中國的尾巴媒體，實在很可悲。當然，因為談到「求田問舍」的古典精神，我同樣也藉此提醒台派媒體，要重視自己的「國士」身分，也要先培養好超越求田問舍境界的能耐，才能帶領台灣人衝破世代難關。

日本人以其殖民台灣的經驗，稱台灣人乃「愛錢、怕死」之輩，我認為這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有錢是一件好事；猶太人很會賺錢，有了錢之後，就創造了一個令人驚嘆的以色列國家奇蹟，這是一個很顯眼的例子。然而「愛錢」和有錢不同，那是一個充滿諷刺與輕視的名詞。中國共產黨現在說「買台灣比打台灣便宜」，就是隱含諷刺台灣人愛錢的鄙視戰略。台灣的商人跑去中國賺錢，有錢之後回台買媒體，就開始推銷共產黨不戰而降台灣的洗腦式資訊。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但以色列人會幹這種事嗎？──跑去敵國投資石油賺大錢（以色列是那個地區國家中，唯一不生產石油的），再回以色列經營媒體，每天向以色列人洗腦，要以色列向敵國投降？──全世界任何人都會告訴你，以色列人才不會幹這種丟臉的事，但當台灣人 在幹這種事時，我們為什麼習以為常？

或許這就是我們痛苦的根源。我們之中有少數人長期以來，為了擁有一個獨立國家，付出很多心血，但多數人其實是袖手旁觀的。公元二○○四年總統大選投票之前，曾有一場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運動，近兩百萬人走向戶外預定路線，聲勢浩大，展現了國民意志。我認為那是僅有的一次盛舉，人們用含蓄的方式，表達他們潛在的盼望。然而接下來的發展，卻又令這些夢想壓抑下來，主流媒體的影響力，迅即躍出並掌控一切。在這裡我們大概可以描繪出一個社會互動方程式，那就是：當台派菁英大團結時（如牽手護台灣運動），透過一種含蓄的訴求（委婉表達擁有獨立國家的夢想），其能量是可以超越主流媒體的掌控力的。而在尋求大團結的過程，台派任何領導菁英，只要一出現鬆動的跡象，主流媒體也會很快介入，讓這一股鬆動的力量膨漲擴大，以破壞團結的意志。台灣主流媒體所特具的邪惡因子，於此可見一斑。

最近有朋友去了一趟對岸中國，他說在書局看到一本共產黨在二○○三年所出版，專門探討台灣「親綠媒體」的書，除了分析媒體背景，更多的篇幅是在探究刊登廣告廠商背景──「新台灣」周刊自然是被鎖定的對象之一。中國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它為什麼不去探究為數眾多的統派媒體，卻對所謂「親綠媒體」那麼感興趣？這當然就是統戰的手法。對於統派媒體，它並非刻意忽略或不研究，它只是不公開出版而已，因為在長時期的接觸與合作之後，那一部分已經成為他們的「家譜」了。而用他們想當然耳的觀點，探討所謂的「親綠媒體」，則警示的意味相當濃厚。

我們當然不能被這種威嚇所制約。而在我長年的觀念裡，共產黨的出招或什麼，其實也沒有那麼重要；我們首要面對的，畢竟還是內部的正邪消長。我們不可能要求敵人來同情你或放你一馬，但卻可以要求自己挺直腰桿，挑戰大環境對我們的限制。就好像我一再提醒大家：就主流媒體的生態而言，我們是龍困淺灘了；但這不是要大家自我放棄，而是要大家去挑戰極限。最近大家在談論網球好小子盧彥勳的表現，那我們就應該記住一個重要的價值──盧彥勳為什麼受到國際輿論的欣賞與讚揚？那是因為他展現了「挑戰極限」的精神價值，且他又很純樸的表達了身為台灣人的光榮與驕傲。這兩項重要的元素，盧彥勳如果喪失其中任何一項，他在國際社會的分量，都將大打折扣。

挑戰極限的過程當然是痛苦的，然而一旦我們展現了集體意志，痛苦的過程就會化為文明的資產，也會逐漸獲得世人的肯定。

下次再談。